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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口袋里掏出五百块钱，放在桌上，对韦秀说：“今年稿子不好卖，这次回来总共才拿了七百多块钱稿费。”
韦秀抹着眼泪说了句：“奶粉也停掉了，日子真的没法过了。”
我说：“能不能不要打官司了，律师费、诉讼费实在花不起。”
韦秀警惕地看着我：“只要你把儿子给我，我就同意协议离婚。”
我说：“儿子跟你过，心灵会被扭曲的。”
韦秀又露出了凶相：“儿子跟你过不会走正道，不仅心灵要被扭曲，还会被饿死，你不配做父亲！”
这一刀捅得我心里鲜血淋漓。望着阴暗而发霉的墙上还挂着我们结婚时的照片，两个人幸福而盲目地笑着，我觉得这是对今天这个场景的巨大嘲弄。韦秀跟我恋爱的时候，我正在一家报社拉广告，她以为嫁给了一个大记者，后来才发现我是一个拉广告的临时工，不过那时候，我的业绩相当可观，她这个普通工人的女儿平生戴的第一枚戒指就是我当时送给她的，她吃的第一顿肯德基也是我带她去的，她很别扭地在外国的灯光下使用着刀叉，充分享受着物质虚荣带给她的生活情调。她一直活在没有情调的生活中，就像她的父母一样。然而当她将赌注押到我身上时，没有充分考虑到股市是有风险的。
我找到法制报记者李成品问他有没有需要写贪官的稿子，我打算把我舅舅郑天良的事写出来卖一些钱，最好能给我提前支付一点稿酬，不然这个冬天我将走投无路。因为我请李成品喝过一次酒，所以他对我还算比较客气，他给我引荐了一位南方的书商姚遥，姚遥请我和李成品在“椰岛海鲜楼”吃饭。
姚遥开门见山地对我说：“郑天良的级别太低，副县长被枪毙是没有什么卖点的。”
我讨好地给他敬了一杯酒，说：“郑天良一生的经历还是很有些发人深省的，我想从他的堕落中挖掘贪官的人格分裂与自我异化的本质。”
姚遥手上套着粗如手铐的金链，他用戴着钻戒的中指漫不经心地敲着桌子：“你不要给我故作高深了，我们对你要揭示的性质毫无兴趣，我们需要的是贪官们令人刺激的腐败表演，我们这套书选的都是厅局级以上的高官，省部级要占一定的比例，而且定位非常明确，书名就叫《100 个贪官与他们的女人们》，你手里的这个副县级小官只能是在这一百本书中起到插花点缀的作用，如果他在搞女人方面有突出表现，还是可以考虑入选一本的。”
我的腰和我的尊严同时弯下了：“我舅舅，不，郑天良这个贪官在玩女人方面也是穷凶极恶的，比起高官来，有过之无不及。”
李成品吐出了嘴里的海蟹壳，补充了一句：“贪官难过女人关。”
姚遥轻松地接上话题：“在我看来，当官如果不搞女人，还有什么当头，除非他真是把共产主义当作信仰了。”
我与姚遥签了一个意向性合同，答应写一本。要求是必须要刺激要赤裸裸地写贪婪和淫荡，纪实加虚构。总之要有市场卖点。速战速决，二000 年十二月底前必须交稿。千字两百，二十万字。我默默地算了一下，写成后可赚四万块钱。
我决心以出卖我舅舅的腐败经历来换钱换烟换酒换我儿子的奶粉，现在多少书商和写手们就靠腐败分子被逮捕和被枪毙的内幕过日子，这就充分说明腐败分子们对社会是有贡献的，最起码像我一样的穷人对这个冬天有了活下去的信心。没想到，我舅舅郑天良在活着的时候不帮我的忙，死后却来为我出力了。
然而当我再回到合安县了解情况的时候，我舅舅的表现远远没有达到书商所说的“刺激和赤裸裸地淫荡”的要求，我舅舅郑天良虽然罪大恶极，但他作案只有一年多的时间，在大部分岁月里，他是一个口碑很好、求真务实、廉洁奉公的干部。而我感兴趣的是，郑天良的一贯优秀的表现究竟是不是装出来的，还是另有其他原因，我对破译谜语更有热情。
郑天良除了开会很少去县城，他在马坝乡寻找到了安慰与成就。
6
合和酱菜厂是郑天良一手创办的，因此，这个厂和郑天良的政绩之间构成了相互注解相互命名的关系。至一九八七的时候，酱菜厂已经建成了六千多平方米厂房，两百三十四名职工，利润八十万元，成为全县最耀眼的企业。郑天良对这个企业是有些偏爱的，他三天两头蹲在厂里，像个监工一样。八六年底，他下决心撤掉了原厂长赵全福，赵全福是郭诚副书记的表弟，原来当过油厂的厂长，算是有些经验的老同志，但他没有经乡政府同意，擅自在省报上花八千块钱宣传酱菜厂并肉麻地吹捧自己创业的光荣历史，年底又以送年货的名义给县政府送去了两千四百瓶酱菜，价值六千多块钱。郑天良知道后将赵全福臭骂了一顿：“你有什么权力花八千块钱为自己在报纸上涂脂抹粉，你凭什么慷集体之慨，用企业的钱到县政府去讨好卖乖？有多少家业不被你败光？”赵全福反抗说：“现在连中央都提出要加大企业自主权，我连送几瓶酱菜的权都没有，还让不让人干了？”郑天良说：“是的，是不能让你再干了。你去当推销员，体会一下挣钱的辛苦，这样以后才不会乱糟蹋钱。厂里一瓶酱菜才赚几毛钱？你一挥手成千上万就没有了，我看你根本就不像农民出身的，倒像地主资本家的阔少。”赵全福被撤换了，年轻的推销员于江海当上了厂长，乡党委会上郭诚提出了不同看法，郑天良说：“于江海虽然只有二十六岁，但已经走南闯北五六年了，成绩明摆在那儿，干企业就是要靠实力，就是要论功行赏，就凭他能把城里姑娘娶过来做老婆，就能当厂长。”
合和酱菜厂换厂长的事在县里并没有引起太大的震动，据说赵全福找到黄以恒县长诉过一回苦，他说：“黄县长，郑书记就是因为我给县政府机关过年送了点酱菜就撤了我，太冤了。”黄以恒说：“我们一般不会干涉乡镇干部对企业的管理，如果你说的话是真的，我完全同意郑书记的决定，你一个乡镇企业能有多少钱经得起乱送乱花的？反正我不知道年底发的酱菜是不花钱的。”
马坝乡已经成为全县全市的典型，乡镇企业产值和利税进入全省“十强”乡镇的第六位，马坝乡以“合和”酱菜、面粉加工、农具生产为龙头，形成了三大产业支柱。水涨船高，此时的郑天良在马坝乡的群众心目中无疑已成了一个救世主，一个太上皇。有一个传说是，去年秋天王卫村两户人家吵架吵得快要动刀子了，没拿刀子的人说：“郑书记讲过，要文斗不要武斗”，拿刀的那个人就立即放下刀子，不敢再吱声。尽管这话郑天良从来就没说过。
郑天良整天在村里转，在蔬菜地里跟农民一起讨论蔬菜的施肥与病虫害防治，一次郑天良在刘庄村遇到了兽医小丁在帮一户农民骟牛卵子时被牛一甩蹄子踢得蹲在地上捂住自己的裤裆，骑自行车路过的郑天良下车后狠狠地嘲笑了小丁一通：“你这破技术，还骟牛卵子？让牛给你骟卵子算了。”围观的群众都笑了起来。郑天良从小丁的手里拿过刀子，熟练地在刀布上荡了两荡，然后说：“看我的！”只见郑天良磨磨蹭蹭地站到牛屁股后面，当惊魂未定的小牯牛还没有做出反应的时候，郑天良手攥锋利的刀子往牛裤裆里一伸，众人一声惊叫还没落下余音，两个滚烫的牛卵子已经在郑天良的手里了。牯牛蹦跳着向前窜去，人群中一片欢呼。此事在乡政府被神话后，有人在闹不同意见时就说：“再胡绞蛮缠，就让郑书记将你骟了。”
郑天良自己不到县里去，但县里领导经常下来检查指导工作，每当此时，郑天良就让副书记副乡长们去应付，中午在马坝红灯笼酒店吃饭则是从来不参加，副书记副乡长们陪同后还得要逼着交三块钱午餐费。郭诚副书记年底就要退休，他就对郑天良说：“我不想跟县里领导套什么近乎，你非要逼着我陪，还得交三块钱，我在食堂一块钱就够了，这钱你得补给我。”郑天良说：“你再忍一忍吧，熬到年底你不就解放了嘛。其他人还不知要陪到哪一年呢。”
那年月，没有传呼机更没有手机，县委办打电话说县里要来人，郑天良就到村里去了，谁也不知他到哪个村去了。一次即将退居二线的县委陈书记陪同市乡镇企业局林局长来马坝考察指导工作，县委电话明确指示郑天良在乡政府坐等，可两辆小车开进乡政府大院后，接待的郭诚副书记说：“郑书记临时有急事到扬州去谈合和酱菜厂扩建的事了，他让我负责接待陈书记林局长。”陈书记意义很不明确地说了一句：“没关系，有你们几位在就行了。郑书记以工作为重，值得肯定，我们主要是来转转的，不是来工作的。”
如果说县委书记到乡下来仅仅是转转，那么书记不转转是不是要亲自参加腌菜和骟牛卵子呢？领导的工作就是转转，转转也就是领导的工作。所以郭诚将这些话告诉给郑天良的时候，郑天良居然说了一句：“陈书记不会有你这么狭隘的。”郭诚说，“郑书记，论职务，你是我上级；论社会经验，不谦虚地说，你是我的下级。”郑天良说：“你老郭不要把什么问题都上纲上线，复杂的问题一定要简单化，不然你就什么工作也不要做了。我们基层干部要把心思放在琢磨事上，而不要放在琢磨人上。”
其实，郭诚的话是真话，只不过在官场上是不能也不应该说真话的，真话有时听起来就像假话，假话听起来才是真话。
时间一长，县里的各级领导就觉得郑天良在对待上级领导的态度上是有些问题的，只要上面去人，总是不见人影，不陪喝酒，偶尔为之，尚情有可原，一而再，再而三，谁都能看出一些名堂来，更何况郑天良是全省“十强”乡镇的一把手。大家或多或少地都感觉出了郑天良居功自傲，目空一切，在马坝建独立王国，搞诸侯割据。县委常委会上，谁都不会把这些话直接说出来，只是大家心中都有数。有些话，能说不能做；有些话，能做不能说，这都是官场常识，不懂常识就要犯错误，就要栽跟头。如果你在常委会上说郑天良不陪上级领导吃饭喝酒就是居功自傲、搞诸候割据，是缺少严肃性的，如果以此来对不唯上是从的下级公开下手更是于党的组织纪律所不容的。所以年底的常委会上，大家都认为乡镇干部在一个地方不宜工作太久，干部要流动，在流动中用活干部，在流动中发挥干部的潜在能力。所以大家对将郑天良调到至今百分之八十村没有通电而且地痞流氓横行的东店乡任党委书记都没有表示出异议。只有黄以恒县长说了一些不同意见：“马坝乡是我们县的典型，也是郑天良多年扎实苦干开拓奋斗的结果，如果从稳定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来看，郑天良是不是可以暂时不交流。”
陈书记说：“郑天良的成绩从邦定书记到我都是充分肯定的，但成绩大了也是个包袱，从关心爱护年轻干部出发，郑天良交流到东店乡对他也是一个挑战也是一个新的机遇。以恒呀，我们都是共产党的干部，都是在党领导下工作的，任何一个地方都不是哪一个个人的，任何一个地方也不会是离了谁就地球不转了。”
黄以恒说：“郑天良这个同志我是了解的，有一些缺点，但这个同志对工作、对事业是高度负责的，也是很有开拓精神的一个干部。”
陈书记摘下眼镜，用眼睛盯着黄以恒：“以恒呀，你看问题的角度很成问题，将郑天良交流出去这是根据工作需要，而不是因为什么缺点和优点，全县工作要看成是一盘棋，而不要看个别棋子。郑天良的谈话由我来。”
话说到这个份上，黄以恒也就不好再说什么。党管干部是我们的组织路线，黄以恒县长作为政府首长当然要服从党委的决议。
陈书记找郑天良谈话的那天，天空中飘着一些细碎的小雨，一九八七年春天的雨水似乎特别密集，整个天空灰蒙蒙的，像一张被捅漏了的筛子。全国都在批自由化，一些从中央到地方的领导干部由于纵容自由化泛滥而栽了跟头，他们不情愿地从自己坐得滚热的椅子上离开然后做检查站在雨中反省自己。
陈书记和新上任的县委组织部于部长一起跟郑天良在陈书记办公室谈话。
郑天良坐在沙发上很不习惯，屁股陷在弹簧里很不踏实，他连自己那张木椅子都坐不惯，他喜欢在乡间田头跑，有时候他怀疑这是当年当兽医落下的走村串户的毛病，他觉得自己本来就是一个闲不住的农民，所以这些年来，他对自己当乡干部的生活和工作方式非常适应。他不愿跟上级一起喝酒，不是他不尊敬领导，而是他不喜欢喝酒，他在村里也从来不许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