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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朔你之所以成功，领导你王朔的核心思想，不就是你的低吗？低者，贱也，你既然认了这个低，也要认下那个贱。你想想武训，那才是真正的千万别把我当人，一拳两个钱，一脚三个钱，越多的人糟蹋自己就越快活。而你，居然说什么你的文章就是“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俏皮果然俏皮，气味却不正了。我一听这话就知道王朔这小子开始变修了，你认认真真地在乎了。你一贯地嘲笑知识分子的种种毛病，但你既然码了字，有了文名，你也就难逃知识分子的下场。这不是抢开职称了吗？抢不到不是耍态度了吗？你竟然要去和别人比高，你看不得别人的高，你要将别人拉下来，分享你的低，这真是非常没有逻辑的糊涂观念。不必惊动先贤老子，凭着直觉就能看出，低洼之地，岂容他人酣睡。风水宝地呵，你却鄙薄起它来，非朋非类地也呼引起来。真是忘本啊！一个人偶然不是人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不是人。王朔哟王朔，我恨不得用“三家村”教授的办法，当头一棒，使之休克，然后狗血淋头。
我说，这个问题关系到晚节。你是王朔你就必须在野。你是王朔，就只能是灰姑娘，而不要仗着几只老鼠一盘南瓜出落成公主去勾搭什么王子。你不能变成天鹅。你不能穿西装扎领带涂男人的香水字正腔圆。这是你的宿命。
就事论事地说，我看不出别人在天上踱步，碍你王朔什么事了（当然，你在地上行走，也不碍天上的事）。别人教诲学子，即便真是收徒，图的也是文学事业后继有人，你风言风语，要去说别人孔老二，这起码不厚道不平民化。人家觉得文章是自己的好，这是人之常情，你是个见过世面的人，不必做出很纯情的样子，不要熬不得。是人就要吃饭，吃饭就要挣钱，你偏说人家也聪明得可以，真不知这挣饭吃的事又有什么说头。我也读了张承志的文章，看到他吃辛茹苦地挣钱，为了女儿的明天而挣钱，真是天若有情天亦老的。这里的意思和你笔下的《我是你爸爸》分明异曲同工，你如何就硬是装作看不明白？别人要吃饭，只是说明别人也是人，不能证明别人就和你一样。别人即便没有为理想去殉难，至少怀有这样的一个心念，你王朔就该肃然起敬，自愧不如，侧身而退，如何还要说嘴？是不是亡国，理应由有关组织来鉴定，你王朔应该知礼识趣，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要写作就有高潮和低潮，人莫能免，何况那是你的前辈，多少人写着写着就不见了，他们写到今天还有潮也是一绝。你就永远是那种“一不小心就弄出一部《红楼梦》”的状态么？凭什么不能说你王朔也低潮呢？和他们相比，你的高潮不就是初潮吗？能这样说话么？
好端端一个王朔，一旦发昏，变得毫无趣味，令人看也看不懂。这也是我为之伤感的。己所不欲，必施于王。那种死不当人的情怀，我自然是做不到的，但我读过的王朔应当做到。你王朔有作品明明白白地放在那里，这比任何说嘴都要强。原先我被你的语言蒙骗了，以为你很自信很看淡，现在不对了。令我奇怪的是如何就有一种小妾心理，仿佛名不正言不顺的，巴望别人来扶你的正。当然，是人总有短处，你不必沮丧抽泣甚至想不开，同志们会原谅你的弱点的。批判从严处理还是从宽的。假如你还能听进别人的一句话，那你就听我的这一句：去和死人比，不要和周围人比。假如你还能再听一句，那我告诉你，你离死远着呢，不忙为自己盖棺论定。
我曾经说过，这一部文学史，有《心灵史》和没《心灵史》很不一样。在我看来，张承志，王朔和张炜都是不可多得的。这是喜剧也是悲剧。他们并不像人们渲染的那么对立，那么各执一端，这如同张承志和张炜其实也并不一样。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只要《心灵史》或《我是你爸爸》就可以了。（在我读来，《心灵史》的作者应该更谦卑一些，更少一些自己。《我是你爸爸》一文还欠缺章法。）更不是说，应当将《心灵史》和《古船》的作者当做张海迪女士来宣传。文学问题一旦成了思想武器，从来没有好结果。比如，张承志一向直言不讳地看不惯许多人，现在居然什么人都成了他的同道，都要来一点清洁的精神，实在很可疑。如今真是泥沙俱下啊，《红楼梦》也有人敢自吹自擂地续补了，“俺也是人文精神呀”，矫情的作状的浑水摸鱼的呼天抢地的蠢头蠢脑的无奇不有。连什么“抵抗投降书系”的名目也出笼了，说句套话，这叫“形左而实右”。这是彻头彻尾的表演。是新状态下十足的商业操作。这世道，见什么卖什么，连这也能卖钱了，叫人大开眼界啊。
文化姿态，基本上是个人的事情。信仰是个人行为。即便伟大到鲁迅，真的改变了中国的国民素质了吗？你活你的就是了。不要举旗，不要封号。假如你自认是 “比较无所谓的流氓”，你就无所谓下去吧。假如你同意自己是“比较深沉的流氓”，你就深沉下去吧。无所谓到深沉了，就很没意思了。深沉到无所谓了，就同流合污了。善恶之报，自有天谴，无须替天行道。存在主义说，“他人即地狱”。王朔你达不到这样的深刻，但陈村说的“他人即朽木”还是应该知道的。自嘲是一种优美的个人品质，能贯彻始终却是难事。更要紧的是，谁也不要被人弄到座子上去，大家来看西洋景，活人也就成了傀儡。人要是有闲心，即便低潮了，也可以弄点论争出来，让后来的评论家们有口饭吃吃。但盗亦有道，要有风度，不要酸叽叽，不要结党营私，不要小家子气。不可一口派定别人就是黑驹，是恶攻。
王朔最最可笑的是那些赌气的话，恨恨地说若干年后和人家比试一比试小说。这分明是小孩子打架，打不赢却嘟着嘴说，“明天，你敢来吗？”活活把人笑死。这听起来是不是有些“十五年赶超英国”的味道？问题不在于是不是真的超过，而是这样的思维方式。人们通常以为王朔之流是不惦记明天的，谁知他想得如此之遥远，简直要把活儿派到下一世纪的中叶。小弟差矣！说一句卖老的话，这种力气话老汉听得多也。当年，老作家一个个宣称长篇三部曲，年轻人则扬言哥们五年以后见，是骡子是马牵出来遛遛。两个五年也过去了，我没见长篇也没见骡子，甚至连我自己也看不见了。所以，下一世纪的事情不妨留到下一世纪再说。
再说再说，无论如何，不管称作码字儿还是做史诗，写小说总是一件没出息的事情。男人不去死在疆场，不去死在酒桌，不去死在绣床，不去死在拳击台，不去死在沙漠戈壁大海太空，哪里用得着五斤哼六斤的呢？
结束文章之前，偶然读到张承志写在《钟山》上的一段话，他说道愿意对自己有一个反省和总结，要自己警惕偏激，防止矫饰和超出分寸，有意地向别人学习，尊重别人的经验和感受，把自我封闭和排斥异己当成禁忌。他虽然不曾自嘲，但说得诚恳。
不知为什么，我觉得当今有点像大观园被抄家前的情形。轰轰烈烈之后，吵吵嚷嚷之后，剑拔弩张之后，白茫茫大地真干净。伙计们，再忍耐一回吧，时间不会太久了，那一天，文学也成了熊猫，哥们都是国宝啦。
遥望西部
我站在东海之滨遥望西部——我在想，文章是不是这样开头。算了吧，西部比较苍凉，这样的文风过于太监了。
我想赶一回时髦，说一说我和西部的蜻蜓点水般的交情。我曾只身去过青海， 1985年。如果算上“立下愚公志，开发柴达木”，我记忆中的开发西部至少是第二次了。在那里看到“一川碎石大如斗”，还看了一些企业。我到过冷湖也到了花土沟前线的钻井队。
无穷无尽的没有路的路上，吉普车晃得像海中的舢板。看到成群的“磕头机” 在抽油。看到井喷后的洞口，走过去近到不能再近，那发着“嘶嘶”怪叫的黑洞令人恐惧。我看到石油工人干部的辛勤和献身，那不是说说而已，而是终年住在没有人烟的戈壁。只是，可惜，上帝不赐福，打出的油刚够自己的车跑。
今天，15年又过去了，采出的油多起来了吧？我去一个铅锌矿。还没有投产，城市的轮廓有了。我在一个白天走出矿洞，俯瞰山下。笔记本上写：“我知道，是矿山都要报废的。
矿一采完，矿山就死了。但是，当我看着山下年处理百万吨矿石的选矿厂，自备电厂，机修厂，汽修厂，废水处理厂，商场，医院，学校，招待所，公园，礼堂，几十幢工人村，几十公里输水管道，几十公里高压输变电设备，还有道路，还有34 万立方米工程量的井巷工程，这里的一切，这整整3 亿元，十余年后将全部报废，我竟小家子气地觉得十分痛心。“
当时我的工资是七八十元，而大学生到矿上连津贴有300 元。相同的企业，建在戈壁，投资要多几倍。后来我又看了盐湖边的钾肥厂。青海多盐，造钾肥几乎有无尽的资源。那白花花的盐真是美丽啊！走了一大圈后，我无师自通地悟到 “科学家也会误国”的怪事。有人为了争投资，可以多报储量，提高矿石品位，一开始少要钱，工程上马了不怕不追加。我杞人忧天地想，这样的开发是开发不起的吧，就算热闹了一阵，矿采完了，又没动静了。那都是吃水都要一两百公里地往里拉的地方。再说，也不是什么稀缺的矿。
之后，1993年，我去了新疆。吉普车经过好些地方，吃了很多好东西。真是一块又大又好的土地啊，绿洲上的人民悠闲而富足。只要有水，就有一切。要算上这次，今天就是第三次开发西部了。我去了生产建设兵团，看见被边疆的风沙吹得憔悴的脸。他们来的时候十多岁多么水灵，他们告诉我很多故事。大多数人都走了。留下的人，孩子也回上海了。孩子你可要乖啊，听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的话，爸妈老了也要回上海去的。住了一辈子的地方，居然还不认下这个家，叫人感伤。而这个家中也确实没几件像样的东西。我忽然想到美国的西部开发，那里的人，来了就不走了。他们是自己要去的，去了就住下，赶也不走。
我要说的话大体说完了。我是说，西部好。我说，把钱用在西部的能取得效益改善生态造福子孙的地方。我说，让来的人赶也不走。
文学旧事
读《中华读书报》，读到重评当年的轰动之作。那些话并无什么新意，只是有人说出来了。读完一想，评论居然比作品落后了那么多年，稍稍觉得滑稽。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五·四的开卷之作是《狂人日记》。两者似乎有点相似，都要“救救孩子”。鲁迅的小说不曾那么速朽。
再想想是要悲哀的，就是《伤痕》、《班主任》这样的作品，成为文献中的中国当代文学的起点和标尺，一再被选入各种小说集，并且有根有据地载入当代文学史。今天我花了一元钱在旧书店买了本十六年前出版的《醒来吧，弟弟》，翻看着，恍如隔世。其中的包括王蒙所写的《最宝贵的》，多是不忍卒读之作。
我不清楚它们在今天有没有再版。是的，对这一切，我们似乎已经习惯了。
我无意去批评今人的事后诸葛亮，问题不在于怎么看那些作品，问题的实质在于——中国当时就真的没有比这些小说高明的作品吗？
我相信，它们是存在的。
在《班主任》发表前的四年，1974年，我就读到了根子的长诗《白洋淀》。
我和我的朋友热爱这诗热爱得无以复加，至今依然。可是，它的发表已是1985 年了，在湖南的一个极小的刊物《新创作》上。我不知北岛的那篇《波动》是什么时候写的，大概也不会太晚。即便愚钝到如我，在1975年即写下十年后被评论认为背叛了现实主义的小说《囚徒》。在送出《白洋淀》去发表时，我不知道根子是谁，我非常想为中国的作家们挽回一个声誉，希望有人出来做钩沉工作，证实即便在最黑暗的那十年，中国也存在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尽管职业作家们已不能写作了，那些还不是作家或永远不是作家的年轻人写下过他们的充满个性的文字。
这样的作品，无论在当时还是在发表《班主任》的年代，都不被发表。作为一个中年老作家，我还清楚地记得自己的最先发表的几篇小说经过编辑部的怎样的删改。我同样记得，当年读到马原的《零公里处》和《夏娃》手稿时的兴奋。
我很想《夏娃》能发表，但说来说去的，终究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