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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里一片沉寂，埃利奥特还以为电话出了毛病。过了一阵才听见格雷厄姆的声音，“我没放话筒，不过这是我第一次在开口前必须认真考虑考虑的……”他又停了一阵，最后说道：“没有，我想没有，不过在历史的长河中，这只是一件很小的事件。”所以《新闻周刊》对猪湾事件手下留情。
《华盛顿邮报》对猪湾事件也是低调门。艾森豪威尔执政期间，报界和国家安全领域的头面人物之间就有一种温情脉脉的友谊，一种在目标问题上的中和倾向和内外一致对敌的团结。肯尼迪执政后，情况更是如此。肯尼迪和格雷厄姆是同一代人，背景一样，态度相同，目标一致。他们频繁会面，互相信任。记者们在报道劳工争端或政治争端时能与任何微小的操纵势力划清界限，保持不偏不倚。但是，在国家安全的诱惑性号召面前，他们变得分外脆弱。做一个好公民。国家必须统一。这种号召和需要在华盛顿尤其盛行，政府是一个企业，在对付国外的买卖中，尤其在那些不公开的买卖中凛然不可侵犯。政府的规范在华盛顿格外神圣，孤立违章者的本领实在而真实。此地，新闻界的佼佼者和负责人与政府中的同类一起成长，他们曾在同样的学校读书。中央情报局特别留意研究那些出身名门并在华盛顿政府接见厅进进出出的影响最大的新闻记者，这些人的教养和前程本身表示出他们不会参与不体面的活动。作为社会的缩影，它显示出新闻界的社会弱点。再说，华盛顿城可以看做一个联合公司，菲尔•；格雷厄姆凭借他的权力基地，凭借他个人的活力和创造力，成为该公司的经理。
当猪湾事件还在运筹之时，《邮报》的国内安全记者查默斯•；罗伯茨（Chalmers Roberts）就通过可靠的消息源了解到将会出现事变，在杰克•；肯尼迪登陆的前几天，他已写出简讯。此篇报道不同寻常，罗伯茨和上级讨论后，只写了反卡斯特罗（Castro）的古巴人将靠武装反对卡斯特罗派对该岛的控制，并得到肯尼迪政府的支持。（当他坦诚地说到自己在《华盛顿邮报》的历史时，罗伯茨谈到这次《邮报》的失败，和他本人所起的作用。实际情况是，他十六年后写道，“格雷厄姆、威金斯、弗兰德利和罗伯茨绝非想对中央情报局的行动吹毛求疵，而是希望这次行动成功，他们感到那是整个国家的利益所在。”）社论撰写人，卡尔•；迈耶（Karl Meyer）有很深的南美关系，他在事前了解到一些情况，打算见报，结果发现压力重重，不能如愿。现在是紧要关头，只有在这般重要的问题上独立于政府之外，才能划出独立不羁、具有大将风度的大报和唯政府马首是瞻的平庸报纸之间的分野。《邮报》社论版传出了格雷厄姆的声音，社论的调门是他和杰克•；肯尼迪私下会晤时用的调门。古巴事件，《邮报》写道，“只是自由世界的历史长河中短短的一章，这个历史包含着无数的灾难和黑暗的岁月，非如此，人类不能融智慧和决心为一体，写出更加光明的续篇。”格雷厄姆还枪毙了社论版编辑鲍勃•；埃斯塔布鲁克（Bob Estabrook）写的对猪湾事件的批评社论，在根本没和埃斯塔布鲁克商量的情况下就抽出了原稿。
私人关系起了作用。1961年美国有影响的报纸不会向美国外交政策提出哪怕微小的挑战，即便换一个政府日子也可能同样好过。但是，肯尼迪本人确实影响了局势。重要的是肯尼迪在和出版商、记者的交往中深得人心，他很容易使新闻记者相信他的善良愿望。他的魅力和才智给他带来了很大的好处，记者甚至不相信事件的本身，当时重要的记者无法相信人品高尚的肯尼迪会将美国引入黑暗的歧途。他们认为可能他只是在某些问题上不够坦率，也可能是因为政府机器过于强大。所以，《邮报》在猪湾事件时，对这场灾难中的严重事实以及政府机构的部分失控未持批评态度。原因之一是《邮报》编辑和政府关系过于亲密。
在纽约，猪湾事件引起了骚动，纽约距华盛顿有二百英里之遥，对华盛顿的名声和权力的敬畏感较弱，在纽约并非人人恐慑于格雷厄姆和肯尼迪之间的亲密关系。事实上，对《新闻周刊》的中层编辑来说，引起麻烦的不仅是肯尼迪和格雷厄姆的友情，还有布拉德利和总统的亲善。布拉德利在购买《新闻周刊》中得到的实惠不仅是牵线人的费用和投放股票的选择。更为重要的是：他得到了《新闻周刊》驻华盛顿的办事处，当然，不管怎样他也可能靠自己的功业获得这个利益。不过，布拉德利在事业上的进展好像总是比大多数同类人更快、更容易得手。用他的朋友阿特•；布赫瓦尔德不朽的话来说，他在教会和哈佛大学的大量批评之中纵横捭阖，不断崛起。1957年他从巴黎回到华盛顿，住进乔治敦的P大街。在同一街区，隔四幢房子，住着杰克•；肯尼迪，当时，他正在准备总统竞选，他们之间的友谊迅速发展起来。肯尼迪很喜欢和英国新教徒的美国高级后裔在一起，而杰姬在华盛顿深感孤独和不快，她很喜欢安托瓦尼特•；布拉德利（Antoinette Bradlee）。（“你愿意做我的好朋友吗？”有一次她直率地问托妮［2］。）杰克•；肯尼迪同样非常喜欢托妮•；布拉德利。〔“噢，杰克，”布拉德利在他的著作《和肯尼迪的谈话录》（Conversations With Kennedy）中引用杰姬的话，“你老是说托妮是你的理想人物。”总统回答道：“是的，不错。”过了一会又说：“杰奎琳（Jacqueline），你是我的理想人物。”〕在这些关系中有些蹊跷，显然托妮•；布拉德利不知道肯尼迪和他离了婚的妹妹玛丽•；平肖•；迈耶（Mary Pinchot Meyer）有一段很长的艳史。除此之外，他俩的关系和谐而迷人。布拉德利在许多方面和肯尼迪惊人的相似，他们的价值观念，他们的劲头和魅力都属同一类型。如果布拉德利从政，他就是肯尼迪，如果肯尼迪成为记者，会是布拉德利。〔布拉德利的第一本书叫《特殊的风雅》（That Special Grace）是论述肯尼迪风格的。〕他们的关系中有一点趋炎附势之感，肯尼迪夫妇进入白宫后，晚上常常邀请政界人士看电影（人们认为此举实属多余，既要招待人，又不和人谈话，用杰姬的话来说，“我们的时间其实只有十五分钟”），人们分手后，肯尼迪便和布拉德利一起共享便宴。
第二部（三）菲尔•；格雷厄姆之死（五）
一个关系，三种目的
在《新闻周刊》和规模更大，资金更为雄厚的《时代》杂志斗争时，这种关系确实了不起，给人得天独厚之感。不过，情况并不完全如此；肯尼迪一如既往，冷静从事，虽然他经常在公开场合和布拉德利见面，向他提供可靠的消息渠道，但是，肯尼迪也同样确保暗中怀有敌意的《时代》杂志的休•；赛迪的新闻渠道，如果这种渠道不超过其他刊物，起码也与它们相当，实际上，布拉德利在新闻上很少有明显领先于赛迪的胜利。肯尼迪可以不断在布拉德利面前抱怨卢斯和他的出版物，骂他们是杂种，但他很少让布拉德利处于领先地位。在这种格局中，有的东西在很大程度上仅仅是一种视觉效果，一种小花招。1960年，肯尼迪获西弗吉尼亚预选胜利之夜，在华盛顿布拉德利和他呆在一起，并应总统之约和他一起于当晚飞抵查尔斯顿，为的是让赛迪看见他紧随总统走下飞机。
全国对肯尼迪夫妇的兴趣极大，所以《新闻周刊》上层人物喜欢布拉德利的这个关系，杂志报道的最后定稿在星期五，届时，人人静候，直到最后布拉德利打来电话，告诉他们一位高级消息源所说的话，他不用提名，人人清楚此人是谁，他是总统本人。如果布拉德利说出了名字倒显出了冷漠。深入内幕，得到内幕消息能给人奇异的感觉。《新闻周刊》有了布拉德利就能打通关节：《新闻周刊》知道肯尼迪早餐的菜谱。肯尼迪在利用布拉德利，他的目的是建立联系《新闻周刊》的直接通道，布拉德利也在利用肯尼迪，与一位冉冉上升的政治家建立直接联系对他的事业有益而无害。同样，《新闻周刊》也在利用他俩的关系，目的就是缩小和《时代》杂志的差距。星移斗转，社会将进入另一个时代，那时，新闻记者将更严格地审视自己和自己的道德标准，那时，肯尼迪和格雷厄姆以及布拉德利的关系就会产生难堪和不安。（事实也确是如此，布拉德利写了一本有关那个时代的书，该书无益于他的名声，出版之时又正值理查德•；尼克松下台，而他的报纸又在中间起了很大的作用，他的朋友在解释他写书的目的时说，该书是为了告诫年轻的记者不要重蹈覆辙。）不过，当时《新闻周刊》的行政人员喜欢这种关系。他们有一种感觉：国家有了新的领导，新的工作风格。新的领导，新的风格有利于《新闻周刊》，而不利于《时代》杂志。
到1961年底，菲尔•；格雷厄姆已是病入膏肓的人了。抑郁期更加消沉、可怕，狂躁期更加狂乱，自制力越来越小。他清楚自己的病情，在生命的最后年月里，他三次进精神病院，两次都是自己提出来的。在忧郁的日子里，他日益频繁地告诉朋友自己所面对的选择：或者自杀，或者作为一个疯癫病人活下去。他在公共场合的举止越来越乖戾古怪。肯尼迪请他主持一次通讯卫星公司董事会，好好的会议竟让他与一位律师的拳头打断。他给约翰逊，也给肯尼迪打电话，无休止的高谈阔论。约翰逊一开始不知道他的病情，对他的讲话大为不解，问道：“菲尔怎么了，好像他变了个人。”随着病情的加重，格雷厄姆开始奚落约翰逊。“林登，你永远也成不了总统。”他说，“你这就到顶了。你只能是一名副总统。”约翰逊对自己新的形象尚缺乏可靠感，眼前格雷厄姆的冷酷大大伤害了他，他从此与格雷厄姆绝交。肯尼迪试图保持住他们的友谊。一次他将拇指和食指靠拢，对布拉德利说：“菲尔身上理性和非理性的界限正在消失。”格雷厄姆有时会迈着沉重的步子走过白宫的卫兵到肯尼迪的办公室。有一次他在电话上严斥肯尼迪，总统试图让他安静下来。但是，格雷厄姆吼道：“你是否明白在和谁说话？”“我明白，这不是我喜欢和尊敬的菲尔•；格雷厄姆。”肯尼迪回答。格雷厄姆在《邮报》上看见一幅照片，一个专栏作家陪同凯出席一次义演，作家本人清白无瑕，他却千方百计将他解雇；同时他自己的外遇却不断增加，行为有失检点。他奔波于欧洲，为《新闻周刊》招聘通讯记者，向人许诺提升和调动，最后，奥兹•；埃利奥特终于打电话告诉他，杂志完全乱了套，如果格雷厄姆再不住手，他不得不自己确定一位新编辑。“奥斯本，老伙计，”格雷厄姆回答说，“我爱你。”这样一来又完全解除了埃利奥特的武装。
在最后一年里，他一直打算解雇《邮报》编辑拉斯•；威金斯和总编辑阿尔•；弗兰德利，有一次，他恳求肯尼迪替他解雇威金斯。1962年至1963年，在纽约报界罢工期间，他插足其间，自任谈判人，大大触怒了其他出版商。不久，他又很快倾心于印刷工会领袖伯特•；鲍尔斯（Bert Powers），这更激怒了出版商们。他强迫弗兰德利出马写一篇鲍尔斯的报道，并许诺，如果文章中，鲍尔斯的楚楚动人的形象不像是格雷厄姆的看法，那他将为弗兰德利买一辆轿车。他对弗兰德利的文章并不完全满意，他自己起草了一篇有关罢工的社论。威金斯认为文章完全一边倒，拒绝见报，他对格雷厄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