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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有许多历史学家对此持不同观点。他们坚信，毛泽东与中共的基本战略在从江西苏区到抗战爆发期间发生了重大变化。Shanti Swarup把中共在江西苏区的失败说成是由它所提出的社会改革纲领过高造成的，而把中共在抗日战争年代的成功归因于社会改革与民族革命相结合。［13］同样，Tetsuya Kataoka认为共产党人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以来的巨大胜利与其说是由于以往开展农民战争、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结果，倒不如说是由于以后实行城市与农村并重路线的结果。［14］
虽然有必要给毛泽东的总体战略下一较为准确的定义，但是我还是同意史华慈的观点：毛泽东关于在中国开展共产主义革命的基本主张在江西苏维埃时期就已形成，此后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不过有几点需要指出：首先，至少应当承认20世纪30年代后期毛泽东在党内的地位已有很大变化。在瑞金时期，他只是一名普通的党和红军领导人；而到延安时期，他已成为一位支配全党全军的核心人物。因此，毛泽东的战略后来也就成了全党的战略。由此可见，共产党作为一个整体在此期间必然是有所变化的。其次，在20世纪30年代前期和后期，毛泽东本人的政治主张也有很大不同。前期反抗国民党，后期联合国民党；前期提“苏维埃政府”的口号，后期提“人民政府”的口号；前期实行平分土地的政策，后期实行减租减息政策———这些变化非常重大，足以被认为是战略性的改变。而其中没有变化的———我猜想这也该是史华慈的基本观点———只是毛泽东的思维方式，我把它称作政治现实主义，以便与以前党的领导人所坚持的革命理想主义形成鲜明对照。史华慈也注意到了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在长征结束之后所发生的变化，而且他还正确地指出，这种变化对共产党人来说只不过是一些形式上的改变而已，也就是说，在实质性内容方面，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并没有改变。*
* 有许多历史学家直接或间接地论及这一问题，参见Kataoka书309…311页；Swarup书73…75、101…104、259…266页；Trygve Lotveit，Chinese －munism，1931—1934（Land，1975），pp。210…211；William Wei，The Counterrevolution（Ann Arbor，1985）结论部分。
Kataoka指出，共产主义革命若不顾及政治环境是不能无限扩展的，他把中共比喻为鱼，把中国的老百姓比喻为水，并由此而把长征描述为鱼在无水的情况下“游动”的时期；Shanti Swarup指出了毛泽东的政治现实主义和李立三的革命理想主义以及后来王明和博古的革命浪漫主义之间的区别；Lotveit提到，毛泽东注重现实的稳健路线与以往领导人过分热心于革命的激进路线形成了鲜明对照；魏说，经历过长征之后，中国共产党人学会了像柔韧的毛竹子那样去随风而动，变化姿态。
《从革命到政治长征与毛泽东的崛起》 第一部分论 题（2）
历史的发展并不总是同历史人物的意志互相吻合。这种情况使人们想起了一个世纪以前由张之洞及其同僚针对中国国内的变革而提出的那个著名口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同样，就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关于统一战线的政策而言，看来好像是“共产主义革命为体，中国政治为用”。但是，正如前者的儒家口号产生于西方列强在物质上占优势的国内外形势的迫切需要，而后来的历史进程却证明了相反的观点———西学转变为“体”，中学反变为“用”一样，共产党人的口号也是来自当时国内外形势发展的需要，而中共历史的发展也同样证明了相反的观点———政治变成了“体”，革命变成了“用”。*
* 对晚清时期有关“体用”问题的争论所做的颇有见地的研究，请参见Joseph Leven…son，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A Trilog（Berkeley，1968），vol。1，pp。59…77。
我现在的研究想要说明的是，20世纪30年代中期是中共领导层在指导思想上从革命理想主义向政治现实主义转变的时期，或者说（如果更喜欢这样说的话）是中国共产主义政治化的时期。这一转变与长征期间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上台掌权同步发生，而且正是这一转变为中国共产党提供了主观方面的力量，这种力量与当时的外部因素相结合，导致共产党人在20世纪40年代末取得了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
不少历史学家曾把江西时期与延安时期进行比较，以发现共产党内是否有什么变化，如果有的话，又是什么性质的。然而连结这两个时期的长征就是这种变化的本身！当然，长征可以被看成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两个不同历史时期之间的一个短暂插曲而已。而在当时，不论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也曾都把它看成是一个非常时期———共产党人一直都在努力开辟新的根据地，并恢复他们“正常的”革命活动，而国民党人则一直以消灭共产党人并恢复他们“正常的”政治统治为目标。不过，正常与非正常在中国现代史上是很难加以区分的，许多反常，比如军阀战争，倒成为正常。总之，长征依其本身的地位和性质而言，被看成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历史时期或许更为合适。
《从革命到政治长征与毛泽东的崛起》 第一部分资 料（1）
在西方文献中，已有大量研究20世纪30年代早期江西苏维埃的著作问世。鉴于这种情况，费正清提出如下结论：“在新的证明材料出现以前，可以说这些研究已经覆盖了这一主题。”［15］然而一般说来，这些研究起码在历史事实准确性方面都存在着若干缺点，它们在不同程度上都是依靠下面两种有限的资料：一是由国民党军队在军事围剿过程中所获得的中共文献；二是移居国外的前共产党人的回忆录。
应当承认，在20世纪30年代共产党人虽然失败了，但并没有被消灭。所以，可能落入国民党军队之手的只不过是那些在苏区基层干部和农民中广泛散发的一些书面材料，诸如报纸、杂志、通知以及告示之类。这类文献对于从社会的或思想的角度来研究共产主义运动也许足以够用，但是要对中共领导层内部的决策与权力关系进行全面系统的历史考察（这正是以前的大多数研究所注重的），则需要更加具体、更加确实的资料。例如，德里克·沃尔勒对分别于1931年和1934年召开的两次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做过精心的研究，但对中央苏区政治局赣南会议与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却根本没有提及。［16］
以回忆录的形式提供的资料更是残缺不全。这类材料都是依靠一些老年人对几十年前发生的事件所作的回忆，而且受到他们各自政治立场的影响。例如，龚楚在他的回忆录《我与红军》一书中声称，在1934年5月至7月，他曾担任红军司令部总参谋长。果真如此的话，那么，他对1934年4月至5月广昌之战前后军事形势的叙述也许是可靠的。然而事实上，龚在红军中从未担任过这么高的职务，他的虚假声明对于历史研究来说不论作何种解释，都不能说是一种严肃认真的态度。［17］
至于长征时期，相关的文献资料更加贫乏，只是到最近才有所改观。因为处于战时状态，所以没有定期刊物———像江西苏维埃时期的《红星》、《红色中华》和《斗争》———能够出版发行。同样，作为军事远征的一支部队，长征者们比以往更加警惕并能够有效地销毁他们的文件，因此落到国民党手里的材料并不多。当然也可以说，他们对这些根本不关心因而也就未能完好地保存这些文件。他们并没有认为将来会用得着这些历史资料，所以他们把许多材料当成了废纸，没有妥善加以保存。
另一方面，在中国国内出版了大量讲述长征故事的革命回忆录，比如在故事丛书《红旗飘飘》、《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登载的那些回忆性文章。绝大多数这方面的文章（若不能说是全部的话）是以长征时期共产党的基层干部和红军士兵的名义发表的，而且都是为着同一种目的，即歌颂“英雄人物与英雄事迹”。这些材料一般不够全面，也不够准确，对于某些新闻作家来说也许会很有用，而对历史研究来说，它们至少是引导作用和误导作用兼而有之。
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在长征期间召开的方面军一级或更高级别的党和军队的十几次会议中，只有第一、第二次为西方历史学家所知晓，而这些作者所能向读者提供的，只不过是模糊地描述一下遵义会议（并且漏洞百出），随便地提及一下毛儿盖会议（实际上是在另一个地方召开的会议，而对真正的毛儿盖会议或沙窝会议则全然一无所知）。关于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台掌权一事，John Rue如是写道：
1935年1月初，他们抵达贵州省北部的小城遵义。在那里，毛泽东在反对现行路线的军事首领们的支持下，坚持召开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要求改组革命军事委员会。会议召开了，毛泽东代替周恩来被选为军委主席。周本人虽勉强留在军委，但已没有太大的地位和权力。叶剑英和保安局长邓发也被迫退出军委。新组成的军事委员会没有再任命负责保卫工作的领导人。刘伯承接替叶剑英担任总参谋长，朱德继续任总司令，王稼祥出任政治委员。［18］
在同时的其他一些作品中，我们可以发现大致相同的描述。［19］但是实际上，这里所讲的整个故事带有太多的主观感情色彩，不能用作理解党内权力关系的证据。仅在这一小段表述中，就几乎有十几处事实上的错误。根据这种表述得出的任何一般性结论都不能指望会更加准确。*
* 遵义不是一个小镇，而是贵州省第二大城市；召开遵义会议是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的，与军团领导人无关；毛泽东没有接替周恩来的军委主席一职，实际上，自20年代末以后，周恩来也没有在党中央担任这一职务；在遵义会议上，周恩来的军事指挥权实际上得到了正式确认而不是被取消；叶剑英并未在此时被撤职，而且叶在当时是站在毛泽东一边的；邓发的保安局长一职也未变换；刘伯承早在长征开始以前就担任了总参谋长；王稼祥从未担任过红军政治委员，他在遵义会议上是毛泽东的支持者，而不是反对者。
在这里，问题不仅仅是因为缺乏文献材料而出现的与事实不符，而是更大的研究方法和态度问题。日本的一位学者德田教之（Noriyuki Tokuda），在他写的《毛泽东的政治原动力》一书中所持有的态度与此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虽然该书没有多少事实上的新发现，而且还使用了许多牵强附会的物理学术语———如“内聚力”、“权力的积聚”、“超凡领导能力的启动”等用语在书中频繁出现———但是，德田把毛泽东的上台掌权理解成一个渐进的、复杂的历史过程，这种描述虽然少一些戏剧性，但是其可信度则相对较高。［20］
在20世纪40年代早期开展的延安整风运动中，为响应毛泽东的号召，中国共产党人开始认真研究他们自己的历史。从一开始，他们的研究便不是纯学术活动，而是一种政治声明和历史参考的混合物。1945年4月，在党的七大召开前夕，中共中央正式作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此后直到1976年毛泽东去世，中国官方的历史学家一直严格遵循这个决议的精神行事，并设定了两个基本目标：在党外，证明共产党同国内外反动派进行了艰苦而又胜利的斗争；在党内，进一步证明毛主席同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了曲折而又成功的斗争。虽然党史上的许多情节———比如李立三路线、第五次反围剿、红一和红四方面军的会师与分裂———也出现在各种出版物中，却都无一例外地使用了含混和抽象的语言。
毛泽东逝世以后，尤其是最近几年，由于在中国从事学术研究的政治大气候变得更加宽松，也由于多数当事人已经作古，这段历史逐渐得到较为客观的细心研究。大量的文件、回忆录乃至于分析性的文章已公开向国内外的读者发表。1984年夏天和1986年夏天，我两次回中国访问。在此期间，我接触到上千份关于中共党史的原始材料，其中绝大多数还不为西方学者所知晓。在我的这项研究中，提到了其中的一二百份。（我这里使用“原始材料”一词，意指中共党政军的公开声明、内部指示和通信、报章杂志和小册子、军事电报、会议决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