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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驱云拨雾
熬过了一个寒冷的冬季，万物又在悄悄的苏醒。一九七三年，对于那些心灰意懒、走投无路的知青来说，无疑感觉到了一丝春意，也使他们在困境中看到了一点希望。
自从开始抬工、上大学、参军以来，一些有权有势有门路的人，通过拉关系、走后门这条路，纷纷离开农村，实现了质的改变。而大部分的知青仍然困守农村，苦苦挣扎。这种现象引起他们更强烈的不满，可又无能为力。而且，辛辛苦苦劳动一年，所得的报酬竟无法养活自已。于是，一部分知青倒流回城，寻找出路，以维持自已的生存。而那些坚持留在农村的知青，再也无法安下心来，开始变得自暴自弃。打架斗殴，偷鸡摸狗，拒绝出工，无视干部，不服安排，以及种种始料不及的事情不断发生。加上一些农村干部对知青的卡、压、迫害，使知青与农民的对立、矛盾不断扩大，更加剧了这种状况的恶化。种种现象表明，知青的生存空间在日渐窄小，知青的命运日渐艰难，知青的地位已沦为社会的底层。如何改变这种状况，哪怕是微小的改变，也都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而一旦有什么超常的举动，马上就会万众瞩目，沸沸扬扬。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二十日，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小学教师李庆霖，眼看自己的儿子回城无望，自己又无力负担他们的生活费用，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冒昧”地，也可以说是冒死地给毛主席写了一封“告御状”的信。
尊敬的毛主席：
首先，我向你老人家问好。我是个农村小学教员，家住福建省莆田县城厢镇。
家庭成份是贫农。我的教员生涯已有二十多个寒暑。
我有个孩子，叫李良模，是一九六八年初中毕业生。一九六九年，他听您老人家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教导，毅然报名上山下乡，经政府分配在莆田县山区——荻芦公社水办大队插队落户务农。
在孩子上山下乡的头十一个月里，他的口粮是国家供应的，每个月定量三十七斤（生活费是国家发给，每月八块钱），除了医药和日常生活中下饭需要的菜金是知青家长掏腰包外，这个生活待遇，在当时，对维持个人在山区的最低限度的生活费用，是可以过得去的。
当国家给上山下乡青年口粮和生活费发给断绝，孩子在山区劳动，和贫下中农一起分粮后，一连串的困难问题发生了。
首先是分的口粮年年不够吃，每个年头里都有半年或更多一些日子要跑回家吃黑市粮过日子。在最好的年景里，一年早晚两季，总共能分到湿杂稻谷二百多斤，外加两三百斤鲜地瓜和十斤左右的小麦。除此之外，就别无他粮了。那两百来斤的湿杂稻谷，经晒干扬净后，只能有一百来斤。这么少的口粮，要孩子在重体力劳动中细水长流的过日子，无论如何是无法办到的。况且孩子在年轻力壮时期，更是会吃饭。
在山区，孩子终年参加农业劳动，不但口粮不够吃，而且从来不见分红，没有一分钱的劳动收入。下饭的菜吃光了，没钱去再买；衣服在劳动中磨破了，也没钱添置新的；病倒了，连个钱请医生看病都没有。他如日常生活需用的开销，更是没钱支付。从一九六九年起迄至于今，孩子在山区务农以来，他的生活的一切花费，都得依靠家里支持；说来见笑，他风里来，雨里去，辛劳种地，头发长了，连个理发的钱也挣不到，此外，他从上山下乡的第一天起，直到现在，一直没有房子住宿，一直借住当地贫下中农的房子。目前，房东正准备给自已的孩子办喜事，早已露出口音，要借房住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另找住所。看来，孩子在山区，不但生活上困难成问题，而且连个歇息的地方也成问题。
毛主席，你老人家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我完全拥护；叫我把孩子送到山区务农，我没意见，可是，当孩子上山下乡后的口粮问题，生活中的吃油用菜问题，穿衣问题，疾病问题，住房问题，学习问题以及一切日常生活问题，党和国家应当给予一定的照顾，好让孩子在山区得以安心务农。
现在，如上述的许多困难问题，有关单位都不去过问，完全置之不理，却要由我这当家长的自行解决，这怎么能行啊？有朝一日，当我见阎王去，孩子失去家庭支持后，那他将要如何生活下去？我真担心！
今年冬，我的另一个孩子，又初中毕业了，如果过不了明春的升学关，是否再打发去上山下乡呢？前车可鉴，我真不敢去想它！
在我们这里已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中，一部分人不好好劳动，并不认真磨炼自己，并不虚心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却依仗他们亲友在社会上的政治势力，拉关系，走后门，都先后被招工、招生、招干去了，完成了货真价实的下乡镀金的历史过程。
有不少在我们地方上执掌大权的革命干部的子女的亲友，纵使是地富家庭出身，他们赶时髦上山下乡才没几天，就被“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调用出去了，说是革命干部子女，优先安排工作，国家有明文规定，这么一来，单剩下我这号农村小学教员的子女，在政治舞台上没有靠山，又完全举目无亲，就自然得不到“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需要”而加以调用了，唯一的资格是一辈子在农村滚一身泥巴，干一辈子革命而已。
面对我们这里当今社会走后门成风，任人唯亲的现实，我并不怨天，也不尤人，只怪我自己不争气。我认为：我的孩子走上山下乡务农的道路是走对了。我们小城镇的孩子，平常常和农村接触，长大了让其到农村，经风雨和见世面，以增长做人的才干，是很有必要的。但是，当孩子在务农实践中碰到的许多个人能力解决不了的实际困难问题，我要求国家能尽快的给予应有的合理解决，让孩子能有一条自食其力的路子可走，我想，该不致于无理取闹和苛刻要求吧！
毛主席，我深知您老人家的工作是够忙的，是没有时间来处理我所说的事，可是，我在呼天天不应，叫地不灵的艰难窘境中，只好大胆地冒昧地写信来北京——告御状——了，真是不该之至！
谨此敬颂大安
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小学 李庆霖敬上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二十日
鬼使神差，这封可说是大逆不道，足可当作恶毒攻击毛主席上山下乡方向，给党的脸抹黑的信，竟送到了毛主席手中。毛主席给李庆霖寄去三百元，并附一信：
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
毛泽东
1973年4月24日
事情尚未公开，但各种小道消息早已闪电般地传遍全国，在知青中更是引起强烈的反响。
马聪明用一根木棍当扁担，一头挂着一个鼓鼓囊囊的旅行袋，一头吊着一个装满瓶瓶罐罐的网兜，汗涔涔地走进祠堂。
“喂，聪明回来了。”正在刷锅准备煮饭的石兰，一见马聪明，便惊奇地喊起来。
正在里屋打扑克的李卫东、游清池等人一听，扔下扑克就走出来，王莉莉也捧着一本厚厚的书，和白晓梅几个人从另一间屋里出来，大家一下子就把马聪明团团围住了。
“你来得太及时了。快，先来一支。”侯成宝伸出两个指头做夹烟状。
“别急别急，有的是。”马聪明会意，左手向右边的口中袋里掏去，可担子还挑在肩上，显得有点迟缓别扭。他干脆不掏了，见侯成宝紧盯着他的手，不由笑着说：“等一下，让我把东西放下来。”他把担子卸下，才慢慢地把烟掏出来，一人一支分发。
“你这次回家这么久，我还以为你不来了。怎么，‘病’好了？”侯成宝吐出一口烟雾，狡诈地眨着眼睛。
“那算什么病？回去住几天，什么病也没有了。”马聪明毫不介意地说。
“那你承认是在装病的了。”侯成宝微笑着说，似乎揭了一个大秘密。
“谁叫你不病呢？不然，你也回家住上一个月。”马聪明也笑着，那口气似乎是向人传授一项了不起的发明一样。
自从去年以来，马聪明的出工天数就一直比别人少，要是安排他不愿干的活，他的胃马上痛，张金发对他一点办法也没有，大队干部对他更是另有看法。而且，他与好几个农民的关系也不好，不是讥讽就是嘲弄，常常使人下不了台，可他们又说不过他的嘴。那几个曾被他捉弄过的农民，平时当面好像认输了，可到了年终评工分时，突然杀他个回马枪：有的说他思想很落后，有的讲他出工偷懒，有的揭发他曾偷吃过队里的甘蔗，甚至连那天拉肚子，跑了三次厕所也当作缺点提了出来，这下可把他整得够呛。因为按规则，每个人的基本工分是由队长先提出个参考分，比如先提出某人七分，如果都没意见，那么就以七分作为最后评定，而且整年的出工日数以此为基数计算。如果有人说出被评的人工作积极，关心集体等赞扬的好话，那么，队长就将参考分往上升，七分二七分五，或七分八不等，直到都认可才定下来。反之，如果有人提出一条批评意见，那参考分就往下降，也同样到再也没人提批评意见才停下来，那最后定下的分当然要比原来低。而且按规则，被评的人没有发言权，根本不能申辩。这下惨了，马聪明被评了个大队知青最低分，每天工分四分八，只等于一个小女孩的分。尽管当时他气得七窍生烟，可又无可奈何。
事后，马聪明狠狠地报复了提他上三次厕所，使他的工分最后落在四分八的那个农民，把那个农民自留地里的菜稍稍拔起扭一下又按回去，看上去好像没什么，其实根须断了，虽说死不了但也长不大，才感到稍稍解了气。但从那以后，他对出工再也提不起热情了。这次春耕一开始，他就回家“养病”去了，到今天，已经是过了一个多月了。
“这次来，带什么好东西没有？”王莉莉显然等得不耐烦了，急急地问。
“急什么？少不了你的。”马聪明蹲下去，打开旅行袋，取出一个信封。王莉莉伸手刚要接，他马上缩回来，笑着说：“这是你妈妈给你的，里面有钱，当面数数，少了我可不负责。”
“快拿来，不然中午我可不煮你的饭。”王莉莉娇嗔地说，一把夺过信封。
“好好，都给你。这也是你的。”马聪明又把一瓶面茶递给王莉莉，然后，又解开网兜，把里面的东西拿出来，“这是你的肉酱。”他把一个大茶杯递给游清池，“这是你的花生油。”一个瓶子递向李卫东，“这是你的。”又一包鱼干落在石兰的手中。很快，东西分完了，马聪明站起来，拍拍手，表示什么都没有了，“好了，我这运输大队长可是完成任务了。”他忽然想起什么，问：“怎么，今天你们都没出工？”
“今天都到烂泥田除草，谁愿意去。”石兰不屑地说，“你要不要去？要去下午也可以去，明天也是在那里。”
“我去？一天挣不到三角钱叫我去喂蚂蝗？像你上次被咬一下，流出的血还不止卖三角钱呢。我的血可没有那么便宜。”马聪明鄙弃地说，他同样对那烂泥田感到厌恶。
“你这次回去这么久，又有听到什么消息没有？”李卫东看着马聪明问。
“对了，我还没来得及告诉你们，最近出了一件怪事，城里到处都在议论，说得有头有脚的……”马聪明打算绘声绘色的讲一场，石兰见他慢条斯理的样子，忙催：“什么事？快讲。”
“你急什么？慢慢告诉你不行？我口渴了，先喝点水再说。”马聪明故意吊起石兰的胃口。
“我那边有开水，我给你倒去。”石兰匆匆地走去，倒了一碗开水马上过来。
“走，到里面坐着说，不然站着怪累的。”马聪明提起旅行袋，李卫东帮着拿起网兜，大家鱼贯地走进里屋。
“是这样，”马聪明再给李卫东等人各扔了一支烟，自已也点燃一支，深吸一口后说，“有一个教师，他的儿子也去上山下乡当知青，插队的地方比我们这里更苦，日子没法过，不得不向父母伸手。可家里也没有钱，也没门路招工，实在没办法了，就写了一封信给毛主席。那信的内容主要讲干部子女走后门，百姓没门走，叫苦连天。信写得很露骨，什么‘呼天不应，叫地不灵’，这些话要是给批判起来，别说是对现实不满，简直可以说是非常反动的，给他定个现行反革命绰绰有余。后来省里派人去调查，他想可能完了，非得抓起来判个十年八年的徒刑了。”
“那怎样了？”王莉莉见马聪明停下不讲了，赶忙催问。
马聪明喝了一下开水，润了润喉咙，又说：“其实，那是一场虚惊。当证实那信确是他写的后，不但没抓他，反而给他一张汇款单，是毛主席寄给他的三百元。
听说当时他都傻了，不知道是真还是假。后来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高兴得差点疯了，只会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