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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雅宝旧事-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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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的作用。    
    “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大家一激动就发音不准,我姐姐他们就很纳闷,“黄河在保小”?他们就在“保小”,可是从没有见到一条河由那里流过,也没有任何一个叫黄河的人在那里上学或者教书。他们那些孩子,一边迷茫,一边继续纵情歌唱:    
    黄河在保小,    
    黄河在保小。    
    那会儿我哥哥已经送人了,为了保卫延安么。我们家孩子多,要送走一个,否则以后怎么行军打仗呀?这个游戏不准这么多人一块拉家带口。我哥哥又白又胖,比较有人缘。送我姐姐,人家不要,一来喜欢男孩子,二来她懂事了,自己主意大了,就不容易服从游戏规则。    
    我哥走得干脆,一岁就送走了,下落不明。反正带他走的都是咱们一头儿的,听说还是革命军人。那就都是好人了,就必须放心。    
    游戏规定,不能多问。那你要是反悔,再要回来,那就没法玩了。只当没这么回事,很快就忘掉他。我爸我妈,还是由于没吃那碗面的关系,十多年以后还念叨这事情。吃了那面可能就没这么多麻烦了。    
    你算算,我爸关起来了,姐姐住校了,哥哥远走高飞了。所以家里就剩我一个人了,应该照顾我眼神不灵的妈妈。而且看不见东西的妈妈的眼睛是由于我的到来而造成的,我的意思是无论如何我都应该好好照顾我妈。当然,这是我后来懂事以后才这么想的,那时候我还是整个一个混蛋,除了哭以外什么也不会,当然还会做吃的动作什么的。    
    就这样,我妈还要去开会,还不能带小孩。这不能怪人家,国难当头这里还要清除匪谍,这么重要的会议一天还不开几个?我还是觉悟不高,用哭来搅场,和成心捣乱的破坏分子没什么区别,可是人家不和你计较,你也就是占了年轻的便宜,才一个月吧。要不也得送去参加那个吃完红糖面条才能变成好人的游戏。    
    我和你说过,那窑洞真是天然的冰箱,那会儿我们家没有铁炉子,只有一个瓦盆放些木炭,那就是取暖的火盆。在延安那会儿这就是相当奢侈了。我那会儿还没有坚强的革命意志,就冻得不行了。本人当时还真有本事,居然自己从土炕上滚到了地下。开会休息的时候,妈妈回来一摸炕上没人,顿时一身冷汗。就满地乱胡撸,一把抓住我的腿。那会儿被子早就散了,我是浑身冰凉,脑瓜子滚烫。    
    我妈二话没说,也没去请假,也没找任何人商量,是啊,那会儿也没人敢和她商量,她抱起我来就往外冲。    
    那天晚上开会,一个老熟人开始发言。他真是一腔热诚,也就是苦口婆心地劝说我妈交代我爸怎么当特务的过程。当年在北平这人是和我爸一起学画的老朋友,和我爸一起热衷组织抗日漫画小组。


第四部分第十六章 故人旧事(2)

        
    我爸老家在东北,他没事儿就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流亡学生嘛,都是有家不能回的主儿。这个同学当时用的化名叫高扬,我爸一直以为他就是真正天真善良的羔羊。    
    原来他是秘密的什么党的党员。一不留神,他让当局给抓走了。当局也和所有的当局一样,就怕年轻人受人蛊惑,误入歧途。于是对他苦口婆心:交待出来组织,就是迷途知返,不交待呢,就是顽固不化了。    
    他是个明白人,要是真的把这边的组织交代出来,就一定有人迅速清理门户了。而且弄不好还要株连亲属。据说那会儿有个红队,也叫打狗队,专门对付这种人,干净麻利脆。当年在上海,顾顺章交待得太快,结果连累了一家老小,就是众所周知的榜样。    
    要是什么都不交代,自己就一时半会儿甭想出来,皮肉还得大大地受苦。    
    于是他就一脸无辜、一心无愧地把我爸给交待出来了,真聪明。    
    第一,我爸和有打狗程序的组织没有任何关系,周围的哥们儿也没有打狗的能力。    
    第二,他除了画画一无是处,不交待他,天理不公。交待出来他,既保护了像高扬同志那样有用的人,也保护了背后的大组织。你不入地狱,孰人可入?我爸就这样合乎情理地进了北平的警察局。    
    我不是跟你说了嘛,我爸压根没开窍,他没有什么可交待的,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党,什么是组织。另一方面,他又没有那种机灵劲儿,再找一个更年轻的傻子来顶缸。当局一看,嘿,这小子还滴水不漏,铁嘴钢牙?没准是个大家伙,就把他们漫画小组的几个人一起押解到南京。一个是我爸,一个叫凌子风,后来当了导演;一个叫蓝马,后来当了演员。他们和我爸一样的傻,就集体一起老老实实去给高扬先生顶了回缸。哈。    
    这会儿也来到延安的高扬先生刚吃完了红糖面条,嘴甜着呢。舔舔嘴唇对我妈说:过去张仃那么大的罪名蹲过南京的大狱,后来还蹲过苏州反省院,居然能活着出来就非常奇怪,按说如果没有什么交易、如果没有什么猫腻,怎么这么便宜国民党就放了他?虽说是有人保了他,更多的人即使有了更大的铺保出面以后,照样枪毙了。    
    他出来以后,在南京才认识了你,那时你一定知道,他那会儿靠什么吃饭?谁和他经常联络?什么人又是他的上级?你们又是接到什么任务,怀着什么目的从江南的花花世界,跑到延安这黄土高原来?    
    别看我妈个子不高,嗓门不大,她这时候反而一点火气都没有,可是说出话来字字像在他脑门子上挨个地楔钉子:    
    姓高的,在国民党法庭上你就是个叛徒,是个高明的撒谎者。现在在共产党的法庭上,你还是个叛徒,还是个撒谎者!我们两样全都不是,所以我没有什么交待的,无话可说。    
    当时,姓高的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了,脸一阵红一阵白。所有参加会的人都傻了。当时,是战争时期,动不动拉出去顺手就给枪毙了,谁还敢这么说话?何况我爸还是已经被抓起来的特务嫌疑呢?    
    要不怎么说无论何时何地永远有不信皇帝新衣童话的人,这时候杜矢甲先生挺身而出。他个子很大,几步就窜到了台前。那时我妈两眼茫茫,就站在众人前面接受大家的帮助。主席台上坐的是位名叫周扬的文艺界领导。    
    杜矢甲拍着胸口说:周扬同志,张仃和陈布文要是国民党派来的奸细。你砍了我的脑袋!    
    周扬慢条斯理地回答:杜矢甲同志,我要你的脑袋有什么用?停了停,说:散会。    
    说到这儿,你就明白了,杜矢甲和我爸我妈就是这样的好朋友。    
    也是,周扬不愧是托尔斯泰那俄国老头《安娜·卡列尼娜》一书的译者,见过世面,拿得起放得下,判断能力很强,他那会儿估计像我妈这种人,的确不是特务,真正的特务不会这样针锋相对、话不饶人。但是这种人对运动步步升高的良好发展势头,只有负面影响。这样敲打她,一来是必要的杀鸡儆猴,都像她这么肆无忌惮还得了?二来是敲山震虎,你看杜矢甲这样的特务就坐不住了。他的判断能力,远远超过了胡萝卜大侦探,毅然决定不要再和我妈妈继续纠缠,分散会议的火力。于是,断然结束了这个会议。    
    按说周扬先生和我爸我妈都是从上海滩来的,他对三十年代的上海一清二楚,爸爸作的《往昔岁月》    
    怎么就认定我爸是特务呢?我现在想:    
    首先,可能他觉得要是他的立场不特别坚定,康生他们没准就该拿他祭刀了。    
    再说,我爸我妈在上海也都不是左翼作家联盟的中坚。要细分,他们可能是属于“论语派”,我妈就是给《论语》、《宇宙风》、《人间世》写稿开始了她的写作生涯。    
    我爸是给《上海漫画》、《时代漫画》、《万象》画画起家的。这都是邵洵美和张光宇的上海时代图书公司出版的,怎么也不能算得上是坚定的革命派,按鲁迅先生的意思,这些人广义上还都是在给统治者帮闲,还都是风月谈而已。不像周扬他们直接在我党的领导下,立场坚定,斗志昂扬。    
    所以同是从上海来的,还都是文艺界的,但是我爸我妈那时候都没有读过毛泽东的重要理论著作《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开宗明义的第一句话,直截了当提出了最重要的问题: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他们根本就是糊涂到拿自己不当外人,可是我们的党,为了党的利益,在还没认清你的真面目之前,一定要把你放到显微镜下面,弄清你历史上的一点一滴,你的家族,你的血统,甚至你的灵魂深处。    
    这就是当时的环境,这就是当时的气氛。    
    周扬先生是个有限度的明白人。


第四部分第十六章 故人旧事(3)

    二十多年以后,当他被当作敌人押到台上,被“革命群众”开始侮辱与批判,他才第一次明白:愤然而无能为力,会是什么样的滋味。同时也明白了,原来冤案是很容易就做成的。在这对他说来空前的高压下,他恢复了推己及人的能力。明白了,人性在足够的压力之下是可以变形,可以异化的。    
    北京人过去都把公共汽车上车的踏板称为“变心板”。    
    没踩上去的人,都在喊:往上挤呀!车里面还有地儿!    
    在人们踩上这块板那一刹那,就开始拼命喊:行了,别挤呀,等下趟吧!    
    过去周扬一直在车上,还有皮座,他自然完全不理解,或者不愿意理解,那些人为什么这么反动。或许他心里就真诚地认为:这些人和自己不是一条道上的人。当然自己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于是就有了明确的俯视感。他那时完全没有推己及人的能力,绝不会为了他人的痛苦而动心,敌人的痛苦,或懦弱者的痛苦都是可鄙的,那一切和自己完全没有关系。后来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标兵雷锋先生总结得好,对同志要像春风般的温暖,对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无情。说得真妙,他只是没说清楚怎么去区分谁是同志,谁是敌人。    
    你说当时周扬先生挨斗了之后是糊涂了还是明白了?他后来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官复原职之后,还记得落难时候的体会,这也是百里挑一的。真不容易。    
    周扬先生刚从日本回来的时候,还是一身洁白西服,风流倜傥的摩登青年革命者,不过他已经是上海左翼作家联盟的实际党内领导人,因此,自然对又硬又倔、不大服从领导的鲁迅先生,大不以为然,自然和将鲁迅奉若神明的冯雪峰结下了梁子。    
    其实,他也只把鲁迅当成统战对象,按党的政策该拉就拉,该打还得打,不能惯这些老小孩自以为是的毛病,长此以往,那还不得蹬鼻子上脸?    
    谁会想到鲁迅他老人家作古之后,被毛泽东先生钦点为民族英雄,并被立为半神。    
    周扬先生到了延安,自从和毛泽东主席一起吃了几次饭以后,就有被伯乐调理过的千里马感觉了,四蹄腾空、白马过隙,很快就升华成了一个合格忠诚的共产党人。他不像我干爹朱丹先生,他也和毛泽东主席多次一起吃饭,我干爹得到的感觉是还得吃多、吃好、吃妙,及时总结吃的感觉和艺术,免得和领袖谈话太严肃、认真,还是谈烹饪的妙处比较舒服。    
    周扬先生大约从那时候起,灵魂飞升,精神境界似乎也站到可以差不多能够理解毛泽东思想的高度了,那他就自然大可以俯瞰众生了。    
    所以,当毛泽东主席肯定了康生同志的清党能力、肃特能力和判断能力,周扬先生这时就明白了,必须不断调整自己的思路,亦步亦趋紧跟康生同志的思路,对敌人决不手软,原则至上、大义灭友。    
    在延安的熔炉中周扬先生就变成了原则的化身,说一是一,说二是二,完全和雨果《九三年》中革命政权的执法者毫无二致。多少艺术家、文学家一生的命运都在他的倏忽间拍板决定了,他们的姓名或者性命眨眼间就被勾销了。    
    例如,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美术部有个人名叫石泊夫,三十年代和周扬一起在上海是左联的战友,比我爸和他的关系近多了。可是,一夜之间,石泊夫先生被指认为国民党奸细,他声嘶力竭为自己表白。周扬眨眨眼,好像看见一个不认识的坏蛋在表演而已,根本没有为他说一句开脱的话。    
    于是他和我爸一样突然被当作国民党特务给抓走了。他的太太不知在什么样的心情下,或者你我都可以想象得出她当时的心情,半夜里亲手把窑洞的门窗仔细堵严实了,然后,烧起当时唯一取暖的炭火盆。一夜过去,两个孩子和她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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