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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岗位，今天是在车间里握着钳子满身油污的工程师，明天就是县长、市长了，像黄以恒这样有工作经验的副科级年轻化知识化的干部当县长，在那个非常年代是司空见惯的事。
只有郑天良心里别扭，但他又不能直接说出来。刚进第三梯队培训班的时候郑天良的自我感觉还是相当明亮的，他对在合安县施展政治抱负是有想法的，只是他的这些想法没有跟任何县领导作过交流，他相信自已是用政绩跟县领导交流的，这比上门去说要有力得多。他相信组织上的眼睛是雪亮的，人民群众心里也是有一杆秤的，老县长已经进了县顾问委员会当主任，县长人选本来就是给第三梯队预备着的，他不止一次在行政学院的那张单人床上规划过合安县发展的战略思路。乡镇一把手中只有他是有大专学历的，而马坝乡的乡镇企业和农民收入在全县、全市独一无二，想找一个对手都找不到。梁邦定书记在县里工作时大会小会必提马坝乡和郑天良，有人曾在人代会上提出过这样一句口号：“远学华西村，近学马坝乡”，后来由于感觉有点拗口，才没有大面积流行。郑天良对口号也不感兴趣，他说大寨就是在“农业学大寨”的一片口号声中被喊倒的。年轻的郑天良是有资本自负的。
然而，三个“第三梯队”的年轻干部提了两个，只有他是平调，他就觉得自己进省行政学院学习一年有点“陪太子读书”的窝囊。但郑天良的政治觉悟和组织原则性还是很强的，他想如果自己不是党的培养，不是组织上的关怀，他还在乡村里当兽医骟牛卵子呢。于是他决定服从组织决定，决不流露出任何情绪来。
县委组织部王部长代表县委跟他谈话时，郑天良一时冲动，还是说出了一些组织观念不强的话。
王部长也是一位即将去顾问委员会的老同志，头顶上稀薄的头发欲盖弥彰地铺了几绺，早晨的阳光照上去，头顶就显得愈加荒凉。郑天良觉得王部长的第一句话就让他有些难以接受：“天良同志，你对这次安排有什么意见吗？”郑天良觉得谈话不应该是这样开头，有意见又能怎么样，有意见能说吗？他咽了咽嘴里的吐沫，说：“没什么意见，我服从组织安排。”王部长接着说：“这就对了，提拔和不提拔都是根据工作需要来决定的，党和人民把你放在什么位置上都是神圣的，职位有高低，革命工作却没有贵贱之分。这些年马坝乡的工作还是不错的，但是你如果没有县委县政府的支持，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持，个人的能力再大，也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我这不是否定你个人的努力，而是客观地评价个人能力与组织关怀和群众支持之间的密不可分的关系。”郑天良听起来好像是在批评他有“个人英雄主义”之嫌一样，脸上就有些颜色发灰，王部长接着说：“你是学机械制造出身，组织上让你担任轻工局长，就是人尽其才，就是要发挥你的专业特长，县农机厂、轻工机械厂、化肥厂、纺织厂、酒厂、食品厂都是我县发展工业化的重中之重的阵地，也存在着不少问题，让你来担任这个职务，是组织上对你最大的信任，是刻不容缓的工作需要。”
郑天良突然打断王部长的话说：“我是工农兵大学生，根本就没有学过什么机械制造方面的专业知识，狗屁不通。我是农民出身，对农业有感情，也会种田，会种蔬菜。如果真的根据工作需要的话，我最适合继续担任马坝乡党委书记和乡长。请组织上重新给予考虑。”
王部长突然僵在那里，他被郑天良这一猝不及防的发难逼住了。但王部长毕竟是老干部了，有政治经验，脸上忽然堆起笑容：“天良呀，我作为一个老同志以私人的身份劝你两句，我们共产党干部，权力不是自己的，能力也是相对的，比如说我四八年打淮海的时候就是副团长了，一辈子下来了，原地不动。我手下的那些连长营长们早就是师长军长了，还有的当上了大军区的副司令。这是能力问题，但也不是能力问题，如果组织上不是要我留下来搞土改，我会是今天这种职务吗？但县城就这么大，最大的官就是正团级，你还想怎么样呢？所以我要跟你说的就是，当再大的官，也是党和组织上给的，不要过分相信个人的能力。有能力论，但不唯能力论。你懂我的意思吗？”
郑天良听得有些似是而非，但王部长缓和的语气让他心里稍微平静了下来：“我听懂了。我也以私人身份对王部长说一句实话，如果组织上已经下文了，我就接受；如果没有下文，我还请王部长能将我的想法向组织上反映，是否重新考虑我的工作。”
王部长站起来拍了拍郑天良的肩膀，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小伙子，你很有个性。我年轻的时候跟你一样。”
黄以恒县长在装修一新的县长办公室找郑天良谈话。
县长办公室里外两间，外面一间摆满了一圈帆布沙发，墙上贴着一张按比例缩小的合安县区域地图。黄以恒叫秘书宣中阳送上了一杯碧绿的“黄山毛峰”，然后热情招呼郑天良坐在沙发上。黄以恒穿了一身蓝绦卡中山装，头发梳成三七开，一丝不苟，左右方向极其明确。黄以恒递给郑天良一支烟，手指着冒着热气的茶杯说：“喝茶，这是谷雨前的茶，味道很正。”
郑天良坐在黄以恒的对面，脸上的表情自然就有些尴尬，面对这“眼睛一眨，老母鸡变成鸭”的场景，郑天良首先感到称呼上的变化让他难以准确地首先开口。他怀念起他们当年在朝阳公社时共同出差和在单身宿舍里的一些生活细节。
黄以恒将宣秘书送来的文件简单地看了两眼，然后放在茶几上，他用目光很利索地看着郑天良说：“郑书记，我一直是很尊重你的，怎么就不愿在我这届政府里任职呢？你这不是存心出我的洋相吗？”
郑天良上来就被黄以恒将了军，他没想到黄以恒这温柔一刀让他毫无还手之力，郑天良坐在沙发上明显感到身子有点僵硬，他很拗口地改了称呼：“黄，黄县长，我决没有这样的意思，我只是感到自己更适合抓农业工作。”
黄以恒继续按照自己的思路说话：“论能力，你比我强；论关系，你是我的老上级，我把你看作是自己的老师，没有你当年对我的批评和帮助，就不可能有我今天的严于律已和作风上的进步，我这都是说的实话。如果你不愿出任轻工局长，从私人关系来看，我只能理解为你依然不宽恕我年轻无知时所犯的过失，依然不愿信任我。”
黄以恒讲话一步到位，直插郑天良的内心世界。
郑天良有了一种走投无路的绝望感，他发现黄以恒在县长这个位置上，果然能力就非同一般了，王部长说的话无疑是具有真理意义的，有能力论，但不要唯能力论，把你放到有能力的位置上你就有能力了，把你放到没有能力的位置上，你当然就没有能力。此时，郑天良感到自己心里有点发虚，能力非常平庸，他语气不连贯地说：“黄县长，你不要误会了，我是搞农业出身的，酱菜厂现在还没有达到规模化要求，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我想既然你还能把我看成是以前的上级，我想请黄县长网开一面，让我回到马坝去。”
郑天良就是不说黄以恒当选县长是组织上的正确选择，是全县人民的正确选择，也不说自己完全拥护这个选择和全力支持黄县长的工作，而这正是黄以恒需要听到的。黄以恒在人代会县长选举过程中，只有一票反对，这一票究竟是谁的，也许永远也不会清楚了，但他清楚郑天良是县人大代表。一般说来，只要是党做出的决定，人民代表都是要无条件拥护的，比如说将刘少奇开除出党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代表都热烈拥护，为刘少奇平反昭雪恢复一切名誉，代表也是一致拥护。人民代表既要代表人民，更要代表党，党的需要高于一切，这是经过实践检验的真理。黄以恒出任县长是党的决定，因为党是代表人民的，所以人民代表就按照党的要求选黄以恒当县长，除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一票外。
黄以恒将窗子打开，窗外灌进了一股新鲜的空气和风，黄以恒说：“组织上要我出任县长，我觉得自己的能力和工作经验是远远不能胜任的，只能在干中学，在学中干。我们作为党员，必须服从组织安排，这是党的纪律所规定的。个人的利益永远是服从于党的利益的，你说是不是？”
郑天良听起来又有些刺耳了，他觉得黄以恒的话好像是他当了县长还受了委屈一样，自己不能干，是党硬逼着他干的。他真想说一句：“你要是不能干，就辞职嘛。”但他没有说，他说，“是呀，我是党员，当然是要服从党的安排的，我只是以私人的方式向黄县长提出个人的想法。如果你真是要我留下来干，我当然是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这点组织原则还是有的。”
黄以恒说：“你的要求，我个人表示尊重，但出任轻工局长是县委常委会决定的，我会在常委会上反映你的意见的。”
分手的时候，黄以恒主动跟郑天良握了手，并送到走廊的尽头，应该说，这是一个县长对下属所能给予的最高礼遇和尊重了。
一个星期后，县委同意郑天良回到马坝乡继续担任乡党委书记兼乡长。黄以恒在县委常委会上说：“马坝乡是我县乃至我市的典型，乡镇企业和优质农业的长远规划还正处于发展阶段，郑天良同志不计个人得失，不留恋县城，仍然要回到乡下去，表现出了极强的责任心和对事业的忠诚，我个人同意让郑天良回马坝工作。”会上，黄以恒县长还提议，别的乡书记乡长已经党政分开了，但为了维护郑天良的改革权威，继续让郑天良党政一肩挑。这一建议受到了部分常委们的担心，因为这不符合中央党政分开的新精神，黄以恒拿出县长的权威说，深圳可以搞特区，我看马坝也可以试行一下特事特办的新政策嘛，没有一点改革精神是不能适应时代潮流的。黄以恒平静的语气中流露出一种不可动摇的意志。没有人再提出异议了。
吴成业到城建局走马上任，县委组织部王部长送他上任，在宣布完后，吴副局长按惯例要表一下态，吴成业既没有感谢党和组织上的关怀，也没有说如何努力工作来回报党和人民的信任，他摸了摸自己的鼻子，似乎在寻找已经陌生了的火葬场的气息，他只说了一句话：“我跟死人打了十三年交道，总算让我见见活人了。”
许多年后，耿天龙老人对我说，他和沈汇丽去省行政干部学院是直奔黄以恒去的，因为碰见了郑天良，迫不得已只好将他和吴成业也一起拉到了酒馆。耿天龙他们在县里已经听到了关于黄以恒要当县长的消息，为了表侄女沈汇丽的调动，所以提前来给这位合安县少壮派县长烧香。而郑天良当时却一无所知，他一厢情愿地躺在那张单人床做着本来就不属于他的政治美梦。
二000 年深秋，我是一条流浪的狗，再回到省城时，我很胆怯，城市的楼房和大街上每一个人的目光都在拒绝着我，我裹紧质量低劣的夹克衫在深秋的大街上踽踽独行，这一刻，我终于感觉到了这是别人的城市。我是这个城市的入侵者，我从进入这座城市的第一天起，我就被这座城市否定了。
妻子还住在纺织厂分的那间平房里，现在她每天靠在一户有钱人家当钟点工来维持生计，而我将家产败光后，再也拿不出钱来养活妻儿，想起跟我含辛茹苦这么多年的妻子，三十岁的年纪脸上皱纹川流不息，我心中感到了无限的愧疚和悔恨，然而世上没有后悔药吃，我不打算在精神上坚决地枪毙自己，我只能说我的运气不好，如果阳光小酒馆生意好的话，我是不会跟张秋影搞那种婚外游戏的，如果生意好的话，我相信在成堆成捆的钞票面前，妻子最起码不会将我扫地出门。钱是可以为灵魂赎罪的。
我见到韦秀的时候，她正在屋里跟我五岁的儿子过不去，我儿子将一块骨头没啃干净就扔到了地上，地上立即就蜂拥而至许多只苍蝇，韦秀一巴掌打在儿子的脸上，儿子哇哇大哭起来。我愤怒地指着韦秀骂道：“你是畜牲呀？儿子才五岁，能啃干净骨头吗？你这破骨头还能啃出多少肉来？”韦秀看我青面獠牙的样子，也蹲在地上跟儿子一起哭了起来。她数落我：“大半年了，你给我们一分钱了吗？儿子还有你这个父亲吗？”
我一把搂过儿子，擦去他脸上的泪水，儿子很乖地缩在我怀里不哭了，他瘦得像一只小鸡，脸上被风吹裂了，两行鼻涕拖到了嘴里，手上脏兮兮的。这时候，我忽然想哭。
我从口袋里掏出五百块钱，放在桌上，对韦秀说：“今年稿子不好卖，这次回来总共才拿了七百多块钱稿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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