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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他是机械专科学校毕业的，解放后一直搞工业，而且初期搞过很长一段时间机械工业，他的思维方式也比较实，比较机械，至少是不那么〃虚〃。他知道暴力的力量，但是从来不相信镇压能改变所有人的信念。能被暴力或镇压改变的〃信念〃，那其实不是信念。他肯定自己的、作为一个共产党入的信念是符合真理的，但也从不认为只有共产党人才有坚定的信念。错误的信念不一定就不坚定。他常常纳闷，一些同志，对于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暴力镇压曾嗤之以鼻，解放后甚至做过过头的宣传，仿佛革命者个个部是钢筋铁骨，可是当他们处于执政地位时，竟然也会迷信镇压。搞了那么多运动，每次都扩大化，都在事后忙一阵甄别平反，而且仍然剩下一笔糊涂帐。他认为这实际上是一种内部镇压。
从参加学生运动开始，到一九四八年被迫撤回解放区，他搞了九年多的地下斗争。他清楚地看到远非每个革命者都是钢筋铁骨。地下斗争有一条基本原则：一旦有人被捕，必须立即采取应变措施，这些措施的出发点就是被捕者可能招供。这条铁的原则，决不允许因为被捕的同志〃绝对可靠〃而有丝毫含糊。有些人招供并非由于信念而是因为意志不坚定。刑讯并不是那么好对付的，有些人道理懂得很多，无奈生来骨头软。。还有些人则只是因为缺乏训练，对付不了敌人的审讯技术。尽管这样，实际上叛徒并不很多，尤其是地位较高的同志，大都表现得坚贞不屈视死如归。胡思泰没有被捕过，不过他相信如果被捕了，是能够好受住任何考验的。
他相信他具有坚定的信念，这信念决不是用暴力可以改变的。
〃文化大革命〃也没有改变他的信念。同日本宪兵队或军统刑讯室想必，〃文化大革命〃初期的群众暴力并不容易对付。他不无惊讶地看到，他的一些同事，据说当年对敌斗争中都表现得很勇敢的，在接受群众批斗时却丑态百出，活脱是稀泥软蛋一块，让说什么就说什么，让承认什么就承认什么，让签字就签字，让跪下就跪下，让打自己嘴巴就打自己嘴巴。他们私下辩解说：在革命群众面前这样并不丢脸，况且好汉不吃眼前亏，反正运动后期还会甄别。就连一向特别讲究排场、注意形象的市委第一书记帅恒，表现得也不比那些人强多少。比较不同、也更让胡思泰吃惊的是：帅恒不是让承认什么就承认什么，却把凡是能推的责任都推给同事和下级。不过，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俩悄悄所做的谈话里，他觉得师恒的信念倒是很坚定的。师恒毫不含糊地说：〃文化大革命〃现在这个搞法是不对的，观在弄出来的一切东西将来有一天会不算数的。他说只要他帅恒能活到那一天，他会把康平市的帐一笔笔笔算得清清楚楚。
胡思泰相信师恒的话，但是决不打算改变自己的原则。尽管他历来总被有些人称为〃老狐狐〃，但却不肯在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中耍〃好汉不吃眼前亏〃的滑头。他在接受群众批斗时决不硬抗，但也决不装稀泥软蛋。他也弯腰，也低头，但决不下跪。他承认工作中有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但决不承认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他承认在当年从事地下工作时贡献不多，但不承认他所在的地下组织与刘少奇有联系。地下党有严格的组织系统，…般只知道直接领导自己的上级，再往上就不清楚了，根本不可能直接与刘少奇挂钩。如果说白区党是刘少奇的党，那么一九四八年撤到解放区以后，总该算我参加了毛主席的党吧？
有两个多月，胡思泰受到比别人更厉害的批斗。他被视为双料的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因为当时所有的走资派都是〃死不改悔〃的。
不过，对他的〃关注〃还是渐渐转到师恒头上去了。师恒手里集中着康平市的党政财文大权，而胡思泰手里只有管工业的权。革命高潮期间，管工业是件令人厌烦的事，几乎没什么人想在这种时候试试自己这方面的才能。只是因为毛主席提出的是〃全面夺权〃，才让他〃靠边站〃了。
〃九？一一〃时，他已经成了〃红旗〃派要保的干部，幕后的〃军师〃，安稳舒适地住在军区小招待所里，不过名义上仍然属于〃靠边站〃干部，所以事先并没有把〃九。一一〃行动的事告诉他，直到那天的午饭前不久，〃红旗〃总部才派了个人来向他通报情况，还带来一张刚开始发行的花里胡哨的《康平日报》。他留下了报纸，听完了介绍，问了几个又重要又不重要的问题，把客人送到楼梯口，感谢他的介绍，祝贺〃红旗〃派的全面胜利。
下午唐业明又来讨主意。他巧妙地避开正面，尽可能顺着唐业明的思路说些又具体又原则的意见。当唐业明颇为沮丧地谈到军区不肯提供足够的钱和粮票，迫使他不得不赶紧大量放人时，胡思泰不动声包地指出：任何工作都有个从一般到重点再到一般的转换过程，如何掌握好这种转换的节奏，是一种领导艺术。现在你在短期内放掉一大批次要的被捕者，表面上看是一种被动，实际上却是主动。抓人无非有两个目的，一是造声势，二是取口供。现在造声势的目的已经达到，正应该陆续放掉一些，以便把力量集中在重点人物身上取得有价值的口供。分散使用力量很难达到这第二个目的。那些领着喊口号念语录、或者跑上跑下传达汇报的所谓小头头们，身上能有多大油水？这些人还是早放了好，免得白搭功夫。如此这般，说得唐业明又来了情绪，感到深受启发和鼓舞。闹了半天，敢情还是自己做对了！一点不错，毛主席历来就教导我们要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嘛！
他丝毫没有察觉，胡思泰心里想的完全是两码事。
笑话！整个儿一个大笑话！当胡思泰独自一人，坐在舒适的房问中舒适的沙发里，泡一杯茶，燃一支烟，把〃九？一一〃放在宏大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加以估量时，他只能这样想。〃红色恐怖〃，一夜之间抓了几千人，〃镇压反动组织指挥部〃，又是镇压，甚至公然打出了镇压的旗号。它能改变所有人的信念吗？不能。〃联司〃有十几万群众。当然，群众是无所谓信念的，不过是跟着跑过来跑过去而已。〃联司〃里有多少真有信念的铁杆？一百？二百？不会再多了。可是，只要有几十人不改变信念，在一定气候条件下还会死灰复燃，已经跑过来的群众还会跑过去跟着他们。即使真如唐业明一类人希望的那样，〃九？一…〃确实把〃联司〃派逐出了争夺未来权力的格局，他们也会在运动过后成为一种不稳定因素，成为建设中的麻烦。
而这正是胡思泰最不希望看到的。他认为那将是留给他的麻烦。他始终相信运动总有搞完的一天，哪怕是不久又会有新运动，运动与运动之间还得主要搞建设，而他的责任，他今生的使命，就是领导建设。他说他在地下斗争时期贡献不大，是真心话。他以机械工程师的职业为掩护，除了偶尔在工程技术界进行一些决不会暴露身分的统战工作之外，他长期的任务就是经营一个又一个隐蔽得绝对可靠的备用联络站，这些地点不是用过一次（通常是某一位他不知其详的重要人物住过几天）就放弃，便是还没有启用就撤消。他经营的最后一个这样的联络站，因为地点适中，隐蔽得又好，被指定为地下市委迎接解放的第三备用点，就是说，在前两个地点不能使用时，地下市委将从他这里领导全市迎接解放的斗争。因为这个地点被严格禁止为其它目的而使用，他也被严格禁止参加任何可能引起怀疑的活动。在解放军转入全面反攻，白区斗争也全面高涨的时刻，这实在不是很让人高兴的事，虽然他知道，上级对他的工作评价很高，…位领导同志甚至暗示，有可能在这几面临解放的前夕，派他去台湾继续同样的工作。然而，在一个寒冷的初冬之夜，一切都在顷刻间天旋地转。一个持有暗号、可以全权代表他的上级的人来到他家，通知他发生了意外变故，联络站已经暴露。他要求转入秘密活动，遭到断然拒绝。〃组织上已经有了安排，十分钟后有车来接你的家眷，送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去，你自己现在就跟我走，我带你去一个地方，由那里负责送你撤回解放区！〃后来查明，那其实是一场因为情报分析判断有误造成的虚惊，但胡思泰一家突然神秘地失踪引起了种种猜测，使那个地点还是不得不弃而不用了。胡思泰到了解放区，被重新
分配了工作。听说从白区撤回来一位机械工程师，四面八方都争宝贝似地争着要他。革命已经有了后方，有了城市，有了工业，正需要这样的人去组织生产，支援前线。然而最后还是前线把他要了去，让他随军南下，去做新解放的城市组织恢复生产的工作。他意气风发，如鱼得水，一个城市的工作刚有了头绪，又被紧急召到刚解放的城市去〃开辟〃工作。那是他一生中的真正的黄金时代，他整个身心都处于昂扬兴奋的最佳状态，都在超负荷运行，超水平发挥！他不仅为他自己，甚至还为整个党争得了声誉。他那令人信服的成绩，使一些新近解放的、并不亲共的民族工商业者由衷慨叹：谁说共产党没有治国的人才！当然，他在内部关系方面遇到了一些只有他知道、又让他奇怪不已的麻烦，不过总的来说，他觉得自己正处在顺潮的地位。他毫不怀疑，革命将在取得全国胜利之后转入经济建设，而他将是建设当中的幸运儿。
他遇到第一个真正的挫折是在一九五三年。他已经非常接近于得到任命去领导一个宏大项目的创建，而结果，得到这项任命的，竞是几个备选者中他认为最不该得到任命的人。他开始有了一个新的角度去解释他遇到的种种麻烦。他也开始有了一种自觉，时时记住自己是〃白区出身〃。不久发生了高绕反党联盟事件。他相信中央就此做出的决定完全正确，但是也意识到从这一事件中还应吸取更多的教训。他开始〃秘密地〃利用全部业余时间潜心研究党史，尽可能地收集、打听那些从不公开的、不一定可靠、但又相当可信的传闻轶事，以补上长期从事地下工作〃单线联系〃所造成的缺陷。他觉得豁然开朗，得益匪浅！原来党从诞生那一天起，一直是在一张内外上下左右错综复杂的关系网络里生存、斗争和发展的。他越是了解得多，就越是感到还有更多的东西是他没有也不能了解的，这既是由级别决定的，也将反过来影响到你最终能升到能升到哪一级。
这是任何人都无力改变的。他只能、也必须适应。
他也真地适应了。地下斗争时那种缜密、机警的感觉和圆滑、含蓄的方法帮了他不少忙。他很快地〃政治化〃了。他仍然在经济部门工作，但总是担任党的职务而不是行政职务。
他只是不满意那无休止的运动。他认为那是一种在内部运用镇压和暴力的手段，不正常也不必要，多半是长期武装斗争留下的惯性。不过他把这些想法隐藏得很深。一九五九年他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名义上的错误共七条，但他知道那实际上是怎么回事。他决不到处呜冤叫屈，而是忍辱负重，结果果然第一批得到甄别平反。这次蹭蹬对他的前程确有不小的损害，但和有些人比起来，他深信自己的未来还有发展的余地。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大约有半年多时间，他确实有点懵头转向。这种不是由领导整群众而是由群众整领导的运动，他还从未经历过。但半年多以后他就恢复了清醒。他看出群众闹哄哄一拥而起的局面必然是暂时的。在中国，任何没有领导的群众运动只能以各自走散回家了事，而只要一有了领导，事情就会拐弯抹角地回到原来的轨道上。那时可能出现一些全新的面孔，但决不会出现全新的事物。当他被军区安排住进这座小楼时，不仅这些想法得到了证实，甚至还使他产生了进一步的希望：师恒的位置有可能出空，而他本人正是几个备选的继任者之一。
或许他个人的意趣更倾向于管工业而不是抓全面，但这样的前景决不能说是坏事。
一连四五天，他把这些事想了又想，甚至还把党史和建国以后的运动史细细重温了一遍。这中间，〃红旗〃总部又派人来通报了两次情况，唐业明带着迟丽中来〃请教〃过一次，也谈了些情况。从这些报喜不报忧的介绍里，胡思泰仍能明显地感到，〃九？一一〃以后急剧膨胀起来的〃声势〃已在迅速地疲软下来。当然他现在还不想把这个告诉唐业明。他产生了一种猜测：把〃联司〃定为反动组织并加以取缔的决定，可能并不是在足够高的级别上做出的。不过这还需要再看一看才能断定。在判明这点之前，他应该是个乐观派。他附和唐业朋的话，认为当前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