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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潜规则-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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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潮流”,放置到世界大环境中,他们都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只有在中国,尧、舜、禹才算圣人。    
    


第一部分第三章 对权力义务准则的第一次破坏

    经过短暂的所谓“德政”黄金期,中国出现了第一位德政破坏者,那就是禹的儿子启。    
    相传启建立了中国有明确记载的第一个朝代———夏。夏结束了“尧、舜、禹”的黄金时代。当有扈氏不服他的权力的时候,他首先想到的是用武力进行镇压。启还作了一篇叫作《甘誓》的讨伐檄文,召集六军将领,向他们发布讨伐令。结果在甘地消灭了有扈氏。    
    从此,政治协商(这是非常重要的政治手段)基本不见了。出现不服从的政治势力,不是斡旋协调想办法消除不和,而是诉诸于武力,用武力统一分歧,求得强制性的一统———这一切肇始于启的征讨。尧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远古民主雏形,仅昙花一现就渐渐式微了。    
    其原因甚多,其中一条是,没有宗教的制约。没有宗教,没有高于人的神的制约,人(特别是政治家)是很难控制自己行为的。如果政治家被赋予了用武力征讨政敌的特权,权力与义务之间的平衡也就被瓦解了。权力就逐渐变成野蛮而又粗暴的单纯支配,权力的支配对象则全部沦落为附庸。如果权力与义务是对偶与平衡的,权力就难以实施野蛮与粗暴的支配,因为一旦出现野蛮与粗暴,自然会出现替代他的势力。而对此能够起到监视与维护作用的,非宗教莫属。夏,是个动荡的王朝。    
    夏启(画像)启死后,他的儿子太康继位,太康沉湎于玩乐,被弈放逐。这本身就    
    说明血缘继承政治秩序先天的痼疾———无法避免不谙政治或恶德昭彰的人掌权。而这个问题,在民主政治中几乎不成为问题。太康死后,弟弟中康继位,中康执政的时候,大臣羲氏与和氏饮酒作乱,胤奉命讨伐。就这样代代相传,最后传到了桀。桀既无德行又凶暴残忍。    
    他囚禁了汤,但后来又放跑了他,这说明桀虽然残暴,但比起后来的政治家却温和多了。桀自己也对放跑汤后悔不迭,悔不当初一刀砍了汤。结果汤推翻了夏,建立了自己的王朝———商。    
    巧合的是,商的最后一代执权者———纣重蹈了桀的覆辙,囚禁了姬昌又放虎归山,结果姬昌父子推翻了商,建立了自己的王朝———周。周颠覆商与商颠覆夏的过程逼肖之至。这样就引申出一个有意思的话题:重复出现,是中国历史最明显的一个特征。这两次教训使得中国一代代政治家深深懂得了“除恶务尽”的道理。政治角逐胜负的关键是武力震慑,以德威感召人是不行的(然而,后来还是出现了更大的仁慈者———项羽!)。    
    令人深思的是,中国古代的民主政治何以如此短促,何以消失了之后就永不再现了?    
    答案只有一个———中国人把自己设定在价值坐标的顶端了,得到了权力,就与“天”平起平坐了(不像西方多数国家,权的上面还有神),脱离了管束,脱离了制约,可以恣意胡为。    
    中国古代的政治没有把游戏规则交给神来监督。换言之,由人来制定政治游戏规则,也由人来瓦解这些规则。用时下的话,运动员身兼裁判员。没有一个东西高居于“人”之上,监督人的一切承诺与协议。黄帝敬天,那属于个人品德问题,黄帝无法让他的后继者也像他一样敬天。黄帝恐怕想不到,掌管天地四时的大臣羲与和氏只顾享乐,把每年的四季节气都搞乱了。黄帝保证不了他的后人都像他一样敬天悯人,这便是症结之所在。在百姓与政治家的头上,没有一个通管的权威,让人服膺,因此,人所制定出来的规则,轻易就会被人瓦解。人的野性是自发的,人的自我约束则需要一种机制。    
    中国人对“人”的认识最典型的表述是“混沌初辟,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并没有给“初辟”设置一个先验的主体。中国的历史,发韧于“混沌”自开,给人以突兀而起的感觉。既然人是突兀而起的,人自己就是一个不可超越的终极,有权力附身之后,便不可一世,任性胡为,绝不会相信,实际上人是应该受到制约的,人并非是世间存在之终极。    
    宗教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提示人们:你是有罪的,你是卑微的,你应该服膺万能的神或上帝(具体因民族而异)!当然,如果是政教合一的,宗教有等同于无。不过即使是政教合一的,也会溢出一部分功能,恩泽人们的心灵。诚如汤比因所说:要消除对于人类生存的威胁,只有通过每一个人的内心革命性改变。这种心灵的变革也无论如何要借助宗教来实现……。对人的本性来说,宗教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汤比因、池田大作《展望二十一世纪》)可惜,中国始终没有完成这种“心灵的变革”,没有形成完整的宗教。可以认为这是一个最大缺憾。    
    


第一部分第四章 商王朝

    较之夏,中国第二个王朝商的历史资料更多些。商汤、盘庚、武丁、殷纣,这四个王构成了创业———中兴———衰败的标准图式。后来的汉朝、明朝在模式上几乎与商无二。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商朝为中国的历代王朝建立了一个标准范式,无论哪一个朝代都难以逾越。    
    商汤是启的第八代,是夏朝的方伯(一方诸侯的首领,有权征讨邻近的诸侯),是当时最有声望与势力的诸侯之一。    
    汤伐桀基于这样一种情况:桀已经荒淫无道到极点,人们忍无可忍,把桀比喻为太阳,诅咒到:    
    这个太阳什么时候消灭,我宁愿和你一起灭亡。《诗经》需要特别留意的是,桀已经可恶到如同“太阳”一般,朝野却丝毫没有通过非暴力废黜他的办法,更不可能像古代西方那样“杀国王”,杀之而一了百了。于是只能任由他为非做歹。这和尧、舜、禹时代的协议政治(让权让国)已经相去甚远。任何政治势力对“王”都是无可奈何的,当“王”的统治腐败到一定程度时,只有下属起兵把他打倒这样一条道路可走,别无选择。几千年可怕的周而复始的怪圈,因商汤对夏桀的讨伐而被强化。不得已而讨伐,而若干年之后,讨伐者的后代一样也要被异姓讨伐。商汤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起兵的。商汤个人魅力是一回事,商汤生活时代的特定条件是另一回事。商唐是个伟大人物,他所生活的时代则是个可悲可叹的时代。商汤以其伟大,启动了中国历史的“怪圈”。    
    欲观其详,需要先了解商汤其人。    
    商汤的人品、能力都不待说是一流的。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他开创了先礼后兵的先例。有以下记载:    
    汤出,见野张网四面,祝曰: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网。汤曰:嘻,尽之矣,乃去其三面。    
    祝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乃入吾网。诸侯闻之,曰:汤德至矣。《史记·殷本纪第三》商汤给了周边诸侯以充分的选择权。还写了《汤誓》,讲明了胜要奖励,败要惩罚。而且商汤表明自己是代表天意。从此“替天行道”成为一切讨伐的口实。没有一个推翻旧政权的势力不鼓吹自己代表天意。    
    于是形成了一个只有中国才有的悖论:每一个统治者上台的时候都说自己代表天意,另一方面,每一个讨伐者也都会打“天意”的幌子。从来没有谁研究过到底哪一个“天意”是真实的。商汤的讨伐并没有构成后来中国历史上真正意义上的“革命”。原因如下:    
    首先是“社神”没有更换。并不是不想换,是换不了,远古共公氏之子句龙,能“平水上”,换了就不能“平水上”了。尽管是被迫的,总算使最初的文化得到了继承,免遭战争涂炭。商汤像其次,商汤承袭了先王的德治。让伊尹作了《咸有一德》,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每一个人都应该有高尚品德。    
    再次,诸侯的分封格局没有改变,基本的社会政治制度得以延续下来。改变的不过是历法与崇尚的颜色等无足轻重的东西。所以,商汤的革命并不是天翻地覆的大颠荡。    
    我们可以认为,商汤讨伐夏桀的意义有三:第一,改变了王朝的旗号,建起了新朝代;第二,结束了一位昏君的统治;    
    第三,初步显示庶民在王朝更迭中的作用,老百姓都骂街,王朝就离崩溃不远了。老百姓骂桀,反映到了《诗经》中,成为永恒的警示。    
    第一点只对商汤本人具有意义———商汤得到了政权,因此而光宗耀祖,泽被子孙。    
    第二点则对其后来的历史产生了一定影响。中国人开始懂得:权力是脆弱的,昏君能被轻而易举地推翻。昏君胡作非为,权势很快就会春残梦断,无复当年,甚至连自己的命都无法保全,因为在中国的政坛上,一山难容二虎。想到这一残酷事实,不能不让其后的君王为之心悸。    
    第三点既复杂又特殊,既有积极因素,又有消极因素。积极因素表现为帝王因庶民的众目睽睽而有所收敛,不至于过分肆意乱为,无法无天;消极因素表现为帝王会因此而进行逆向思维:既然庶民对自己统治有如此之大的威胁,一定要想办法消除这种威胁。待到庶民起事再去镇压需要承担很大风险,并非上策,消除庶民威胁的最好办法就是阻塞他们的言路,不让他们乱说乱动,以期防患于未然。这才有了“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不管史书有无记载,夏桀的覆灭一定给了其后的统治者以种种启迪,促使他们对统治术有所调整,以防止庶民起事。但是在秦之前,这种调整是微小的,不太容易被察觉出来。因为在秦之前,庶民的威胁终究不是第一位的,诸侯分封制度下,最大的威胁来自于横向的地方诸侯,只不过诸侯闹事往往需要借助于庶民的力量,庶民还形成不了独立的势力。    
    秦之后,情况就不同了,横向的地方权力掣肘与纵向的民众起事,同样对最高统治者形成了威胁。    
    


第一部分第五章 伊尹开创了一种政治模式

    中国历史,一般是开国出良臣,商也不例外。近于完美无瑕的商的开国元勋伊尹,用其杰出的治绩把后人超越他的路基本上给堵死了。单是辅佐君王之多这一条就无人出其右。先是辅佐商汤,商汤死后,辅佐外柄,外柄死后辅佐中壬,中壬死后辅佐太甲,太甲死后辅佐沃丁,在沃丁统治其间,伊尹去世。先后辅佐过五位天子。    
    伊尹为成商作过《咸有一德》,阐述了君王各自应该遵循的道德规范;为谏训太甲,作了《伊训》、《肆命》、《徂后》:    
    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汤法,乱德,於是伊尹放之于桐宫,三年。伊尹摄行政当国,以朝诸侯。帝太甲居桐宫三年,悔过自责,反善。於是伊尹乃迎帝太甲而授之政。帝太甲修德,诸侯咸归,殷百姓以宁。伊尹嘉之,乃作太甲训三篇,煲帝太甲。《史记·殷本纪第三》伊尹像太甲初继位的时候,废弛了法度,伊尹将其流放到商汤的葬地桐宫,让他面祖思过(后来这种方法成为皇帝惩罚亲族兄弟过错的一种常用手段),伊尹亲自临政,代行处理国家事务。在伊尹的教诲下,太甲痛改前非,重新做人,得到谅解,政绩还相当不错。仅此一项政绩,后来的政治家就无人可及。诸葛亮何等贤明,但他却丝毫改变不了阿斗。    
    臣以其贤而诲君,而放君,而立君,而自己毫无政治野心,在中国历史上,伊尹所为观止矣。    
    在伊尹活着的时候,水不扬波,事随人愿,国泰民安,太平盛世。然而人亡政息。伊尹与沃丁死后,经过太庚、小甲,到雍己的时候,殷朝便政令不畅,诸侯不朝,江河日下,国运日蹙。到河甲、阳甲的时候国势进一步衰败,只是盘庚的时候将政治中心南迁到亳,重修了商汤的故宫,尊从商汤的政令,局面才有所好转。武丁帝胸怀大志,欲中兴朝纲,所采取的方法还是商汤的旧路数———求贤。他求到一个大贤,叫说(悦),说正在服刑役,为求人才也顾不上那么多了,立即把说请到了国相的座位上,言听计从,果然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中兴。    
    到了辛(即纣王,纣是谥号),断送了武丁好不容易恢复起来的中兴,商殷最终被他姓取而代之了。    
    殷朝覆灭最直接的原因是,纣刚愎自用,实施暴政:    
    帝纣资辩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知足以距谏,言足以饰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为皆出己之下。好酒淫乐,嬖于妇人。爱妲己,妲己之言是从。于是使师涓作新淫声,北里之舞,靡靡之乐。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而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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