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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血是一个“罪”与“罚”相互累加的过程。因为有“侵略”与“反侵略”的时代背景，百年以来，中国的精英历史学者一直用讳言义和团的非人道烧杀，编织一幅“群众运动救国”的幻图。在下说朱红灯，无意于对整个义和团重建新时期的评价体系，只想抽取一段线索并提醒世人：这不是纯净的纤丝，它仅是一截血污的草绳。
朱红灯死，山东义和团垮。不是少了一位首领，而是来了一位克星。在毓贤离任的那一天（1899年12月26日），袁世凯抵达济南，就任山东巡抚职。碍于清廷“以晓谕解散为主，毋轻用兵” 之谕，上任伊始，袁氏亦曾对山东各地拳众出示晓谕，疏导劝诱，但不久，他便以权力者的清醒，认识到义和团气不可纵、势不可长。在上有弹劾、下有骚扰的两难之中，袁世凯于上任不满一月的时候，即上折抗辩，极言义和团不可纵容：“该匪虽托名仇教……侈口于洋人可灭，借以行其耸动号召之私，而不知其伎俩毫无……就使其能纠合百十万人，鞭挞五洲，尽驱彼等，而该匪等势成燎原，不可向迩，国家又将何以制其后？”袁氏对义和团决意取缔，得力于一位高人的指点，此人即时任山东布政使的张人骏。
开始，袁世凯对义和团剿抚难定，一日，晤张人骏，询以大计，张答曰：“公试揣此类妖妄之徒，古来有能成大事者乎？如料其能成，自宜善遇之；若策其必败，则亟须早决大计，毋为所牵率而获重咎也。”·輥·輵·訛 袁闻言，大悟，遂一改毓贤抚拳媚团之政，而专力于拒拳保侨（教）。这是徐一士的记述，想来不谬。徐一士认为：袁世凯“有术无学，重利害而轻是非，张氏以利害之说动之，宜其折服”。 是非为虚，利害为实，袁世凯秉一省大政，故一人之利害，实一省之利害，趋利避害，亦属大局；后生局外诸公，万不可以轻言否定。袁世凯在山东杀了一批义和团成员，有的为教案中杀人凶手，如肥城教案之孟洸汶、吴方城；有的为朱红灯义和团后期重要首领，如王立言、王玉振、朱士和、陈光训等。杀了少数人，救了多数人，山东义和团至光绪二十六年（1900）三月遂告绝迹。教民得安，百姓得安，官吏也得安。拿袁世凯与山西巡抚毓贤比，与直隶总督裕禄比，袁氏便因与义和团划清了界限，得免陷毓贤流放、杀头及裕禄自杀后又褫职的惩罚。
这样比，太个人化、太功利了，但看看北京、天津二地因优容义和团造成的人的牺牲与物的毁弃（联军毁弃之前），后人自可想见失控的“群众运动”对于国家民族的损害几乎是毁灭性的——正因为起事者原本一无所有，所以他们要以创造“一无所有”的局面为最大满足。
袁世凯的驱赶政策，让义和团在山东的活动画上句号。光绪二十六年春，义和团活动中心由山东转入直隶。看一看柴小梵的《梵天庐丛录·庚辛记事》，我们可知义和团由东省入直，其实是“打回老家去”。
拳匪起于山东，而大祸之发，乃在直隶，东省得安闲无事，则巡抚袁慰亭剿匪之功不可没也。东省义和团，创始于嘉庆时，蔓延至于直隶，数十年来，人俱视之为邪教。及毓贤任东巡，颇尊信之，于是直隶古城、清河、威县、曲周等处之匪渐渐南下，流入东昌之冠县，自冠县及于东昌各属，再由东昌、曹州、济宁、兖州、沂州，济南等处潜萌滋长，至己亥秋间，其势大炽，然仍出没黄河以西，而以直隶为老巢……
袁世凯的高压政策，让义和团演出了一出“凤还巢”而已。
重回直隶的义和团，经过了“山东洗礼”，在“质”上发生了突变——有了新口号、新旗帜、新的传播方式、新的战略目标——因而在撤出山东仅仅半年之内，便由“乡村拳坛”跃上“国家拳坛”，他们造成的影响及伤害，也是全局性、时代性的。
大多数研究者公认，义和团由山东进入直隶后，有一次景州休整，此后便兵分两路，一缘大运河入津，一缘芦保铁路入京。这等于承认，义和团在直隶省内有一次“小长征”。这一说法的资料支撑存在明显的缺项，如义和团的上层领导结构及成员状况、决策过程、指挥协调系统、后勤保障实施等。考虑到进入北京的义和团有十万之众，进入天津的义和团有二三万之众，这么一支人马的千里流动必然有极为充分的维持条件。但看公私文档，义和团的北上“小长征”快若飘风，易若流云，似乎省略了一支庞大队伍赖以存续的所有繁杂。这促使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思考义和团直隶北上。或许：
这根本就不是一次“小长征”，而是一次“大串连”；
不是一次集群性奔袭，而是一次系列引爆；
不是一次拳民的大行军，而是一次首领们北上布道。
结果是：进入京津的义和团，不再是山东义和团或冀南、冀中义和团，而是由义和团首领在北上终点地区快速吸纳的全新的徒众。
因为压根就不存在一支千里奔袭的有组织的队伍，因为所有的阵前鏖战都是临时啸聚者的即席表演，所以当义和团波及到北京、天津时，便有了最庞大的队伍、最狂热的心态，以及最失控的冲击力量——这也是义和团极度膨胀、骤然消亡的内因之一。
有一个外国人，即斯特林·西格雷夫（Sterling Seagrave），在他的《龙夫人：慈禧故事》一书中，不经意地点到：
有些西方人的印象是：一群群的山东“拳民”正在向首都蔓延。但事实与此相反，那些“师傅”们并没有带“拳民”跟着他们，而是在接近城市的时候一路招募、训练新的信徒。这种情形进一步强化了这样的印象：正是那些师傅（而不是信徒），才是这场运动背后的政策的关键，也是义和团“拳民”和铁帽子们之间的联系纽带。
局外人的、非学院派的判断，近乎事实。
义和团的首领（师傅），是一批串连者、点火者、宣传者、布道者。为了“速成”团队，他们将传统拳术的演练由“童子功”、“终身功”，减少到“浑功百日，清功四百日”，最后再压缩为一星期，甚至一天完成，这便是“神拳”。中国无所不在的愚民最爱投机取巧，一天就能练到刀枪不入，谁不一试为快？
后期义和团，不再求“强”，而在求“大”。义和团一路发展，一路放火，火的蔓延与义和团的蔓延同一路数。
本文指出义和团的这一爆发特点，意在推出这样的结论：后期义和团已经脱离了原初的教民冲突、民族义愤，而将“灭洋”变成了集体暗示，将“神拳”变成了集体假想，因而表面上轰轰烈烈的一场“群众运动”已经蜕变为义和团首领的“运动群众”、“愚弄群众”，并借“群众”的团伙之力哄抬起个人的权力满足。
一路向北蔓延，“扶清”的口号是为欺骗清政府的。偶遇政府阻碍，他们扔掉“扶清”的大旗，会立即投入“反清”之战。而“灭洋”，与反帝卫国不沾边，只留下焚烧教堂。
义和团的“放火政策”从占领保定时，即已确立。火烧保定城内所有天主教堂和耶稣教堂，火烧定兴县仓巨村天主教堂，火烧新城县天主教堂，火烧涞水县高洛村教堂。光绪二十六年四月四日（5月12日）是个血腥的日子，集结于涞水县高洛村的义和团在焚烧教堂后，又集体屠杀教民三十多家。在任何一个法制确立的国家，这都是不人道的犯法与犯罪。闻警，知县祝芾率兵弹压，义和团人多势众，祝芾败走。上报直隶总督裕禄，裕禄本是一个极力袒护义和团的地方大吏，面对形同叛逆的烧杀，他也只好派兵镇压。记名总兵马福同率马队、步营赶到涞水，四月十八（5月16日）、十九日（5月17日）两战两胜，义和团首领梁修被擒。马福同太天真了，他不想多杀人，于是发布告示，劝其解散。在清军大部队撤走的形势下，义和团集合各路援军，以少胜多，突袭少量清军马队，马福同战死。·輦·輰·訛 涞水之战，是义和团自污“扶清”大旗。
涞水之战的胜利，仍然不能表明义和团的强大。但他们毕竟胜了，毕竟兵临北京、天津城下了。其间的奥妙，在于有人要“放”义和团北上、要“请”义和团入京。如若无人“放”、无人“请”，义和团大抵只能是一群乡下“红卫兵”而已。
“放”与“请”的话头，暂且放下，留待下节专论。因为本文对义和团“扶清灭洋”的实绩考辨不足，而这又是被所有肯定义和团的学者忽略不载的，所以我们还要接上线索，或例举事实，或径引旧闻，以彰扬义和团的真相真功。
为了叙述的简约性，亦为了方便读者记忆，我们在下一段文字中将不再考辨口号，而只捡取典型事例；不再泛说拳团，而只突显义和团领袖人物。执此二端，或可较为近似地获取义和团的真切影像。
——光绪二十六年四月二十九日（5月27日），义和团占据涿州。用了两天的时间，至五月二日（5月29日），他们发动群众，将涿州至长辛店百里之间的铁路、桥梁、车站、电线杆彻底拆毁。同时，北京至廊坊铁路、车站亦予破坏——后来，毁路拆桥竟然发展成一种“反帝斗争”的参照模式。 斗争者总是快意于这种大破坏，乐此不疲，视若优良传统。
——五月五日（6月1日），义和团一部占顺天府永清县，攻击教堂，杀英国教士孙牧师，即查尔斯·罗宾逊（Charles Robinson）及孟鹤龄（H·V·Nerman）二人。
——自五月十六日（6月12日）进京之后第一次火烧教堂、即东华门外教堂起，义和团将火烧教堂及教民住宅视为常事。五月十七日（6月13日），他们火焚右安门内教民区，凡教民，无论男女老少，一律砍杀。此次屠杀的指挥者，为一僧人打扮的义和团首领。·輦·輳·訛 当日晚又焚毁崇文门内路东奉真教堂、东堂子胡同医院、椿村胡同、勾栏胡同二教堂等。·輦·輴·訛 次日，焚宣武门内南堂，又焚宣武门大街耶稣堂、并医院两处，民房三百间，死教民无数。复焚西城根油房胡同、灯笼胡同、松树胡同教民房数百间。
——五月二十日（6月16日），义和团火烧正阳门（前门）外大栅栏之老德记洋药店。开始，拳民以药水瓶为洋酒，饮而知误，遂以煤油引火烧店。火起，各店家求救，义和团首领曰：“有人泼秽水，破吾法力，可恨可恨，吾无能为力矣。”首领逃逸，大火蔓延，“火延之地由大栅栏、珠宝市、粮食店、煤市街、煤市桥、观音寺、西河沿，延及前门外城楼东西荷包巷、前门桥西及大街西一带四千余家同归于烬”。次日，义和团复“焚西单牌楼讲书堂，延烧千余家。东城一洋货铺被匪纵火，又延烧四千余家。自明初都有燕迄今，数百年之精华尽矣”。
——自义和团进京，“城中焚劫，火光蔽天，日夜不息。车夫小工，弃业从之。近邑无赖，纷趋都下，数十万人，横行都市，夙所不快，指为教民，全家皆尽，死者十数万人。杀人刀矛并下，支体分裂，被害之家，婴儿未匝月亦毙之，惨无人理”。 “十数万人”或夸大了，但任意杀人，当为事实。
——义和团协助董福祥甘军攻东交民巷使馆及西什库教堂，久不下。“拳匪既不得志，无以塞后意。乃噪而出永定门，乡民适趋市，集七十余人悉执而来。伪饰优伶冠服，儿童戏物，指为白莲教，下刑部。一夕未讯供，骈斩西市。有妇人宁家，亦陷其中，杂诛之，儿犹在抱矣。”·輦·輷·訛 另有资料披露义和团还曾抓乡民百多人，充“教民”杀戮。其实，他们杀的“教民”，十有八九为“平民”。
——“京中教民，今日（五月二十七日）所杀者有百人之多，在庆邸外行刑。审问者为庄王、贻谷、芬车、桂春，甚为残忍，多有无辜枉杀者……六月初四日，……今晨庄邸门外杀死教民九百余人……即数岁之小孩亦不免……闻老佛斥责庄王不能约束拳民，任令横行。”·輧·輮·訛
——八国联军攻天津，直隶总督极言义和拳可用。及上阵，义和团首领并不上前，而是“驱童稚为前敌，直犯敌军，排枪起，恒毙数百人”。·輧·輯·訛 驱赶少年送死，为一大发明。
——怀来县西北隅，有一古刹白衣庵，主持僧颇有戒行，一日，与人言及拳乱，“僧颦蹙曰：‘阿弥陀佛，此辈号称义民，而比来行径乃复如此，直与盗匪无异……’次日早晨，即闻拳匪数千人置绕该寺，将某僧捆曳而出，无可加罪，则曰：‘此白莲教徒党也。’竟积薪焚死之，厥状甚惨。人人咸知其冤，而莫敢一言”。·輧·輰·訛
——义和团拆毁黄村铁路时，直隶提督聂士成曾率武卫军驱赶，伤义和团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