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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师傅，请把那件白布衫拿给我看。”何水花指指那件挂在柜台的白布衬衫，对年轻的售货员说。
售货员是一位年轻的姑娘，她把衬衫拿下，何水花接到手里比了比，差不多，便问：“多少钱？”
“两块钱。”何水花交了钱，刚要迈步，那售货员低声说：“大姐，你是北京知青吧？”
“是啊？怎么了？”
“你们北京知青也穿这衣服？”
“这衣服怎么了？”
“这衣服土吹。”那售货员姑娘低声说。
“土有甚不好，我们来山西插队还怕土？何况，我们家又是北京第一穷。”何水花自嘲地说。
“甚？北京第一穷？甚么意思？”
“就是北京最穷的人了。”
“笑话，笑话。”那位年轻的女售货员笑了笑说。
何水花家文化革命前，家在北京不算最穷的，更不是北京第一穷。家里有三姐妹，她是老大，母亲没二作，父亲解放前是个解放军连长，解放后转业，在北京一所中学当总务主任，每月十元钱，在北京生活算是中下层。
转变就在文化大革命，学生造反打校长，父亲挺身保护，并说：“老子打过日本人，打过蒋介石，还怕你们这些狼崽子？”红卫兵说他诬蔑红卫兵，说红卫兵是狼崽子，红卫兵的总指挥毛主席便成什么了，上纲上线，他变成诬蔑伟大领袖毛主席了。他不服，红卫兵便用皮带抽他，他夺下皮带和他们对抽，把一个红卫兵头头眼睛抽瞎了一只，那个红卫兵便组织人，深夜把他抓走，头套上麻袋乱棍打死了，尸体扔在街上，还给他戴上对抗文化大革命，反党，反革命现刑分子。
这一下，何水花家的天倒下来了，父亲死了，工资没了，家里没有经济来源，一家人只靠以前攒下的一点钱度日，上个春节回北京，何水花母亲告诉他，家里只剩三十块钱了，找父亲单位没人理，找街道，街道不管，说好人还没饭吃呢，反革命家居，没吃的，就自生自灭吧！
何水花妈妈说：“这是让咱们娘几个自杀啊，咱们偏不死，我就不信太阳落下第二天就不升起来，咱们要饭。”娘几个要反，又让工人民兵和街道小脚侦缉队抓起来了。说要反丢北京的脸，不让要饭，又不给活路，喝水话的母亲只得带着何水花的两个妹妹晚上上菜站或食堂捡点剩饭剩菜回来填肚子，何水花插队，别的知青都说苦，何水花觉得，比起母亲河妹妹在北京挨饿捡垃圾，她插队就算好的了，最起码有口吃的。
母亲已经半年没来信了，何水花心里有些忐忑不安，不知家里出了什么事。
“何水花，你妈来了！”中午，何水花正在屋中休息，董秀芬领着以为四十岁上下的妇女进了院子。
何水花忙从炕上爬起，来到院中，一见，果然是妈妈来了，何水花忙问：“妈，你怎么来了？”
何水花的母亲面露凄然的笑，疲惫地说：“我来看闺女，不行么？”
“行，行！”何水花忙把母亲让进屋。何水花见母亲只拿个头巾包着的小包，不像别的知青父母来探望子女时，大包小包的拿着，便问：“您来这儿，没带东西？”
“带什么东西呀，在北京穷的西北风都喝不上了。”何水花的母亲苦笑着说。
董秀芬见状，知趣地说：“阿姨，您呆着吧，我就不陪您了，水花，你妈找你，找到我那儿，我就给你领来了。”
董秀芬走后，何水花的母亲坐在炕上，望望屋里，又望望何水花，“唉”长长地叹口气。“水花呀，妈找你不为别的，妈和你俩妹实在是过不下去了，前些日子，妈和你俩妹无法生活，就到你爸的老家，保定那的农村去了，可是人家也只管几顿饭，说地少，不接收。
住了半个月，娘仨只得又回北京，这么忍饥挨饿的，我和你俩妹向来投奔你，又怕人家不接收，所以，我就先来探探路，瞧你们大队能接受我们不？”
望着母亲，苦涩的目光，何水花心里十分难受，她也是个二十岁的姑娘了，谁不想说家里好，在人前有面子，谁愿意让人说家穷，家里吃不上饭，从北京讨饭都要到山西了，这是个太丢颜面的事，可是事逼到面前，躲是躲不过的，她不能看着母亲河妹妹饿死啊，她犹豫了一下，一咬牙说：“我去找大队问问去。”
何水花的母亲在屋里等了一个来小时，何水花便回来了。何水花母亲见回来的挺快，心里便觉得事情可能没办成，问道：“怎么样？”
“唉”何水花叹了口气：“大队革委会主任和书记一听这事挺惊讶，问为甚要来这儿落户？我答：想跟我在一块儿。
俩人商量了一下说：村里不会再让外人进来了，知青插队时县里给的任务，不接受不行，况且也给村里盖房钱，还给知青粮食，大队也知道，知青在村里，不会永远呆下去，终有一天会走的，你母亲她们来，可能来了就不会走了，所以，我们不能接收。
我就央求说：求求您，接受她们吧！
不会的！这事不行。革委会主任李目和大队支书李建文异口同声地否定。我见求了几遍都不行，便忿忿回来了。
妈，您能不能在想别的办法啊？”
“想别的办法，能有啥办法，我们是女人啊？”
“我们是女人难道就没别的办法了？”
“哎，办法倒是有啊，就是对不起你死去的爹了。”
“为甚？”
“除非你娘带着你俩妹妹改嫁。
“您嫁人？”
“对。”母亲的目光躲开何水花的目光。
何水花沉默了。何水花的母亲对着窗台的一口小镜子理了理头发，何水花发现，母亲虽然已经快四十岁，但是身材修长，皮肤白净，瘦脸亮睛，头发乌黑，一口整齐洁白的牙齿，宛然是个半老美人，不禁说道：“妈啊，您还挺漂亮的？”
母亲回头看了看何水花，说：“我当年也是八大胡同里的一个头牌，要不是我长的漂亮，你爹是个解放军，能不顾政治影响，把我娶回去？”
“什么八大胡同？”何水花不解地问。
何水花的母亲有些不好意思，低声说：“本来我不想说，怕给你爹丢人，可现在，咱娘几个混成这样了，还怕什么？你姥爷是个商人，在北平做买卖赔了钱，欠了高利贷，人家看我漂亮，就拿我抵债，卖到了八大胡同，八大胡同，就是妓院，你娘我长的漂亮，十六岁就做了头牌，那时，有钱人见我都难，隔着玻璃和我亲个嘴，还得十块大洋，吃香的喝辣的，日子不错，解放那年，妓院取消了，让我们从良，你爹是工作队的解放军，见我漂亮，就让我当改造队的队长，后来就收留了我和我结婚了。”
“你们哪年结婚的？”
“五零年啊，你没结婚就生我了？”何水花终于问出了压在心里十几年的问题。
“这，你不是你爹生的。”
“那我爹是谁？”
“谁知道，那么多人，我能记住谁？”何水花母亲的声音低了下来。
何水花惊奇地张大了嘴，怎么自己不是父亲生的，可是父亲待自己却十分好，比两妹妹都好，自己的父亲是谁都不知道，不光自己不知道，这世界恐怕谁都不知道。“哎呀！我的妈呀？！”何水花大声说：“我是不是你生的呀？！”
何水花的母亲瞅瞅何水花：“你当然是我生的了，瞧你那样，和我差不多，哪像你那俩妹妹，一点都不俊。”
坐了几个钟头的火车，何水花母女到了大同，何水花想劝母亲回北京，可是母亲说：“回北京，咱家那点底子人家一打听就知道了。难嫁个好人啊，嫁个穷人，再过穷日子，顶什么用，不如嫁远点，山西煤多，煤矿多，煤矿工挣钱多，一个月十元呢，听说大同有煤矿到大同煤矿看看吧。”
出了火车站，她们向人打听去大同煤矿咋走，路人告诉她们，到煤矿，还有几十里路呢，要坐车，并告诉她们车站的位置。
她们正往汽车站赶，便见两辆高帮解放牌大卡车停在路中，一个站在车下，用喇叭喊：“去煤矿的快上车，去煤矿的快上车！”母女以为这就是去煤矿的公共汽车，心里还疑问，怎么公共汽车是大敞篷。
陆陆续续，两辆车上站满了人，男女都有，车下拿喇叭的人喊：“都上车了吗？”
车上人答：“都上车了。”
拿喇叭的人看看手表说：“好，集合时间过了，开车吧！”跳上车头的座位，两辆车便陆续开动了。
何水花随着车的摇晃，慢慢听明白了，原来她们坐的这车，不是公共汽车，二十张家口市组织张家口市的职工，到大同煤矿来学习，忆苦思甜来了，去大同煤矿看日本人杀害中国人的案例，煤矿里的万人坑。何水花正要悄声向母亲说明，母亲忙向她摆摆手，又指指嘴，何水花知道母亲示意她别说话，于是，便把冲到嘴里的话又咽了下去。
到了大同煤矿，汽车来到煤矿前，在礼堂里开了一个会，会就是不忘阶级苦，民族恨，忆苦思甜的，会结束时，没人发了一个五六寸大的玉米和白面搀起来的二面饼了，圆圆的饼子中央，印着一个大大的红色的忠字，发饼子的人说这是忠字饼，吃了饼子就更加忠于毛主席，忠于文革小组，忠于党中央了。
随后，大家站在礼堂前，举手齐声宣誓：“不忘阶级苦，民族恨，忠于毛主席，忠于党中央，忠于中央文革小组！”宣完誓后，人们便在领队的带领下，下到礼堂便的坑道理。
何水花和母亲紧紧相跟着下了煤矿，一进煤矿便觉得浑身凉飕飕的，只见坑道的侧边，横七竖八散乱地人的尸骨，有穿着麻袋缝制的衣服，有穿着千针百纳破布缝制的烂衣，有戴破的柳枝编的安全帽的，有戴蓝草帽和赤头的，还有赤着上身，下身只围一个破旧水泥袋的，他们拿着镐，拖着钯，背着筐，半跪的，趴下的，残肢断臂。
虽然有的尸骨已剩白骨，或头上些许黑发，但从那疼苦的样子，仍不难看出，他们生前一定受了极大折磨，在劳累和痛苦中劳动，在劳累和痛苦中伤病，在劳累和痛苦中死亡！
讲解员激愤地说：“这就是日寇掠夺中国的煤，占领大同煤矿，在煤矿中榨干中国劳工的血汗，然后打死或活埋在这里的见证！”走了很远，到处散散落落都是这样的尸骨。又走了一会儿，看到坑道的一侧用玻璃框子框起，里面的尸骨更是密集，人搂着人，人抱着人，人压着人，几十米远都是密密麻麻的人的遗骸。
这些人都拿着工具，好似正在挖煤，一个个脸上惊恐，张大嘴巴，似在喊，在叫在挣扎，而他们并不是尸骨，而是风干的人。他们的皮还在，肉已干，眼珠虽然萎缩了，但还在眼眶里，显露着黑色，手在空中抓，也有的在抓自己的胸膛，而他们的肋，一条条半透明的，瘦得包着骨，褐黄色的。
讲解员沉痛地说：“这个坑道瓦斯爆炸，日寇为保住这个矿，不让下面的矿工出来，更不抢救，而是立即把坑口用装沙的麻袋堵住，使下面挖煤的几百矿工，活生生被熏死，被憋死，日本鬼子真是狼心狗肺，丧尽天良”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日本鬼子！”参观的人群发出愤怒口号声。
“妈呀，人的一辈子就这样，真惨！”刚从坑口出来，何水花悄悄地对母亲说。她看到，母亲正在用衣袖擦拭自己的眼睛。
母女俩离开了人群，何水花或：“妈啊，煤矿工这么惨，吃阳间的饭，干阴间的活，您找这地方嫁人呀？”
母亲迟疑了一下说：“不嫁他们嫁谁啊，我倒想嫁个大干部，大科学家呢，人家要我么？走，咱们问问矿工宿舍在哪儿？”
她们经人指点，找到了矿工宿舍，矿工？宿舍就是十几排平房。这平房没有院墙，只是兀突地立在一片还算平坦的山凹里。
他们走向矿工宿舍。在离宿舍一百米的路口上，有两个女人在那里站着，一个三十来岁，一个四十来岁，虽然穿着普通，但头发抹得精光黑亮，脸洗的白白净净，一个蹲在地上拿小棍在地上划着什么，一个站着嗑瓜子，眼望天，好像在寻觅天上的飞鸟。
“这有零卖的了？”何水花的娘自顾自地说了一句。
“什么叫零卖的？”何水花问。
“就是。”何水花的母亲答。
这时，她们看到有三四个矿工从外面回来，可能刚下工，只见他们穿着沾满煤灰的劳动布工作服，穿着高筒雨鞋，戴着安全帽，脸上漆黑分不清鼻子脸，只有张嘴能看到嘴里还算白的牙齿。
那二位妇女见矿工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