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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还是个不时识务的蠢货，有一点是明白无误的－－那就是我要倒霉了。我因此再次成为焦点人物，人们怀着不同的心态极有耐心，极敏锐地关注着我的状况。看来在分享他人快乐和看别人笑话之间，我们不少的同胞更加赏心悦目于后者。
首先是房子问题化为泡影，我梦寐以求的属于自己的小天地依然是个徒劳的梦。我局新建的宿舍楼已经峻工，糜局长许诺的三室一厅被另一个比我年龄小两三岁的门卫夺去，我质询的结果是别人是试婚夫而我是单身汉。
其次是我参加建党积极分子组织活动的权力被中止，瑶姐正式通知了我。我据理力争，谁也不能剥夺我爱党爱组织的权力！她只说了句她负责通知，其它无能为力。我被林副局长搪塞又被糜局长回避。还有公费旅游的权利，混吃混喝的权利，洗桑拿的权利，唱卡拉OK的权利，花钱不多抱着暧和的权利，一步到位的权利，打业务麻将的权利，奖金、分红、回扣……
一概被剥夺了。
最后，我仅有的权力是打开水、拖地板、擦玻璃、交信件、值夜班等差役。这份工作以前一直是雇的一名临时工干，我和刁得花散伙后第二天他就被糜局长辞退了。我从轻蔑中接过空水瓶又从污辱中送进鲜开水，我在不屑中被唤来又在渺视中被召去。我成为一个名符其实的勤杂工。整个儿感觉是泥鳅掉进了面缸里――灰溜溜的。这些都让我难以忍受，但不久更大的灾祸降临在我的身上，我差点成了“李犯亚非”那种人物。
那天早上打扫完清洁后，我腰酸背痛直冒虚汗，我沏好一杯茶枯坐，缓过气来后找起一份《参考消息》消遣时光。突然瑶姐大叫起来：“哎呀糟了！香烟丢了五条，三条玉溪两条红塔山！谁看见了？”
众人大惊，都摇头，有的翻报纸抖动，有的朝桌下望。
“钥匙是你在保管，怎么会呢？”老袁问。
“昨天下午忘了带了，”她一边翻箱倒柜一边说，忽然她又高了八度地尖叫，“天哪，还掉了两份省上传真过来的文件！”
“昨天是谁走最后的？”她转身问。
“是，是我，”我的心怦怦直跳，“我……我没看见。”
“是吗？”她有些阴阳怪气地看着我说，“那是两份机密文件，丢了我可负不起这个责任。
小李，你再仔细回忆一下，是不是不留心带走了报纸，文件当时我夹在报纸中，还没来得及往柜里放。”
我更加慌张了：“怎么会呢？我要那文件做什么？我也很少吸烟，这你知道。”
“文件对你不重要但对局里很重要，香烟都是次要的。”她目不转睛地盯着我。
“不得了，我们局里可能出了间谍。”我一摊手一耸肩。
“反正只有你进去过，反正……”她唠唠叨叨，咋咋哇哇。
“瑶姐，你的意思就是我偷了文件和香烟？请你说请楚！”我质问她。
“我又没有明说就是你偷的，你心虚什么？人正不怕影子歪嘛。”她居然这样说。
我忍无可忍，猛地站起来说：“我心虚？我心虚什么？我从小长大没拿过人家一针一线！我倒要问你，为啥迟不丢早不去，你一管钥匙就丢？我看是小偷做保管－－兼守自盗，贼喊捉贼！你还是先怀疑你自己吧！居然怀疑起我来了，他妈的×！”
她的脸如刚一触到针尖的屁股一样猛地一缩，刹时无话可说，过了一会儿才在她的办公桌前喋喋不休地絮叨起来：“……谁吃多了撑着没事干，连文件都要偷，要是见了钱呀，就要去抢了，简直是见鬼了！……中国人的素质就是低！……”
众人都极有兴致地坐山观虎斗。我想说多了反而此地无银三百两，就索性继续埋头看报纸喝茶哼歌曲，不再理她。整天办公室的气氛不对劲。瑶姐把桌上的东西摔得啪啪直响，我便报以干瘪渗人的冷笑。
我再次成为嫌疑犯仅仅在一周之后，这次被盗的是传真机上的电话手机。一切都似乎事出有因，有所预谋，更具针对性。本来上次丢失香烟和文件之后我就十分注意自己的行踪，尽量不要单独呆在办公室，一到下班时间就赶紧溜之大吉。连我自己都不明白怎么这么快就又被诱入彀中。
那个周末收到寄自澳大利亚悉尼的来信，着实让我兴奋了一阵－－我以为郑钱那小子早忘了我。他早已旧貌换新颜，西装笔挺神龙活现。相片的背景就是著名的悉尼歌剧院，它既象几片巨大的白色花瓣又象几个重叠在一起的庞大贝壳，在碧海蓝天中斜展开来。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娶了那个悉尼洋妞并理所当然地加入了澳籍。他经营了一家中国工艺品商店，专营一些唐三彩、景泰蓝、瓷器、刺绣、纸扇、文房四宝，以及一些没有名气但是足以诓住老外的中国准画家、准书法家、准诗人的作品。生意不错。他拥有一个发达国家中产阶级家庭所拥有的汽车、洋房、保姆等一切物质生活条件。这个家伙已经做了父亲，他的漂亮的混血儿的裸照就在我手上－－他计划生一圈！我感到人生真是无常，人的命运真是无法捉摸。我给他写了封中英文混杂的长信描述我的一切，不知不觉进入了写作状态，忘记了正常的下班时间，直到暮色茫茫，光线昏暗得无法再辩认字迹才醒悟过来。我拉亮灯，草草结束，还作了些修饰。
星期一早上，照例是瑶姐尖叫传真机上的手机不见了。谁都知道，那个手机接上一根电话线头就立即成为一个袖珍电话，这种袖珍电话最适用于家庭，和电话线串起来放在床头上可以免去许多麻烦。瑶姐是在发一个传真文件的时候发现这个案件的。
办公室照例是一片惊慌，每个人都争先恐后地表示着自己的清白。糜局长闻讯过来，他不问青红皂白地大发雷霆。
“你们办公室是干什么吃的？一会儿这不见了，一会儿那又不见了！上次丢的东西现在都还没有查出来，这才几天！简直是一群蠢货！一群猪！”他骂完气呼呼地走了。
每个人都大气不敢出，面面相觑噤若寒蝉，直到糜局长走之后才嘁嘁喳喳起来。
“前几天都还在，林副局长还在上面接过传真文件，是不是呀林副局长？”瑶姐问。
“是呀，那天都还在，这几天下班是谁走最后的？”林局长问。
谁也说不清几天前是谁下班走最后的，但是前天下午我给一个外国朋友写信却是人所众知的事，因为我用英语写信引起他们的围观和赞叹，他们也知道下班后我仍未完成。
“是我。我，我没注意。”我嗫嚅道。大家都转而看我，瞬间我又成了焦点人物，就象一个裸体模特画挂在众目睽睽的大街上，每个人的眼中都有一种各具特色不可理喻的神色。我刹时窘迫起来，感到比做了贼还难受，再看看每个人质询的目光，他们似乎都在等待我再说点什么。我考虑片刻，索性勇敢地迎接了他们的目光，笑嘻嘻地说：
“同志们，别用公安干警、武警战士的那种目光看着我，那是对待阶级敌人的，我享受不起。
”
“没那么严重吧？”林副局长也笑了。
“可是就有人要设置陷井让自己的同志去踩，非要把这人民内部矛盾往那敌我矛盾上引，非要将同志的名字往布告上印，非要置同志于死地而后快，文革心态多阴险呀！”我大发感慨地说。
“你这是什么意思嘛？”瑶姐不满地问。
“没什么。不过我倒有个办法。”我说。
“什么办法？丢都丢了。”林副局长说。
“短短几天就发生好几起严重的被窃案，而且看起来都好象与我有关，我就这么不清不白？我有权力证明自己的清白，如果诸位不反对的话，我想报警。”我说完见众人大惊，嘁嘁喳喳议论纷纷，不反对也不支持。
“有这个必要呀？”林局长不以为然地问，“丢都丢了，算啦。以后注意点就行了。”
“不行，这是原则问题！对在座的每个人，尤其对我都很重要。谁愿意受这种不白之冤呀？谁没有一点自尊心？狗憋急了要跳墙，兔子憋急了还要咬人。就是最没有人味，奴性十足的太监奴才，你憋急了他都还要呐喊一声把根留住呢！为了国家的财产和机密，也有必要查出这个内奸。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分清敌友，敌人怎么能混在自己人当中呢？此贼不除，说不定还会出事，到时我们脑袋掉了都还不知道是怎么掉的，不行！非得把这家伙揪出来！你说呢瑶姐？看把你急的！”我毫不示弱。
说完我看了一眼尴尬的瑶姐就拿起了电话，我拨通了匪警电话110。我报告了我局近几日内连续发生了几次失窃案，尤其是两份重要文件失窃，关系到国家机密。回话者不敢懈怠，异常严肃询问了我局地址和我的姓名，因为马上就下班了，他要求我们保护好现场，他们下午两点就到。
我坐在桌前留意了每个人的神情，都极力地在尴尬中展示着坦然，那表情，活象一个面瘫患者在表达意见一样滑稽。空气却凝固了似的。我一阵惬意，唱起了歌曲《别来纠缠我》“……你别来纠缠我，别来污辱我，这是新的中国，你不要再害我……”
下午两点刚过，果然一辆警车就呼啸着开进了我局大院，两位公安从车中出来，阴沉着脸上了楼。局里顿时人声鼎沸，一片慌乱，人们逮谁问谁：“出什么事了？出什么事了？”
我和保卫科长接待了他们两个，泡了两杯茶，他们不喝，立即开始勘察现场。他们先拍几张照片，又戴上雪白的手套到处磨磨蹭蹭，用高倍放大镜小心翼翼地寻找蛛丝蚂迹，他们还打开窗户察看窗台外墙，最后又坐下来详细地了解了失窃经过，录了好几个人的口供反复研究。不久糜局长把他们两个径自请到局长办公室去了。约摸过了半个小时，我被召到糜局长办公室，我进去后看见办公室里烟雾缭绕，两个局长和两个公安正在说笑话。
“糜局长，林局长，你们找我？”我尽量显得不亢不卑。
“李亚非，你在胡闹什么？添什么乱？太不象话！”我从未见过糜局长对我如此大动肝火，林局长的脸上也冷若冰霜。两个公安不屑地打量我，不理睬我。
“局长，我……我有难处。”我嗫嚅着申辩道。
“难处？什么难处？有谁说是你李亚非偷了东西？你心虚什么？”糜局长拍着桌子站起来。
“我正因为不心虚才报了案。局长，这种小人不查出来，后患无穷。”我豁出去了。
“小气，为了这种小事，就不顾单位的影响！”他的火气更加大了，他又吼了一句，“要是安全文明单位和综合治理先进单位的牌子被摘下来，我处理你！”
“局长，你要是没别的事，我走了。”我硬着头皮说。
他不耐烦地挥挥手：“走走走！乱弹琴！”
不久又一个检查团进驻我们局，那天糜局长通知后勤在“皇族酒楼”安排几桌，特别嘱咐按二级标准接待。才开始那个比糜局长还胖的团长不愿意留下来吃饭，说正在风头上别让他犯错误执意要走，出现了令人尴尬的僵局。幸好里面有一个和老牛共过事，刚来时当着糜局长和林局长的面和老牛寒喧了好一阵。林局长赶紧让老牛出面。老牛就给那个头儿反复解释，这只是顿工作餐，四菜一汤，全国都这样的标准，反正也不违反标准，他的那个同事也从中斡旋一番。胖团长遂喜逐颜开，摸了摸将军肚，抿了抿嘴唇，作半推半就状，略作犹豫就说：“好吧，四菜一汤，下不为例呵！”老牛就这样破天荒地被拉去陪酒了。瑶姐自然也是座上客了。
那天下午是瑶姐安排我陪老牛去市里几个机关单位取锦旗、奖状的。还要我把两万五千元的转帐支票送到蒙城电视台。路上我开老牛的玩笑：“这下子你犯戒了，你说过你要出淤泥而不染，着青莲而不妖，中通外直的嘛，怎么，顶不住了？”
他却说：“不吃白不吃。”
“嗬，观念转变得快嘛，”我笑他，“只可惜你机会不多，再说为了四菜一汤就晚节不保，也太不值得了吧！”
“四菜一汤？开玩笑！”他得意地说，“我还从来没有这么好的口福呢！啧啧！”
“大不了鸡鸭鱼肉嘛，”我说，“喝的工农兵牌老白干，你以为我没吃过？”
“鸡鸭鱼肉？笑话！鸡鸭鱼肉滚下去，乌龟王八爬上来，喝的是茅台五粮液，走时还送了检察团每人两条烟。操他娘！共产党的天下就被这些败家子吃垮了！”我不知他是赞叹还是咒骂。
走着走着忽然老牛又神秘兮兮地对我说：
“小李，你知道我今天中午发现了什么事？天大的秘密！”
“什么秘密？”我不经意地问，想我的心事。
“不得了不得了！”他直叹气。
“西哈努克访问蒙城了是不是？”我开玩笑。
“不敢说！不敢说！”他直摇头。
我这才觉得不对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