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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以后他对任何事情都采取这种观点（有时对他的夫人也是如此），包括宗教的遗迹（他认为宗教的形象更不合理），他都用这种观点来加以反省。那些有魔鬼意味的真理都化作乌有了。他不再常写家信了，即使写也写得很短，却是用极其亲密的语言。惟有当他描述大自然时，他才会发觉许多深奥的东西——这时，他更像一个诗人。
当他被命运打击时，他就用定数的思想来聊以自慰。当他得知他的外甥死于打猎时，写信给他的妹妹说：“再过二十年，或顶多三十年，我们两个人都不再为世事所苦。到了那个时候，我们的儿女们恰到我们现在这个年龄，他们会认为自己的生活才刚刚起步，其实已是在下山，他们就会觉得诧异。假使不过就这样完结的话，就值不得穿衣服与脱衣服了……我们所爱的圈子就会接连不断地变小，要等到我们有了孙子，这个圈子才会变大。到了我们这个年纪，新交的人不能替代死去的人。”我们从这几句话中就可以看出他的家庭感情是如何胜过宗教。
但在生活的平常状态中，当既不动感情又不颓丧的时候，他却写出了真理。例如在他给一位王爵送过殡之后，他这样写道：“教堂里挂满了黑色的东西，当送殡的人都走出教堂之后，我与戈尔查科夫仍站在那里未动。我们坐在盖着黑天鹅绒被的棺材旁谈论政治。……讲经的是取第一百零三章圣歌作题目，我们却在那里规划筹策，好像我们是长生不老的。”这样的冥想心境，是一个天生的解析家所应该有的，在他的少年时代屡见不鲜，然而在他信奉基督教的十年间却是罕见。从此以后他又常常怀有这种心境，因为这样会使真理站到镜子面前。
现在他也是存着这样的心境在巴黎大街上闲逛。他尚未将家安顿好，因为夫人尚不在这里，又无其他人陪伴。他因为未达到目的，心情愈来愈不安，到后来他竟然鄙薄这种目的，他写信给罗恩：“有一种动物，它在这个世界良性运转时，却喜欢在冰上跳来跳去，我很喜欢这种冒险精神。”他同罗恩探讨其可以使伯恩斯托夫暂缓起程的家族理由，这就可以将危急推迟到春天。俾斯麦最后说到：“也许我们并没有考虑到人们的心思，也许君主会打定主意永远不再委派我，因为我实在不明白在最后六个星期内并未委派我，为何忽然会现在委我职务？”八月间他追着罗恩要他给他点实实在在的消息，因为他实在想知道，明年的冬天他的写字桌会摆在哪里？摆在伦敦，抑或巴黎，抑或在柏林，罗恩的回答是很有特色的：“君主将会领悟这样的动机，所以这样的动机会产生较多的效果，超过诸多政治上的考虑。”
他一刻也不停地想家，想有一个固定的住所，这使他心神不安。他说：“我的东西还在俄都，将会被封冻在那里取不出来，……我的马匹却在附近的乡下；我的家眷们在波美拉尼亚；我自己尚在路上。……我最喜欢不过的是住在巴黎，但是要让我晓得我并非费了许多力且不过只在那里住上几个星期；我的家眷人口太多，很有不便。”他随后又说道：“我预备当内阁大臣，就是今日也可以上任，但是连这样的机会都没有。”他还是采用惯用的手法，为自己留出一条退路，写信给他的哥哥说假使他得了这个大臣的职位，也不会干长久的，然后就回乡下种些小树。“我的想法是要在沙地种橡树，然后卖掉树皮。即便种在最不好的、石头最多的地方，荷兰人也至少每英亩赚得四十至六十先令。”有一次他写信给他的哥哥，口气似乎是一个小军官在玩了一夜之后写的：“同妻子分离使我觉得沉闷极了，昨天我吃了很多杏子。我多么想有一个安定的居所，那样我就可以安度余年了。”
第2卷出使巴黎（2）
他在巴黎度过的这两个月，并没有使他得到好处，只有一次在与拿破仑三世在符腾堡有一番长谈，这一次还如五年前一样，拿破仑三世耍弄俾斯麦的脾气，只不过比上次要急得多。拿破仑三世好像有点晓得这个人不久就会手握大权，就会成为毁灭他的仇敌，又好像希望有一个什么办法可以免去这场灾难。当这两人一同散步时，这个法兰西人忽然对那个普鲁士人说道：“你认为君王会预备同我们立一种条约吗？”
“敝国的君主对于陛下自身，存有极其友好的感情。敝国对于贵国，所存的成见也已经几乎全部消失了。但是惟有在环境有利的时候，订立同盟才会有益，也只有在这时，同盟是必要的也是有用的。同盟必须有一种动机，必须有意义。”
法兰西皇帝说道：“这却不尽然。有些国家彼此之间是非常友好的，有些却不然。由于不知道将来将会是怎样，所以必须在一些很特别的地方加强信任。我所说的同盟并非随意而为之的。在我看来法兰西与普鲁士是痛痒相关的，这就可以使我们建立一种亲密且耐久的友谊关系，除非有成员阻挡。尝试着去制造就是大错而错的。事态的变化是自己会来的，我们既无法预料到其发展趋势，也无法估测其力量的大小。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要事先预备应付的对策。当事变一到，我们就不难于对付，且能够为我所利用。”他在试图表达一种建立外交联盟的思想，随后他忽然停住脚步说：“你想像不到这几天奥地利想同我们签订什么令人惊讶的条款。……维也纳好像是处在一个恐怖时代，梅特涅同我谈论过全权，全权的范围极其广大，连他都几乎不敢说出来，他说他有权同我无限制地商定几个问题，他所拥有的大权是向来君主未曾给过使臣的。他的这种宣言却使我很为难，我不知该怎样答复他。他屡次说他想同我商讨一些大事，既愿意牺牲一切，却又毫无限制。从这一方说，先姑且不讨论我们两个国家之间存在着冲突，我却有一种感觉，惟恐会被牵涉到奥地利的命运之中。”
在这次谈话中，有一点极其惊人的就是这个法兰西皇帝不拘礼节，这并非他向来的习惯，然而这次却展露在另一个政治家面前。这位政治家是以狡诈装作坦白诚恳而著名。我们未尝不可以这样想，拿破仑三世之所以这样讲话，是由于他的任性和过去看轻这种礼仪上的事，但是据他的性格和从前的历史来看，似乎并不能同意我们的猜测。他知道外交家一般都比较喜欢闲谈。所以他不会全无根据的制造谣言说梅特涅答应他条款；俾斯麦所说的话，并非他的实实在在的见解，不过是一句借口的话而已。最令人注意的就是他那有关“贞洁”的推辞，他把自己的推辞比作波蒂娃夫人勾引约瑟，约瑟不答应同波蒂娃夫人苟且，“他的舌尖上有一种关于同盟的极不正当的提议，假若我半推半就，他就会说得更加明显。”
俾斯麦若想尝试从法兰西皇帝的口中探听到更多消息，那么他会肯冒什么样的险呢？因为他不是一个正统派，是不会太顾及道德的。如果他真的带了一个法国的强有力的务实提议回国，君主也许愿意讨论这件事情。况且我们知道他给伯恩斯托夫写了一封信，信中极为夸张地渲染他同一天的报告，说法国皇帝是“极力扶助德意志的统一，说的是一个小规模的统一，将奥地利排除在外。同五年前一样，那时候他同我谈事时说，他要普鲁士变成一个海权国，至少也要办成二等海权国，还说着普鲁士一定要有军港，他认为将吉达海湾收窄了是一件无理取闹的事。”但是关于对奥地利的诸多提议，俾斯麦并未将自己答复拿破仑三世的话告诉他的长官。他只是说了两句普通的结束语，只说不便以指明的条款同法国联盟，而且不愿意成为奥地利的帮手来反对法国，只因为奥地利“绝不会心甘情愿的答应我们改善我们在德意志的地位，只愿意牺牲威尼西亚与莱茵河左岸”。大致说来，“就是愿意订立任何条款，只要这些条款能够使奥地利在德意志压倒普鲁士。”
我们应该注意到俾斯麦没有对他的长官说那番话，因为他很快便晓得了这次在符腾堡明显地发现，他对法兰西皇帝所说的话比对他的长官要开诚布公得多。他正在等候这位长官的离开，他好趁机补他的缺。他还希望不久伯恩斯托夫就会出使英国，到那时他就会成为外交总长。从前是他的上司，如今就要成了他的属员。他为什么要把几乎所有的谈话实情都告诉了伯恩斯托夫？这在他以前是从未有过的。其实俾斯麦是绝对可以将这件事隐藏起来不告诉君主的。虽然他只是对拿破仑三世说了些比较大概情况，但是我们相信他从拿破仑三世的嘴里获得更多的信息。四年后，当普鲁士与奥地利打仗时，他同拿破仑三世比较接近，也许他又会对他提起这些事情。
当俾斯麦在巴黎时，他碰到了梯也尔——一个反对党的领袖，后来他又到了伦敦一次。有人说他在俄国使馆吃过饭之后，他所说的那些坦白话会使狄斯累利与其他领袖们为之惊慌，但是下面的这次传闻，我们必要认定是不符实的。传说有人问他，倘若他得了政权，他会做些什么？俾斯麦答道：“我第一要注意的事就是整顿陆军。等到将陆军训练得极为强大的时候，我就会得到第一次机会同奥地利算账，解散德意志联邦……成立一个统一的德国，以普鲁士为领袖。”俾斯麦喜欢用恐吓的语气讲话，他认为人们常常是相信那些不真实的恫吓，却不太相信那些真实的恐吓。然而这一次他却是算错了，因为在座的有一人与他一样的足智多谋。当狄斯累利转述俾斯麦所说的话时，很聪明地加了一句话，说道：“我们要提防这个人，他常常是心里怎么想，口里却不这么说。”
德意志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普鲁士陆军上，那时有三个党派，每个党派都想将陆军掌握在自己手上。自由党要使普鲁士成为德意志的领袖。保守党分两派，第一派极力主张变作德意志人，却不愿受治于普鲁士之下。第二派极力主张作普鲁士人，不愿意变成德意志人。所有的人民、社会、宫廷、官界、王室都分裂成这三个党派。他们之间观念的冲突犹如波浪此起彼伏，像是在革命时代。
只有君主一人愿意听两种声音对他说话，他志在整顿陆军已有三十年了。他所惟一关注的也就是这件事，而且他又是一个这方面的行家，自“解放之战”以来，陆军制度并未改变过，国内的人口虽已成倍增加，入伍的年龄却从未改过。威廉现已手握大权，他那无能的哥哥已经死去。他志在创造一个新的陆军，要更多的人参军来扩充队伍，兵役为三年。同时减少乡兵，因为这些人都是娶过亲的。这样一来陆军的总人数未变，但在营里的人数却从四十万增到七十万人，且多数为青壮年士兵。这样将那些年纪较大的人减轻了兵役，似乎是一种讨好人民的做法。君主自己虽然也是一个军人，但初时心里也不过只想到这一层。
但是从政治角度而论，就不见得还有人对他的这种办法有其它说法。自由党认为可以从两方任何一方来攻击这种做法，因为他们认为乡兵是民众最后要塞，自从１８１３年以来都是由民众的最后连续据守的。从前的“解放之战”之所以打了胜仗，都是他的父辈、祖辈们的功劳，并非贵族之功，因为贵族在紧要关头往往是拿不定主意的；也不是君主之功，因为君主是反对民众的。从前沙恩霍斯特所创建的民众的军队，现在竟要降格为君主的军队。况且自由党与君主的观点相同，都要巩固陆军。他们要一个统一的德国，所以他们都赞成两年的兵役。他们所反对的是增加贵族操纵军队的势力，反对扩充军官队与陆军学校的提议。他们不愿看见那些由中等人家当的军官改为乡兵。无论什么权力都集中到了贵族的手上，所有的外交官、省长、及地方行政长官都是由贵族来担任的。但是只要能够保存陆军还是民众的陆军，１８４８年的精神就不会消失。
罗恩使这件事的冲突达到了顶点，他是个宗社党，比君主要厉害得多。他在议院宣布，到了紧要关头，君主之权是不能依靠那些善于见风使舵的大多数人，也不能依靠党派的演说。他就是这样当众表示他自己反对宪法，使左派掉过头来自卫，一如他所愿的那样。君主一向都是凭自己的意志来决定陆军的人数，直到宪法成立。“我们要普鲁士变作一个立宪国，抑或是如同古时那样的一个陆军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