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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别说，人家小鬼子排队就是好看。”八路军骑兵们议论纷纷，像是在搞业务观摩。
也有不服气的：“嘁！他们也就是马儿好，换了我骑上大洋马，比他威风！”
日军的马队从徐步行进转成快步行进，速度加快，冲击力逐渐提起来了，可是八路军这边却还没动作，都老老实实地站着。小鬼子以为咱们土八路不懂业务，他们捡便宜了，“杀，”一声喊就开始冲锋。他们刚一提速，曾团长就在这边大声命令：“机枪给我打，打！打！打！”道沟里的机枪、二十一团的步枪立刻开火了。
子弹像刮风一样扫过去，跑在前面的鬼子骑兵全部被打倒。战马在运动提速阶段很难实施有效的躲避，后面的马匹立刻被绊倒了不少，日军的队形没了，速度也没了，全乱套了。
“乘骑射击，徐步走！”现在，轮到我们启动了。而这时候最着急的是那些机枪手，他们要在我军接近敌人之前把子弹全打光啊！
“出刀，冲锋！”当骑兵团开始冲刺的时候，那些有武术道精神的鬼子也只有掉转马头，逃跑了。八路军顺势突破了第二道封锁线。
据说，“四二九”合围结束之后，敌人在大营①开总结会的时候，十二军司令官土桥一次中将把鬼子的骑兵大队长骂得够戗，说他“不如八路军骑兵聪明”——这句话挺实在的。
天黑以后，骑兵团和总部机关的人马到了清凉河边，附近的渡口叫做军营村。斥候骑兵回来报告说村里没有发现敌人，这让大家都松了一口气。
军营村实际上是个围寨，有寨墙，还有寨门。当时，寨门马马虎虎地掩着，寨子里面什么动静也没有。上级命令传下来：部队不进村，绕过寨墙下河滩。
过了清凉河就等于跳出了鬼子的最后一道封锁，骑兵团也用不着再担任前卫了。疲倦劳累的战士们相互搀扶着向河滩走去，首长们也在商议突破封锁后的方案，党政军各机关如何分开行动、部队如何组织保卫……
刘春雷和刘金魁在寨墙外边站着聊天，苦战了一天的“川老汉”依然兴致勃勃，俏皮话说个没完。
聊着聊着，刘金魁突然说：“喂，大刘啊，你说这村子里真的没有鬼子吗？”
“先前侦察过的，应该没有吧。”
“不对吧，我怎么瞧着那房顶上，黑糊糊的东西旁边，像是有面日本旗呀？”
大刘听见这话吓了一跳，赶忙转过头张望。刚巧现在起风了，只见寨子里面有一处比较高的房子，房顶上的一块布片被吹得飘了起来。因为天黑，也不大看得清是什么。也许是件衣服？也许……不过，还真是有点像是鬼子的膏药旗。
刘金魁提议去看看。大刘前后望了望没见着连长，又心想别报告错了惹人家笑话，就没再吭声，和刘金魁一起往寨门走。
刚走到跟前，听见村子里头“乒乒乓乓”地响枪了，七八个人慌慌张张地从寨子里跑出来，嘴里喊着：“鬼子！村里有日本鬼子！”
军营村里真的有鬼子兵。
这里原本驻守着日军的一个战车小队和一个步兵小队。后来不知道得了什么命令，两个小队的鬼子连同三辆轻型坦克匆忙出动，只留下六个日本兵在村里看守油料。天黑了，我们的斥候前卫没发现敌人；而留守的日军看到八路军人多，也没敢出来；村子里的老百姓大多跑出去避难了，剩下的一些人怕鬼子报复，躲在家里不吱声——就这么着，两边队伍挨在一起，居然弄了个相安无事。
冀南行署的干部经过村庄时想找点吃的，从清晨到黑夜，大家跑了一天粒米未进，确实有些饿了，于是进村就喊老乡，敲门，推门。结果就和鬼子照上面了，当场被打倒几个。
这伙日本鬼子也够凶狠的。开打以后，一不做二不休，派两个人上了房，架起机枪就往河滩上打，其他的日本兵则抢占了三间房子拼死顽抗。
房顶上的日军机枪打得河滩上的机关人员到处跑，而村子里鬼子占据的房子又是彼此斜对着的，正好构成了交叉掩护，一时间怎么也冲不过去。二连长张起旺急得大叫：“上房，上房顶！用手榴弹先把机枪炸了！”
刘金魁和刘春雷拖出一张大床立在屋檐下，踩着床架往房上爬。“川老汉”刚上去就栽了下来，一颗子弹从腮帮子穿到耳朵边。他伸出手，在大刘的胸前挠了几下子就咽了气。刘金魁这人嘴上没把门的，做事有点没心没肺，所以虽然是个老红军却没当上干部。其实，他打仗勇敢，人品好，知道的事情也挺多。
刘金魁牺牲了，刘春雷又接着往上爬。刚上房顶，对面一枪打来，他腿一软就掉了下去。子弹打到大腿根上了，下半身火辣辣地痛，鲜血灌满了两裤腿，战友们赶紧把他拖到安全地带。
据张起旺连长事后说：“大刘叫唤得嗓门都变了调，他可真是被这一枪给吓坏了。”老李医官跑过来，拿大剪子剪开裤子看了看：“小伙子放心，重要的东西都还在。”大刘这才松了一口气。
这时候，四连长“韩猛子”已经悄悄绕到了房子的另一边，他踩着马背跃上房顶，干掉了机枪手。接着，二连也一鼓作气把屋子里的鬼子给消灭了。
（插图）
“四二九铁壁合围”冀南党政军机关突围线路图
086①大营：今河北枣强县大营镇。
刘春雷被子弹打穿了大腿，没伤着骨头和动脉，虽然伤势不很严重，可是不能骑马也不能走路。他只好趴在马鞍上行军，那模样真是狼狈极了。
4月30日，突围出来的人们在瓦窑①召开“庆祝反‘围剿’胜利暨追悼烈士大会”。在这里，大家听说冀南四分区也遭到了日军第五十九师团和独立第一混成旅团的围攻，损失很大。四分区司令员杨宏明、政治部主任孙毅民、新四旅副政委陈元龙、十团团长陈子彬、十一团政委桂承志……都牺牲了。新四旅是冀南军区的头号主力，听说他们被打得这么惨，战士们的心里又急又气，当时就有人嚷嚷着：“请首长调大部队来，咱们要报仇！”
冀南的老部队大多是从太行山或者冀中根据地过来的，骑兵团也是如此。因为当初的口号是“背靠太行山，面向大平原”，所以大家都把八路军总部当做自己的靠山。眼下，在平原上吃了亏，战士们自然就指望着太行山里能派人来帮忙。
刘春雷在医院里一边治伤，一边盼望着大部队的到来。可是，等来等去，却等来了一个噩耗——冀中和太行山都遭遇了“五一大‘扫荡’”的惨败。太行山的损失不小，左权参谋长牺牲了；冀中更惨，部队被打散，根据地全丢了，不仅帮不了冀南，反而还需要冀南的部队去援救他们……
听见这消息，两三天没人说话，大伙全蔫了。当时就想，这往后的仗还怎么打啊？对战士们而言，打了败仗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受挫之后发觉自己孤立无援了。
从这以后，冀南区党委、军区、行署机关都换成便衣分散行动，医院解散了，伤病员们也被疏散到各地隐蔽治疗。
伤员疏散转移的时候，刘春雷提出：“我是南宫人，让我回家养伤吧。”地方干部却摇头说：“南宫的关系断了，去不了。”大刘这才知道局势有多么严重——南宫县曾经是冀南根据地的中心地区，可现在竟然已经成了敌占区。
这是抗日战争中最困难的时期，在这以后的近一年时间里，华北的抗战形势跌入了最低谷。
拿冀南根据地来说，1938年以前，虽然大城镇被日本人占领着，但他们没有精力顾及交通线以外的地方，在许多乡村，既见不到国军也遇不到鬼子兵，成了“真空地带”；1939年，日军把军事“清剿”的重点放到了华北，八路军随即在1940年实施“百团大战”，与敌人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到了1941年，虽然日伪军的“扫荡”日益频繁，但抗日军民仍然能与敌人进行抗衡。当时，如果把冀南的地面分成十份的话，那么敌占区占两份，根据地也占两份，其他地方是游击区，白天听鬼子的话，晚上由八路军说了算。
1942年开春的形势还不错，大家都知道美国人也来帮忙打小日本了，上级还传达精神说要准备进行反攻。那时候，儿童团站岗查路条，开口就问“今年是什么年？明年又是什么年”，你要是不懂得回答“今年是准备大反攻的一年，明年消灭小日本”，还真会被当做奸细给抓起来。
可是，“四二九大‘扫荡’”却使得局势急转直下，八路军、游击队以及共产党的基层组织和群众团体都受到了空前严重的破坏。冀南区党员数量从四万人锐减为两万人，大批区、乡、村机构变质成为资敌政权。除极少数地段外，根据地大部分沦为敌占区或游击区，抗日救国活动陷入停顿，《冀南日报》、《救国》、《群众》等抗日宣传物全部停刊。
人们普遍感到悲观失望，“流血拼命抗日，白白辛苦五年”。大家虽然嘴上不说，可心里确实有点发虚，一些意志薄弱者也因此离开了抗日队伍。
骑兵团的伤员被安排在枣南县，这一带也不安全。四周围，碉堡据点星罗棋布，封锁沟墙纵横交错，用“出门过道沟，抬头见炮楼；夜夜听枪声，天天跑敌情”来形容，真是一点也不夸张。白天，日伪侦缉队、便衣队来来去去，见人就查“良民证”；晚上，公路边的电线杆上都挂着马灯，鬼子发现人影就开枪。从5月份到10月份，敌人连续发动多次“清剿”，挨家挨户地搜捕八路军战士和共产党干部，田野上和道沟里经常可以看到遇难烈士的遗体。
刘春雷养伤的地方在小于庄①，这里属于游击区，除了保（乡）甲（村）长，还有伪维持会。保长、甲长是由当地“推举”产生的，伪维持会的人是日伪政权委派的。他们在表面上替鬼子办事，暗地里也时常帮八路军做工作，所以被称为“革命的两面派”。不过，既然是两面派，就难免有摇摆性，形势好一些，他们就靠拢八路军一些；而如果斗争形势过于严峻，他们就倒向了日伪一边。所以，八路军对待他们，要既利用又提防。
伤员是由“基本户”负责照顾的。这些人家并不一定是党员军属，大多是忠厚老实的普通百姓。那时候，真正的党员干部家属有的被抓，有的被杀，家门口被伪维持会挂上了红灯笼，鬼子、汉奸一天来八趟，根本就没办法收留八路军伤员。
刘春雷住在一户姓舒的人家，这家老小都是善良本分、胆小怕事的人，自从八路军伤员进了门，舒家的老人就没有踏踏实实地睡过觉，成天担惊受怕、疑神疑鬼，稍微遇到一点动静就诚惶诚恐、心神不宁。大刘原本住在舒家的厢房，后来看见他们难受的样子，实在过意不去，就搬到村口的破庙里去了。
大刘很理解舒家老小的心情。在当时，鬼子对待收留八路军的人家，不仅要打要杀，还要烧房子。房子是老百姓的祖业，也是生活的基础，对农村人而言，一是怕没有土地，二是怕没了房子。刘春雷实在不愿意因为自己养伤而害得老百姓家破人亡。
在村子里养伤，实际上是瞒不过村民的，只不过大家心照不宣就是了。大刘住在破庙里，时常会有不知名的群众带着鸡蛋、馍馍到庙门口“烧香”，随便作两个揖，留下供品就走。有不懂事的小孩想拿鸡蛋吃，被大人打得哇哇哭。“那是给菩萨留着的，菩萨吃好了以后保佑我们。”大刘知道，人民群众是把八路军伤员当菩萨一样看待的。半夜里，伪保长也到庙里来，放一袋粮食在窗台上，悄悄说一句“招待不周，请多恕罪”，人就不见了。
养伤期间，军区的卫生员隔三差五地来换药。在当时，一个卫生员要负责十多个村子的好几十个伤病员，需要穿越封锁化装“巡诊”，风险很大，可医疗用品却很简单。清洗伤口用食盐水，治疗用碳酸，每次换药都把刘春雷疼出一身汗来。大刘说：“干脆你把药留下，我自己慢慢弄，这样你安全，我也少受罪。”可卫生员却说，“不行不行，这是我的任务。”真是没办法。
6月份，新上任的政治处主任赖达元（1961年被授予少将军衔）也来探望伤员，他要求养伤的同志坚定信念、坚持斗争，并且宣布刘春雷为“政治战士”。
“政治战士”？这可是个新鲜职务。
“四二九”以后，由于环境严酷，条件恶化，有些人对前途失去信心，意志动摇了。在个别地方，出现了基层组织涣散解体、干部战士逃跑的现象，有些休养康复的伤员不肯归队，甚至有人叛变投敌当了汉奸……针对这种情况，八路军加强了政治建设，把连指导员改称为连政委，充实了党支部的力量。这个“政治战士”的岗位是新设的，大致相当于排指导员，任务是鼓励大家“咬紧牙关，渡过黎明前的黑暗”。
赖主任发给“政治战士”一把盒子枪，可刘春雷却不愿意要。因为，他在养伤期间发现，村里的群众虽然诚心诚意地照顾负伤的战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