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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潜规则-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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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夏文明滥觞于炎黄,故本纪以炎黄开篇。    
    中国人称自己为炎黄子孙。“文化大革命”时不认祖,不祭祀了,然而还是要偶尔提及炎黄,因为炎黄被视为中国人的底线,把炎黄掀翻了,“中国人”也就不存在了。    
    “炎黄子孙”之称谓反映了中国人对权力的服膺。炎帝黄帝彪炳史册,都是因为他们握有权力。正因为他们权重,后人才把一切光环都投射到他们身上,把一切发明创造也都附会到他们身上———炎帝(神农氏)尝百草,几乎发明了一切当时最需要的技术;黄帝(轩辕氏)“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史记·五帝本纪第一》),几乎无所不通,无所不能。这可能就是“内圣外王”最早的历史依据了。    
    奇怪的是,“炎黄”,以炎帝打头,而中国的政治血脉却是由排在第二位的黄帝那里承续下来的。炎帝在中国历史上最露脸的事情不过是在“阪泉之野”与黄帝打了一仗,然而炎帝被打得大败而逃(一说炎帝与黄帝合并,炎帝做了副首领)。要说惨烈,这一仗也没有“涿鹿之野”黄帝打蚩尤那一仗惨烈。炎帝居华夏祖宗之首,可能是因为炎帝与黄帝作战时炎帝已经占据了半壁河山,不过即使如此,还是说不通,政治上的事情从来以成败论英雄,既然黄帝战胜了炎帝,华夏祖先无论如何应该是“黄炎”,而不应该是“炎黄”。也许是出于炎帝的发明创造更多些,恩泽华夏,才将其名字排在了前面。不过这同样说不过去。因为黄帝也是杰出的发明家,为何将炎帝置于黄帝之前?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古老的悬谜之一。黄、炎倒置,可以算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名不副实”,只是国人都已经习惯于这种阴    
    错阳差的错讹,没有人提出异议罢了。我以为这个倒置对中国后来历史的进程影响并不小,正是由于有了这个先例,几千年历史中,“名不副实”的事情才愈演愈烈,以至春秋末期圣人孔子不得不出来正名。    
    值得注意的是,炎黄二人都是人,都没有跻身于“神”的行列。中国人喜欢以政治势力的兴衰读解与阐释历史,主要原因是因为中国没有发育出宗教,没有关于“人类”起源以及关于“中国人”起源的宗教假设,更没有形成普遍的自我寻根的宗教意识。给人以如下假象:有史可稽的“中国人”,起源于战争厮杀,起源于部落势力之间的火并,起源于优胜劣汰的战争杀伐。这是一种拦腰截断历史的作法,将错就错地以炎黄之战争作为华夏人起源的契机了。对此,后人只能接受,别无选择。因为除了炎黄,再无具有同样影响力的传说。其实,    
    世界上哪里存在这样黄帝像的事情:一场战争造就了一个民族。那样的话,战争岂不成为决定人类进步的第一因素?    
    当然,在中国也有盘古开天、女娲补天、精卫填海、羿射九日等美丽的传说,然而这些传说一般产生得比较晚,而且基本上是独立于宗教之外的,并没有反映出拷问“人类”以及“中国人”来历的朦胧意识。中国人想到“中国人来源”、“中国文化来源”等问题时,想到的并不是神话传说,而是炎帝、黄帝之间的杀伐与角逐。中国人由炎黄而来,成为基本不存在悬案的标准答案。很少有人关心炎黄以及与炎黄有关的故事的真实性。“信仰”与历史在同一起跑线上起步,你即我,我即你,一而二,二而一。    
    “炎黄”是人。从逻辑上说,中国人由人而来———如此解释,在全世界几乎是独一无二的。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与民族都认为自己起源于某种“神”,这是中国与世界绝大多数国家与民族最大的不同之处。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或民族,其原始祖先存在于教堂或寺庙之中,而不是在墓地或陵冢。比如,与我们近邻的日本人称自己的祖先是伊邪纳歧与伊邪纳美兄妹,他们生出了天照大神,日本人则是天照大神的后裔。欧美则普遍认为最初的人是上帝造出来的,今人都是亚当与夏娃的后代。总之,把祖先定为肉体凡身的人,这的确是中国不同于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地方。如果确有炎黄其人,那么,从炎黄至今的几千年中,我们中国人始终回避了一个本不该回避的问题:我们(包括炎黄在内)从何而来?中国人不仅回避了这个问题,而且回避得非常彻底,以至于没有人提出疑义。似乎将这一问题置之不理倒是顺理成章的。    
    “我们是炎黄子孙”,这句话表征的是,我们有籍可考的祖先是炎黄,再往前就无籍可查了。事实确实如此。司马迁《史记》开篇就是“五帝本纪”,浩浩历史从炎黄写起———也许司马迁根本不了解五帝之前的事情,也许司马迁的时代有些关于中国人起源的假说,但司马迁对这些不感兴趣,有意地回避了。此耶彼耶,将成为永久的悬谜。    
    当然,炎黄也不是完全不具有神性。黄帝就在一定意义上被神化了(这与黄帝本身的虔诚敬神不无关系),但他终究还不是神。我们现在顶礼膜拜他,具有神祉膜拜的意思,但终究不是在膜拜神,而是在膜拜一个史书上有明确记载的先人。从这个事实出发,可以认为,“炎黄子孙”表征的是,中国人不在乎“人”的来历,也不在乎“中国人”的来历,不在乎“万物存在着”这个必然而又偶然的事实存在,不想究诘这个存在的终极。“炎黄”只对民族具有意义,对一般意义上的“人类起源”这个问题来说,意义并不大。    
    宗教在中国之缺位,自三皇五帝起,就已经基本被注定了。中国人普遍怀有这样一种情愫:那种公设的“人”的起源无论讲得如何娓娓动听,都不外乎是一种“迷信”,而中国人所膜拜的“炎黄”则是实实在在的曾经活跃过的生命,他们的业绩是“真实”的。就这样,宗教与世俗、政治、军事合一了。    
    可见,中国历史只有“人”的历史,没有或少有“神”的历史。在许多中国人的头脑里,“人”的生命历程自“三皇五帝”始,那之前虚无一片。    
    


第一部分第二章 尧、舜、禹

    尧、舜、禹晚炎黄多少年,无从细究,这一期间是“国家”的酝酿期。至禹建立夏,“国家”的轮廓就明晰化了。    
    “尧、舜、禹”,德政的化身。尧舜禹的传说向我们提示的是:国家是温和地建立起来的。司马迁墩此深信不疑。然而,学界有不同的说法。史家历来有舜囚尧篡权之说,“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见”(《竹书纪年》),只不过此说始终未成主流罢了。    
    没有出土作证,一切关于尧、舜、禹的新说都难以击败传统旧说。有关尧、舜、禹的事迹,有相当一部分是不能作为信史的。毋宁说,把“尧、舜、禹”三个字放置到几千年皇权专制社会之中,使人感觉他们分明是一个耀眼神话。尧、舜、禹,这三位政治家使其后无数政治家的脸面无光。对他们的德政,我倒是一向主张宁信其有,不信其无。因为如果连这个神话也不复存在了,中国的政治史就过于苍白了,中国人也过于悲哀了。    
    按照司马迁的记述,黄帝打下来的江山是世袭的,黄帝死,颛顼即位,颛顼死,帝喾即位,帝喾死,帝挚即位,帝挚死,帝尧即位。    
    权力传至尧戛然而止。帝尧打破了权力的血缘传承定式,在观念上对“权力”二字做出了异样的解读。套用今天的话,尧发动了一场空前绝后的于自己不利、于国家有利的政治体制改革。    
    尧问众人:“谁可以继承我的事业?”放齐说,嗣子丹朱很开明。尧说:“吁,顽凶,不用。”尧问,还有合适的人选吗?兜说,共工这个人怎么样。尧说:“共工善言,其用僻,似恭漫天,不可。”尧问,谁能治水?大家推荐鲧。尧认为:“鲧负命毁族,不可。”说到权力继承问题,尧又问四岳,你能不能继承我的事业?岳却说:“鄙德忝帝位。”众人推荐虞舜,于是尧“妻之二女”。三年之后尧对舜说:“三年矣,女(你)登帝位。”虞舜“让于德不怿”。但是尧老了之后还是提前“命舜摄行天下之政”。尧临死之前留下一句名言:“终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史记·五帝本纪第一》)舜又传位于禹,构成了完美的三位一体的神话。    
    好一个“终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这分明是现代政治的施政准则,尧提出的这一准则把西方的政治远远抛到了后面(尧、舜、禹远远早于实施民主政治的古希腊)。万分遗憾的是,中国人过早地提出这个民主准则,也过早地抛弃了这个民主准则。实际上后来的历史是反其道而行之的。到了20世纪,慈禧太后等顽固的权力狂还在做着“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的勾当,将政治视为私物,将个人权力的得失高居于“天下”的利益之上,甚至无耻喊叫“宁赠友邦,不给家奴”,慈禧大禹像太后还以极其轻蔑的口吻嘲笑西方政体,说西方国家连国库支出都要国会批准,愚蠢至极!在中国,与“天下为公”一样,“终不    
    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成为了反话正说的谶语,时隔数千年仍然鲜活幽默,让人哭笑不得。    
    尧、舜、禹,这段短短的三人历史,对中国五千年文明发展与演化影响力之大,怎么估量都不为过。以下情形特别值得注意:    
    尧、舜、禹的德政与同时期或其后世界政治发展的潮流相吻合,对于中国来说,这种吻    
    合可以说是个难得的例外。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中,权力崇拜都是与权力恐惧同步的,甚至有时后者还强于前者。权力崇拜,不言自明。权力恐惧,指的是权力的执掌者由于不得不尽义务而造成巨大的心理负担。得到权力的同时意味义务加身,这是一个普遍性的法则。欧洲、非洲、美洲、亚洲都有权力与义务对偶的记载。中世纪阿拉贡王国臣民向国王宣誓时是这样说的:我们这些并不比你卑贱的人,向你这位并不比我们高贵的人宣誓,如果你能尊重我们的自由并遵守法律,我们接受你作为我们的国王和最高统治者,否则我们就不接受。    
    实际上,因履行义务不力国王被杀死的事情屡见不鲜。在巫术盛行的远古时代,国王往往兼巫师,求雨不利,自身性命也难保。不用说业绩,就是子嗣传承不力,也有受处罚的    
    ,远古,有些国家的国王仅仅因为性能力不足就被毫不留情地杀死。国王的权力最大,风险也最大。“权力”与“务”被工工整整地对应了起来。中国从五帝至西周这段历史,是政治发展较正常与健康的时期,权力与义务比较工整地对偶着。最有力的证据是鲧与禹父子二人治水:    
    舜“行视鲧之治水无状,乃殛鲧于羽山以死。天下皆以舜之诛为是。于是舜举鲧子禹,而使续鲧之业”。    
    《史记·夏本纪第二》鲧治水,拥有巨大的权力,但治水不力被流放羽山而死。有意思的是,鲧之死并不影响儿子禹继承其事业。禹用疏导的办法治水大获成功,结果获得了最高权力。权力与义务工对无误。禹并没有滥用权力,究其原因,并不像司马迁所认为的那样,是因为他的品德高尚。毋宁说,这与禹的品质丝毫无涉,完全是一种机制在起作用。这种机制,简言之就是权力与义务的对偶。只要这种机制存在,即使是权力欲极强的野心家执掌权力,也难以乱为。传说尧利用“乐”治国:    
    尧之时,以五音听治,悬钟、鼓、磬、铎、置,以待四方之士。为号曰:“教寡人以道者,击鼓,教寡人以义者击钟,告寡人以事振铎,语寡人以忧者击磬,有狱讼者摇。”(康有为《孔子改制考》,华书局,1958年版)康有为认为因为“才不足”,导致“自古及今,五帝三王,未有能权其行者也”(出处同上)。    
    对“尧、舜、禹现象”(推而广之由五帝至西周)大致有两种认识,一种认为那是一种假托(是由孔子、孟子与司马迁渲染而成的);另一种观点认为历史上实有其事。我偏向于后者,以为后者的可信度更高,或可备一说。如果是前者的话,中国就是世界上彻头彻尾的特立独行者了。实际上,中国在漫长的皇权专制社会中所表现出的特立独行,并非民族基因所致,而是独特的文化所致。是文化颠覆了尧、舜、禹至西周所形成的政治传统。在政治权力的发萌期,中国没有道理与世界格格不入。《旧约·出埃及记》就详细描述过摩西因未尽到    
    义务而遭受批评与处罚的情形,几乎与鳏被流放羽山而死如出一辙。尧、舜、禹及其周文王、周武王、周公的所作所并没有出格,符合当时“历史潮流”,放置到世界大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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