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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团拆毁黄村铁路时，直隶提督聂士成曾率武卫军驱赶，伤义和团数十人；后义和团攻聂军，聂士成多击杀之，于是义和团视聂部武卫军若寇仇。义和团两万人入天津，与聂士成相遇于路，持刀便砍，聂逃入总督署始免。义和团与聂部并肩抗击联军，见武卫军人少时，义和团总要“缚而戮之”。聂军攻租界十余战，义和团不予支持。某日，乘聂出阵，义和团拥至其家，“执其母妻女以去”。“灭洋”第一线，义和团亦善于磨擦、内讧。·輧·輱·訛 六月十三日（7月9日），聂士成抗击联军战死八里台，此时，义和团已不知去向。
——五月二十五日（6月21日）清廷向各国下宣战诏。次日，义和团即开始在京中大肆抢劫。抢百姓，自是随时随地，而朝中大吏府第亦难幸免。“孙尚书家鼐宅，被抢更烈，其公子所存仅一短衫，下体尽裸，而匪犹未满，以枪拟尚书，令交出黄白物（金银）。”“贝子溥伦，大学士徐桐，尚书陈学棻，阁学贻谷，副都御史曾广銮，太常张邦瑞皆被掠，仅以身免。徐桐、贻谷皆附和拳匪，亦不免也。”北京“打砸抢”开始时，天津义和团亦不落后，“劫掠无虚日，富户一空”。
——“仓场侍郎刘恩溥往天津，招集拳匪至十余万人，传太后旨，赀给之，来者日益多，颇不得赏，则公为寇盗，虏略杀人，胁取财物，不能应，辄夷其宗，喜纵火延烧，常数百家。自天津以南，民大徙，乃候于道庶杀之，曰‘防奸细’，坐死者又十数万人”。·輧·輳·訛 这杀人十万的“纪录”，已与北京相同。
——屠杀百姓外，义和团还有诛杀朝廷命官的纪录，如翰林院编修刘万毅，都统庆恒，游击王燮，皆被义和团指为“教民”，当即杀掉。庆恒是端王载漪的亲信，载漪统领义和拳，尚不敢迎救。庆恒一家十三口，同时被杀。尚书陈学棻、提督姚某，一被义和团杀于内阁大堂，一被杀于大街通衢。罪名是“二鬼子”。另有翰林院侍读学士黄思永、侍郎胡燏芬、通永道沈能虎、编修杜本崇、检讨洪汝源、兵部主事杨芾等，皆因没有通过义和团“神判”而被捕入狱，所幸历险逃出。
上引各条，用“行动”与“事实”向读者揭示义和团的“性质”。与他们“口号”所宣传的“扶清”、“灭洋”相比，这些“行动”与“事实”应是更有说服力的判断依据。
下面，是义和团领袖们的剪影。认识或评判一个组织，最简捷的途径，是看它的领袖。我们相信，谁若偶然读到下段文字，定然可以改变对义和团的先入之见、进而确立一些较新的认识。
前期的朱红灯，属开拓者型，虽然“出师未捷身先死”，却给义和团运动的歌德一派留下合理想象、虚于颂扬的空间。
后期活动于北京的义和团“大师兄”们，进宫入府，与端王载漪和军机大臣刚毅都能平起平坐。可惜因为端、刚之辈相继失势，这一大拨义和团风云人物亦未能留下大名。此为历史的一大缺憾。传说陕西土匪头子李来中，为驻京武卫军（原甘军）首领董福祥把兄弟，率众混入北京义和团，开始拳兵勾结，策划了不少烧杀抢掠。又有大盗王一觉，乱前乱中，都与端王、刚毅密商大局。复因此辈行动诡秘，当事人星散，李、王二人的一时功业也都处于失传状态。所好的是，由直隶总督裕禄奏保的天津义和团首领张德成、曹福田等，事迹昭彰，见于记录，传乎市街，可为轰动的义和团事业留一见证。今将二人事迹摘引如下，百年之后，凡我民众，皆可借此判定其黑白正邪。
关于张德成，罗惇曧这样介绍：
张德成，白沟河人，业操舟，往来玉河、西河间。时义和拳已传至静海县之浊流镇，有童数辈，方习拳，德成睨之而笑。众诘之，德成曰：“此为神拳也。”众叩其术，德成乃取一秫秸以黄纸掷地上，令众拾之，壮夫数人不能举。群大惊，罗拜曰：“真神师也！”拥之入巨宅，设坛焉。远近拳匪争来附，遥受节制。德成居浊流，声势甚雄。曹福田为天津拳匪之魁，其自署门榜曰：“署理静海一带义和神团”，曹盖以本任属德成也。德成语其众曰：顷睡时，元神赴天津紫竹林，见洋人正剖妇女，以秽物涂楼上，为压神团法也。他日又言元神赴敌，盗得洋炮机管，炮不得燃矣。更率众周行镇外三匝，以杖画地曰：“此一周土城，一周铁城，一周铜城，洋人即来，无能越者。”
五月，直隶四道员结伴去津，舟过浊流，遇匪将手刃之，皆叩首乞命，牵赴神坛。德成审为大吏，释之延坐，自炫其术，使达诸总督，请饷三十万，自任灭洋，皆受命，上书裕禄。裕禄乃驰檄召德成，不至；屡檄人，德成怒曰：“吾非官吏，何得以总督威严凌我耶！”裕禄谢过，命使以八人舆礼迎之。德成至，以敌体礼见，启中门迎之入。次日，宴于节署，德成忽若睡，呼之不应，俄欠身起，袖出铁炮机管数事，云元神出，新从敌中窃来者，敌炮皆废矣。裕禄深敬之。德成恒出入节署，以耀其曹。裕禄表荐诸朝，称其年力正强，志趣向上。复屡报战功，赏头品顶戴、花翎、黄马褂。
无何城陷，张匪挟巨资行。至王家口，索盐商王姓具供张。王以二人舆至，德成怒曰：“吾在津，制军以八人舆迎我，犹不时至，汝乃如是亵神耶！”不得已，假关帝庙绿舆迎焉。既至，盛宴之，德成犹谓不能下箸，推席而起。王不能堪，乃共谋刺之。共捕德成，余匪尽逃。德成叩头乞饶，众曰：“试其能避刀剑否！”共斫之，成血糜焉。余匪至白沟河后，推德成之弟张三，称三师父，挟至浊流镇，仍立“天下第一坛”，谓张三神力过德成十倍。联军已踞天津，将剿余匪于诸村，村人共逐张三，余军乃四散焉。·輧·輵·訛
按：张德成对于义和团的贡献，一是赋之“神拳”、“神团”之号，二是亲历了“招安”风光。他的生灭，较为完整地表现了草寇的投靠与王朝的收买。至少在天津，义和团已被清政府收编了。因而，此后的义和团称“匪”不确，称“革命群众团体”尤不宜，他们是保留了无政府惯性的政府团练。
关于曹福田，罗惇曧这样介绍：
曹福田，天津静海县人也，本游勇，嗜鸦片，无以自存，乘乱煽惑。初至津，登土城楼，询界何处，土人言东南方，即伏地向东南叩首，良久起曰：“洋楼毁矣。”东方烟起，万众悚然，盖适河东居民被焚也。既入城，而民跪迎，福田坐马上指挥令起立，早无须跪也。闻拳坛令阖郡持白斋，谕无须，言我亦饮酒食肉也。闻洋货店多被毁，亦云无须，洋货入中国久，商民何罪？津民以是尤信奉之。福田室中悬神像，关帝、赵子龙、二郎神、周仓也。令供本主曰圣上杨老师。福田整队赴前敌，以洋铁造鼓吹、大螺，红旗大书“曹”字，侧书“扶清灭洋天神天将义和团”。福田骑马，戴大墨晶眼镜，口衔洋烟卷，长衣系红带，缎靴，背负快枪，腰挟小洋枪，手持一秫秸，语路人往观战。至马家口，谓前有地雷不可进，绕道归。又令商民备蒲包麻绳各数千，麻绳备缚洋人，蒲包蒙其首也。福田不敢与洋人战，日列队行周衢，遇武卫军则缚而戮之，以报聂士成落垡一役之仇也。直督裕禄奏保赏头品顶戴、花翎、黄马褂，实虚报战功也。绅商虑开战则全城糜烂，力请于裕禄议和。裕禄令请命于福田，福田不可，曰：“吾奉玉帝敕，命率天兵天将，尽歼洋人，吾何敢悖命脉哉？”绅商哀之急，则怒命杀之，群哀请乃免。和议既阻，乃请另择战地，福田不可，曰：“若别择地，当先以租界归我。”张德成至，众复哀请德成许之，福田不可。众以商民生命为请，福田曰：“死者在劫数中人，吾扫荡洋人后，犹当痛戮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之人，完此劫数。”及马玉昆兵败，津城陷，福田易装遁。冬间私至静海境，众呼捕之，惊走。次年正月，潜归里，里人缚送之官，磔之于静海县。
按：曹福田还有一丝清醒，即不焚洋货，不罪商民。这比二十世纪上半期的学生运动动辄“抵制日货”的“愤青”行为还算有些常识。一个群体愚昧的民族，蛤蟆耗子能成精，是一种普遍的、周而复始的奇观。上当总是必然的。在接受世界文明之前，中华民族决无政治免疫力，这也注定了每有野火，曹福田式的人物都可以轻易变成群众领袖。
铺排到这里，相信读者对义和团的历史面目会有一个大体的印象了。还有一处“点睛”之功，不能不述，此即义和团于北京围攻各国驻华大使馆事。这是一件超国家级的大行动，是义和团由烧教堂、戮教民、杀教士而逐步升级的大功德。忽略了这一峰巅性事件，对义和团便难于作出盖棺之论。
前文已述，义和团入京，不是“闯”入、“打”入的。
有人“放行”，有人“延请”，一放一请，义和团即以“和平进军”的姿态进入九重皇都。有人请，即避免了牺牲；请者又是王爷与太后，这则让义和团从上到下都感受到皇恩浩荡。大烧、大杀、大抢的同时，这支“扶清”的民兵队伍也貌似恭顺地在王爷们协调下显示了几次“神拳”神力。
一是配合驻京武卫军攻打西什库教堂（北堂），前后历六十天整（6月16日—8月14日）。教堂内仅有正规守兵四十人，加上临时武装的教民若干，而围攻者却有数千之众。教堂巍然不动，义和团与武卫军则伤亡无数（仅围攻第一天的第一次冲锋，义和团即有四十八人毙命）。
二是配合武卫军围攻位于东交民巷的各国驻华使馆。围攻从五月二十四日（6月20日）开始，到七月二十日（8月14日）结束，共五十六天。史料显示，义和团仅仅参加了围攻初期五六天的战斗。由于武器低劣，义和团团民的冲锋总是被使馆守军的排枪遏制，牺牲巨大。受挫后，义和团以火攻为主，即靠近使馆往里投掷火炬、火球。处在使馆区边缘的比利时、奥地利、荷兰、意大利使馆，遭火攻而焚毁。另外各使馆亦不同程度受损。围攻结束，各使馆死亡数为五十八人，负伤为一百三十人，伤亡总数为一百八十八人。·輧·輷·訛 而进攻一方，损失极大。武卫军“死者无虑四千人”， 义和团死伤无确数，但不会太少。因为围攻之初，义和团还迷信“神功”、“神拳”真的能让他们刀枪不入，妄目冲锋，牺牲自然惨重。
但这牺牲与“灭洋”、与“爱国”都搭不上边儿。一个显而易见的历史事实则是：在八国联军这支“洋军”的进犯过程中，义和团并未参加北京保卫战——在参加了最初一星期的使馆围攻战后，义和团在北京的任务主要是骚扰地方安宁；也未参加天津保卫战——除零星扰敌外，他们倒是认真扯了聂士成部武卫军的后腿。“洋军”压境后，义和团出于自保，化整为零，在京、津之郊偶有袭敌之举。这与清朝正规军勇敢而无效的抵抗，构不成“并肩作战”或“联合作战”的格局。当代史家混化军功，总想给义和团“灭洋”捞分，看来证据不足。
“灭洋”，谈何容易。但“惹洋”的任务，义和团总算完成了。
仅以焚堂灭教后又助攻各国大使馆一事论定，义和团便超额完成了招惹洋人大举入侵中国的任务。有心人如果列一张时间表，看看洋人们究竟是在哪一天才决定入侵京津的，就可以理出“侵略”与“引发侵略”的必然联系。
今天，我们固不能小看围攻一个正常邦交国大使馆的事件。
退回一百年，这也不是当代愤青所理解的“爱国行动”。因为，即便在“侵略与反侵略”的背景下，中国也是依据国际公法、国际惯例或国际关系准则与世界各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在外交关系确立的背景下，烧教堂，杀教民，戕教士，戮公使，毁使馆，不但是非人道的，也是公然的、单方面的“战争行为”。清政府假义和团之手开了一个践踏国际公法的先例，八国联军的战争罪行，是在这一铺垫基础上的借力打力。
有因有果，有罪有罚；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二、“五大臣”喋血菜市口
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五月仲夏，由于直隶近京各州县十万（一说二十万）义和团汇聚京师，北京城的外廓内城，大街小巷，一时间涌动起红色的人流——红头巾、红护腕、红腰带、红缨枪、红刀穗、红旌旗、红披风，再加上因为干热、因为兴奋、因为意外地扬眉吐气、当家作主而焕发的满面红光，真的让红色泛滥成帝王之都的第一流行色了。
燃烧的红色，是火。从外省烧到京城，义和团们从火焚一个旧世界中获得了破坏的快感。
流淌的红色，是血。教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