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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原始材料”一词，意指中共党政军的公开声明、内部指示和通信、报章杂志和小册子、军事电报、会议决议和记录、个人日记等等一切当时人事记载。）我从事这项研究的目的之一，也就是利用这些新发现的文献资料来介绍并澄清有关长征的最重要的历史事实。*
* 我在这项研究中所使用的绝大多数文献都包括在正式出版物中或被它们所引用，其中有一些只限于中国国内发行，另有少数文献是从原始档案上抄录下来的。
《从革命到政治长征与毛泽东的崛起》 第一部分资 料（2）
我在研究中使用的另一组新材料，是那些亲身经历过有关历史事件的老共产党员对于往事的回忆录。仅就历史的准确性而言，中共领导人的回忆录与身在国外的前共产党人的回忆录的情况大同小异，它们都因记忆不清和门户之见而不足全信。但是，由于现在不止一个人谈及同一问题，从而进行反复核对已成为可能。为准确地给某些历史事件定位，必须对这些材料进行两次或更多次反复核对。凡不可能进行核对的，在使用某一证据时将有所保留。
最近几年中国内地出版了大量关于长征的二手材料。虽然这些著作中有许多还带有强烈的宣传色彩，但与毛泽东时代相比，这些著作的学术性显然是强多了。比较一下最近在中国出版的一些代表性著作和国外出版的同类著作不难发现，前者从总体上讲远比后者更精确，内容更丰富。原因很明显：第一，中国出版的这些著作，大部分是集体组织撰写的；第二，一些官方历史学家有机会接近更多的档案材料；第三，必须承认，中共党史是他们自己的历史，自家有事自家知嘛！
我这项研究的主要内容是对长征期间的有关史实进行描述和解释，目的是对长征作一系统的介绍和分析，并以新的方式向人们展示中共党内权力关系的战略走向。在关注共产党思想与实践的变化时，该书的前九章仍在传统意义上使用和区分革命与政治这两个词汇———前者表示国家或社会现状发生剧变的方式，后者则表示行使国家权力的艺术和科学。最后一章企图在更加宽泛、更少传统的意义上论述革命与政治的区别，希望不仅能够阐明中共党史上一些有关论题，而且能够加深对于共产主义政治学说和政治运动的总体性认识。现在迫切需要有关中国共产党的事实判断和理论分析，但是我清楚地知道，研究中共历史也许会像其他一些学术课题一样，因为过于错综复杂而难以完美地实现以上任何一项目标。即便认识到这一点，也并不等于在自己的著作中不会发生任何事实或者分析上的差错，但若没有这种基本认识，则出现差错的可能性只会更大。就这一点而言，我认为哈佛大学本杰明·史华慈教授几十年以前对于中共问题研究所采取的“虔诚的无知主义”立场，至今仍然值得赞赏。［21］
［1］参见Benjamin Yang：《长征的幸存者们仍然主宰着中国》，载香港《明报月刊》，1984（12）。
［2］已有许多描写长征的新闻性著作，最著名的有Edgar Snow的Red Star over China（1938）、Dick Wilson的The Long March（1970）和Harrison Salisbury的The Long March：An Untold Story（1985）。
［3］参见施平：《英勇的西征》，载《共产国际》，第7卷，第1~2期，45页；另参见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写于1935年2月或3月，发表于1985年1月17日《人民日报》。
［4］参见郭华伦：《中共史论》，第3册，9~10页，台北，1969；蔡孝乾：《江西苏区红军西窜回忆》，201~205页，台北，1970。
［5］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载《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149~15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6］参见《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第2卷，附录，北京，1958。
［7］Tetsuya Kataoka，Resistance and Revolution in China，Berkeley，1974，p。12。
［8］Chalmes Johnson，Peasant Nationalism and munist Power，Stanford，1964，p。7。
［9］Ilpyong Kim，The Politics of the Chinese munist：Kiangsi under the Soviets，Berkeley，1973，p。201。
［10］Chalmes Johnson，Peasant Nationalism and munist Power，p。8。
［11］Benjamin Schwartz，The Chinese munist Party and the Rise of Mao，Cambridge，Mass。，1979，pp。189~190。
［12］同上。
［13］Shanti Swarup，A Study of the Chinese munist Movement，1927—1935，Stanford，1966，p。266。
［14］Tetsuya Kataoka，Resistance and Revolution in China，pp。309~310。
［15］John Fairbank，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Cambridge，Mass。1983，p。547。
［16］Derek Waller，The Kiangsi Soviet Republic：Mao and the Two Na－tional Congress of 1931 and 1934，Berkeley，1973。
［17］参见龚楚：《我与红军》，389~394页，香港，1953。颇为奇怪的是，有些以前的共产党领导人极力否认他们过去对共产主义的信仰，而现在又吹嘘甚至极力夸大他们以前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
［18］John Rue，Mao Tse？鄄tung in Opposition，Stanford，1966，p。263。
［19］Dick Wilson，The Long March，New York，1971，pp。135~136；Jerome Ch？蒺en，“Resolution of the Tsun？鄄yi Conference，”in China Quarterly，Octorber 1969，pp。18~19。
［20］Noriyuki Tokuda，Mo Takuto shugi no seiji rikigaku（《毛泽东的政治原动力》），5、8~127页，东京，1977。Tokuda把毛泽东在中央党内树立他的权威的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1）在一定程度上处于支配地位———1935年的遵义会议；（2）由掌握领导权逐步转变为形成权威———1938年的六届六中全会；（3）个人的绝对权威———1942年的整风运动。尽管我赞同Tokuda的总体分析，但是我不相信他关于毛泽东的个人政治权威在五六十年代下降了的说法。
［21］Benjamin Schwartz，The Chinese munist Party and the Rise of Mao，p。3。
《从革命到政治长征与毛泽东的崛起》 第二部分农村调查报告和《调查工作》（图）
1927年至1933年，毛泽东在革命根据地内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和理论创作。这是当时他写的农村调查报告和《调查工作》（即《反对本本主义》）一文。
《从革命到政治长征与毛泽东的崛起》 第二部分中国南方的苏维埃革命
简单地回顾一下长征前不久中国共产党在南方进行的苏维埃运动的状况看来是有必要的，其原因有二：首先，它可以使读者更好地理解长征的一些基本背景知识，因为长征毕竟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代表着苏维埃革命的低潮，而另一种意义上当然也可以说是标志着苏维埃革命的高峰。其次，这种回顾还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些本书作者自以为是的新鲜视角，对前一时期的若干突出事件本身进行一番与众不同的观察评议。
细心的读者也许会发现它与以往认识角度的不同之处。起码鉴于中国内地最近公布的许多崭新的档案文献材料，我本人认为，有关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早期的革命活动的许多论题其实也都有必要加以重新考虑。
《从革命到政治长征与毛泽东的崛起》 第二部分国共合作的结束
就党际关系而言，1923—1927年是国共两党进行合作的时期。从全国形势看，国共合作的后两年是两党携手共同反对北洋军阀政权的北伐战争或称大革命时期。随着北伐的胜利进军，1927年，国共两党之间发生了流血冲突，国共合作也随之宣告结束。其实这个过程从中国历史上多次表现过的一种政治规则上更容易获得解释：共同的强大的敌人的压力使得联合行动成为可能，而共同敌人的消失和联合行动的完成则意味着新的政治分裂，新欢旧恨的各种具体理由倒是次要的，也是现成的。*
* 这一观察可以适用于近代以前中国许多新王朝的形成，比如汉、晋、唐、宋、明、清几个朝代。
直至今天，国民党的历史学家大都把北伐说成是极大的成功。他们还说，若没有共产党人从中捣乱，北伐会取得更大的胜利。［1］然而，中共历史学家则把北伐看成是一场灾难性的失败，而导致这一失败的原因一方面是国民党背叛了革命，另一方面是当时的中共中央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2］虽然对这一课题进行详细的考察论证不在本书的研究范围之内，但从总体上对它稍加审视还是有必要的。
看起来，国民党在北伐中赢得了巨大成功这一点似乎是无可争议的。1926年7月开始北伐时，国民党只有几个军，不足10万人的武装力量，它所控制的地盘也不过是以广州为中心很小的一块根据地。1927年初，国民党的军事力量已扩大为4个集团军，每个集团军都有约10万人，而华南各省大部分已在他们的控制之下。到1928年下半年，中国各大军阀势力不是被打败，就是主动易帜，归顺国民党的统治。南京政府确立了它对全国的合法统治，其军事力量猛增到80个军，200多万人。［3］
但是若对这一时期的研究再深入一步，我们就会发现同以上国民党官方立场有所不同的是，虽然北伐是在国民党的领导下进行的，但是不应忘记，共产党人为北伐取得成功所做出的不可忽视的积极贡献。除共产党人的宣传鼓动给北伐军带来了高昂的士气之外，他们还在北伐中发挥了各种具体的影响。比如广东、江西、湖南三省的农民运动蓬勃兴起，势如破竹，为北伐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兵员补充和取之不尽的物质供应；工人的武装起义使得夺取南昌、上海这些大城市看上去更像是政治示威而非军事行动。而这些农民运动和工人起义主要是靠共产党人发动起来的。*
* Harold Issacs，The Traged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Stanford，1951，p。111。我不认为大革命和北伐时期只是“悲剧”而已。提及国民革命军北伐的胜利进军，艾萨克斯写道：“人民群众自发的起义使得国民党军队除接管已为他们准备好的地盘之外，再无他事可做。赶在主力部队之前出发的政工队伍，每到一处就能立刻将当地的革命势力鼓动起来。”
此外，国家政权的迅速建立仅仅证明是一种表面上的成功，而且为国民党政府带来了许多实质性的问题。国民党刚刚宣布全国统一，这些问题就暴露出来了。通过招安各地军阀，国民党在1928年顺利地掌握了全国政权，但是各军阀所控制的地盘却都原封不动。实际上，只有四分之一的军队和长江流域的五六个省份处于南京政府的直接管辖之下，其他的军队和地区仍然由各军事派系控制，其中主要属于李宗仁、阎锡山、冯玉祥和张学良四大军事派别。随之而来，在1928—1930年期间，蒋介石不得不接二连三地进行军阀内战。*
* 关于20世纪20年代末国民党政权内部各军事集团的状况，李守孔列了一个表格（参见李守孔：《国民革命史》，493～494页），现摘录如下，供读者参考：
表2。1 20年代末国民党内的军事派别
派别 首领 地盘 兵力
中央军 蒋介石 6个省 60万人桂系 李宗仁 4个省 30万人西北军 冯玉祥 6个省 42万人晋系 阎锡山 4个省 30万人东北军 张学良 4个省 23万人
在社会政策上，国民党由注重发动基层工农群众革命转向与上层地主资产阶级精英的合作，以使国家的政治管理走向正轨。这一转变对于国民党而言也许不无道理，但却使它脱离了人民大众；尤其在广大农村，蒋介石政府从未成功地在县级以下建立起任何正式的行政机构，也没有能进行任何像孙中山先生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