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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掌握的附属公司中，最容易出现。因此这个问题可以简化
成：法院是否准备在某些情况下穿透法人的帷幕，把公司看作
掌握公司命运者的另一个化名。
一般来说，英国法院不愿承认萨洛蒙原则有任何例外或
条件。那项判决可以很简单地看做一种政策，这就是为了商
业社会的共同利益任何。行为，如果妨害了法人不可侵犯的独
立性，都不允许。因此，在交通委员会拥有的一个附属公司
案例中，法院认为，根据交通执照法令的规定，附属公司提
供的劳务，不能看成委员会所提供；同时，即使一个公司的股
份全部由一人所有，公司经营的业务也不能当做那个人的业
务，他不能因此根据 1954 年的《租佃法案》（ Landlord and
Tennanit Act）更订营业场所的租约。不过相反的判决也不乏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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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的理念 ＇英＇丹尼斯*罗伊德
例。为了决定一个业已立案的英国公司在战争的时候是否具
有“敌人性格”（enemy character） ；法院曾经考虑到它控制权
的归属问题。而在认定一个完全被操纵的附属公司纳税义务
的时候，“控股公司”的住所可能非常重要。同时，主管交通
执照的当局，鉴于附属公司在其他公司的控制之下，彼此已
经融为一个商业个体，当局将不理会附属公司独自的人格，
以免“控股公司”用它牟取本身不应享有的利益。另外，有
位卖主将一笔土地在交易完成以前，转售给他独自经营的一
家公司，意图避免买方向法院申请强制卖主转移土地的命令，
但是法院依然判令那个公司履行买卖契约。
这些例子，很清楚地说明了法律原则与概念如何建立起
一座广泛的架构，以揭集法院乐于遵循的思考方法，但并不
剥夺它在特殊案件中运用思维的全部自由。不过根据时下的
看法，概念思考的重要性是，法院自始就可以有一个强烈的
驱力朝某一方向前进，譬如，保持法人实体的独立性质。当
然是说，例外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才被接受，而且通常并不
承认它们是例外，反而力图以其他的原因使它们合理化，以
免影响法律逻辑的结构。因此法院会说“敌人性格”导致的
问题与法律上的人格迥异，或是完全被操纵的附属公司不过
是一种掩饰或伪装。不过，这些解释并不能完全消除法院寻
找理由以免过分严格追随一项学说的事实。
遵守这种概念架构的好处非常明显，因为若非如此，法
律就会缺乏一致性与连贯性。它的危险只有在“法院否认它
在这个架构内还有某些行动自由”以及“在何种范围内这种
自由可以或不可以运用完全是政策问题”的时候才会产生。
经验告诉我们，在所有的法律制度中，严格的概念主义与适
应社会新需要而产生的较自由较有弹性的哲学间一直存在着
一种紧张关系，也就是由于紧张关系使法律产生活力。
权利与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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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体系一旦达到充分发展的程度，足可容许法学家分
析时，必然会发现，权利与义务的观念是法律结构的枢纽，
借着它们，这个制度才能发挥它的社会功能。法律规范的本
身似乎就有“凡是它所针对的人，在某些方面必然受它拘束，
或是负担某种责任”的意味（责任—obligation—一词包括拉丁
文中“约束”—bi nding—的意思） 。而约束一个人应该如何
作为或不作为的观念，用专门术语来说就是“义务”（duty），
我们已经知道，法律所课的义务，必须与其他规范带来的义
务分开，譬如道德、宗教或社会成规。不过法律与道德在采
取同样的“义务”与“责任”作为术语时，它们不仅考虑到
法律与道德的外在特征—对那些基于某种或其他原因而受它
们约束的人，加以外在的规范—同时也注意到它们重要的内
在性质，因为这些人会确实感觉自己在受那些义务的约束，
这是社会学上非常重要的一项事实。从法律义务的观点来看，
它的意义是，公民认为自己必须服从，并不是因为他在法律
的管辖之内，所以必须作形式上的遵守，也不只是因为担心
违反义务会替自己招致惩罚，而是因为法律规定本身是他置
身团体中社会道德的重要部分。
法律义务与道德义务之间的关系，因为使用“权利”一
词而更形显著。“权利”这两个字不仅寓有道德上的意义，还
带感情上的内涵，它包含一种强烈“正当”的感觉，超过了
根据法律规定所作的形式上授权。这一点在法律一词代表道
德上“正当”的许多欧洲言语中，表现得最为清楚。在法律
系统的架构内，一个人如果主张他有“权利”做或不做某一
件事；管领或禁止别人利用某些财产；要求别人提供劳务；或是
将某件东西移转给他或对他给付；本身都有“理所当然”或“有
资格这样”的感觉，从而在有关人士的心目中发挥道德与法
律的力量。因此法律的概念架构与专门术语，无不努力在人
们心里制造道德上权利与义务的强烈感觉，以便法律命令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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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示或引导人类行动的时候较为容易。法律命令的这种性质，
不论从分析的角度来看是否重要，都是社会学上的基本现象。
1。权利与义务间的关联
有些法学家辩称，不仅权利与义务的作用是法律制度的
必要特征，而且这两个观念本身在逻辑上也有非常重要的牵
连。他们认为权利和义务彼此相关，换句话说，它们是一项
法律关系中互异的两端，而这种双面关系一定共同存在。假
如钟斯欠罗宾逊一笔钱，于是我们就说罗宾逊有权利要求钟
斯清偿，而钟斯则有义务向罗宾逊给付。因此他们是同一件
事的相反两面。不过，其他的法学家，诸如凯尔森，曾经指
出，权利和义务的结合关系虽然非常普遍，却未必同时发生，
因为也许有些义务的形成并不附带任何权利，例如许多有关
公共和社会福利的义务。这可以适用到大部分（若非全部）刑事
与行政法令。我们或许有义务不出版淫秽的著作，或向有关
机关申报税赋，但是这些义务并没有相对地替别人创造有利
的权利。如果为了避就这一点而主张“一种有利国家或国家
中某些机构的权利确实存在于这些例子中”，将会造成非常不
自然的结果，因为我们不可能说国家享有国民不出版淫秽作
品的权利，至于国家适用法律程序压制这种出版的“权力”（这
个也许可以和罗宾逊利用法律程序为钟斯欠他的债款寻求补
偿的权利相当），在性质上比较像义务而非权利。而且，倘若
每一种义务都伴随着一项权利，那么可能会导致非常古怪的
结论；一位定漱了的人犯有被处绞刑的“权利”。基于这些缘故，
凯尔森和其他一些人主张义务才是法律制度中真正基本的概
念，而权利是否伴义务，则取决于这个制度是否愿意赋予某
些个人“决定应否利用法律制度展开行动以强制实现义务”
的一种权利。因此，关于个人权利的这项设计，就被看成私
有财产制度下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其中法律上的要求一般
都在主张某些财产上的利益或是可以用金钱衡量价值的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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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2。基本权利和补偿权利
不过，如果把法律上的“权利”视为执行法律的“权力”，
似乎又忽略或抹煞了法理学经常提出的另一项区别，这就是
基本权利与补和程序法或是手续法（adj ective Law）之间的对
比相当。一般相信“实体法”规定了法律认为可以支配人们
所有法律关系的各种权利与义务，它们的存在先于任何实际
违背义务的行为。而另一方面程序法则在违反义务的情形发
生之后，受害的一方根据法律程序寻求救济或补偿的时候，
才发挥功能。在这个阶段，受害人的权利可以透过他在法庭
上得以主张的特定裁判表现出来，譬如他可以要求损害赔偿
或是禁制令。
因此对一个财产所有人来说，在法律上他可以就他的财
产从事许多行为，譬如加以使用或处分，其他任何人对所有
人的这些权利都负有不得侵犯的义务。同时，一位在公路上
驾车的司机，必须为其他道路使用人的安全尽合理注意的义
务，但是只要他确实尽偿权利或又叫制裁权利。它们的差异，
在某一范围内与实体法到这样的注意，或是意外尚未发生，
其他道路使用人对他没有任何可以借法律程序强制执行的权
利或请求。换句话说，法律创造了关于权利与义务的庞大体
系，这些都可以看成基本规定，因为它们的目的是在日常生
活中借着区别人们“必须为”或“不当为”的行为，来对他
们的活动作概括的节制。而且不论在常识、效用或法律实务
上似乎都有理由用权利和义务的方法，来表现这些基本关系，
并与事后导致属于程序性质的补偿性权利与义务有所分别—
虽然也密切相关—它们只有在侵害发生之后产生，而且可能
使被害人或受委屈的一方为了实现他的请求而督促法律展开
行动。
基本权利、基本义务和补偿性权利、补偿性义务之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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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别，因为人们只把法律当做制裁的工具而有日渐混淆的趋
向，根据这种看法，任何事情，除非能够强制执行—指法院
对被告实施制裁或惩罚一一就不能视为法律上的义务。不过
这种立论，很难自圆其说，因为不但有许多义务事实上无法
强制执行（例如，被告已经失踪，或是一文不名），而且在许多
例子中法律把实现法律权利时实质上的限制与单纯程序上的
限制分开。后面这种情形之一，是法令禁止的债务，某些必
须以书面证明的契约或是对一位享有外交特权的人提出的请
求权。在这种例子中，法律认为基本的义务依然存在，但是
目前必须受程序上障碍的限制，当然极有道理。因此，举个
例子，假如被告不再是外交工作圈中的一员，他将因而丧失
免受诉追的特权，对于依然存续的请求来说，诉讼程序可以
从此展开。另外还有一点，法院的判决经常采用宣称当事人
法律上权利与义务的方式，即使在那个案件中没有其他救济
方法可以利用。法院可能宣称某人具备或不具备成为工会会
员的资格，或是某人从事某一工作或职业的权利遭到不当的
剥夺，事实上在这种例子中也许没有其他的补救方法；譬如损
害赔偿或禁制命令，可供法院颁行。
3。霍菲尔德关于权利与义务的分析
不过法律分析学派并没有在区别实质与程序权利方面就
此罢手，对现代法学理论的一项重大贡献，因而能由美国法
学家霍菲尔德（1879…1918 年，美国法学家，曾任斯坦福大学
与耶鲁大学教授）提出。他认为传统法律中关于权利与义务的
模式，隐藏了许多不同的情况，基于法律分析的缘故，必须
谨慎地予以区别。霍菲尔德指出，现存的法律术语即使没有
包含全部，也已经包含了大部分必要的词汇，使得这项区分
可以进行，但是这种术语必须用更精确更有系统的方式来展
示。
简单地说，霍菲尔德把“权利—义务”的传统模式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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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有关联的四组。它们是权利—义务；自由—无权利；权力—责
任；豁免权—无能力。我们可以发现，只有“无权利”是新的
词汇，因为法律用语至今还没有产生一个切合这种精确观念
的名词。
霍菲尔德的看法是，“权利—义务”式的关联，应该限定
在一人可以通过法律程序强迫另一人从事某一行为的情况，
譬如钟斯可以强迫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