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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化十三年（公元1377年），是复苏中国航海事业最后一次的尝试。身兼东厂首领，权势掀天的太监汪直，曾经索取郑和的航海日志，试图激起当时人对海上远征的兴趣。兵部郎中刘大夏将郑和的文件从档案中先行抽走公元一四七七年（根据若干史书的记载，有些说他把文件藏了起来，有些则说把它烧了）。刘大夏指斥这些文件“恢诡怪谲，辽绝耳目”，并说宝船带回国的地方物产，如“酱、邛杖（竹杖）、蒲桃（葡萄）、涂林（石榴）、大鸟蛋5”F（鸵鸟蛋）”，对国家毫无益处。译注：这一资料见于顾起元，《客座赘语》（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87年），卷一，“宝船厂”条，但文意与作者所说的相差甚多。据顾起元记此事云：“成化中，中旨咨访下西洋故事，刘忠宣公大夏为郎中，取而焚之。意所载必多恢诡怪谲，辽绝耳目之表者；所征方物，亦必不止酱、邛杖、蒲桃、涂林、大鸟蛋之奇，而《星槎胜览》记纂寂寥，莫可考验，使后世有爱奇如司马子长者，无复可记。惜哉！”（见页三一）画线这段文字并非刘大夏的想法，而是顾起元本人的感慨：认为这份东西被烧毁，使后人无法得知有关下西洋的概况，极其可惜。刘大夏报告他的顶头上司兵部尚书项忠，说郑和远征的水程图已“失”。
“库中案卷，宁能失去？”项忠怀疑地说。
刘大夏回答说：“三保下西洋，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奇宝而回，于国家何益？此特一时敝政，大臣所当切谏者也。旧案虽存，亦当毁之以拔其根，尚向追究其有无哉！”
项忠现在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他自座位上起立，说：“君阴德不细，此位不久当属君矣。”译注：据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八，“琐里、古里”条的记载，报告航海水程已不见的，是兵部的书吏，而不是刘大夏。严从简，《殊域周咨录》记载的原文为：“成化间，有中贵迎合上意者，举永乐故事以告，诏索郑和出使水程。兵部尚书项忠命吏入库检旧案不得，盖先为车驾郎中刘大夏所匿。忠笞吏，复令入检三日，终莫能得，大夏秘不言。会台谏论止其事，忠诘吏谓：‘库中案卷，宁能失去？’大夏在旁对曰：‘三保下西洋，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奇宝而回，于国家何益！此特一时敝政，大臣所当切谏也。旧案虽存，亦当毁之以拔其根，尚何追究其有无哉！’忠竦然听之，降位曰：‘君阴德不细，此位不久当属君矣。’”（见页三○七）据施子愉的研究，严从简《殊域周咨录》此段记载，乃抄自万表的《灼艾余集》（成书于嘉靖十五年［1536］）卷下。而万表此段文字，又录自张NB15E《郊外农谈》。参见施子愉，《从有关郑和下西洋的三项文献看明代的对外政策与舆论》，《郑和·历史与现实——首届郑和研究国际会议集萃》，页146—149。
郑和及其远航航行日志的丧失，是当时中国内部冲突的另一个悲剧性的结局。在士大夫的看法，跟宦官联结在一起的对外贸易以及与外面世界的接触，对帝国来说完全是不经济与浪费的。与外面世界接触的需求，意味着中国本身需要海外来的东西，也意味着中国并不强盛，无法自给自足。仅只披露需求，非天朝所当为。关于郑和航海日志的丧失，参见Duyvendak，“ThetruedatesoftheChinesemaritimeexpeditionsintheearlyfifteenthcentury”；395—398，引顾起元，《客座赘语》，卷一；苏万祥，《郑和下西洋档案为刘大夏烧毁说质疑》，《郑和研究》，第十一期（1990年11月），页39—43。
讽刺的是：中国从海上撤退之际，正值欧洲强权离开地中海安全的避风港，一步一步向前冒险，试图发现一条到达远东的通道之时。在两个世纪之前，马可·波罗的契丹（Cathay：译按：指中国）及香料群岛之旅，以及当地令人难以想像的富裕情况，点燃了欧洲人的幻想。1440年代，葡萄牙人沿着非洲西海岸，缓缓向前移动，寻觅着通往中国的通路。孝宗弘治元年（1488），狄亚士（BartolomeuDias）绕过了好望角。弘治十一年，达·迦马（VascodaGama）终于到达了印度的古里。弘治五年，哥伦布（ChristopherColumbus）事实上是想循着马可·波罗旅行的路线前往中国，却在前往中国的途中，意外地遇上了另一块大陆不期的阻隔。直到去世之时，哥伦布仍然坚信他所到的诸岛屿，事实上就是位于亚洲海岸外海的群岛。一直要到武宗正德十六年（1521），麦哲伦（FerdinandMagellan）才完成了哥伦布西航以达中国海的梦想。
中国自愿放弃其对南洋的兴趣，在欧洲并非无人注意。传教士门多萨（JuanGonzálezdeMendoza）认为那是一件好事，对此，扩张中的欧洲强权应该加以注意。万历十三年（1585），他在其所著的中国史之中写道：
〔中国人〕从经验中发现，离开本土去征服别国，侵害他人及这一类事情，要损失很多人，耗费大量钱财，还要不断花力量和劳力去维持得到的地方，恐怕再失掉。而在他们忙于新的征服时，他们的敌人鞑靼人和邻近其他侯王就骚扰和侵犯他们，造成很大的损失……他们认为需要为安宁和利益……放弃他们在外国取得和征服的一切土地，而特别是那些遥远的土地。从此以后，再不跟任何地方打仗。参见JuanGonzálezdeMendoza；TheHistoryoftheGreatandMightyKingdomofChina［1585］；trans。R。Parke；NewYork；BurtFranklin；1970reprint；92—93。
译注：译文据何高济译，《中华大帝国史》（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页89。
门多萨尝警告说，殖民主义将徒劳无功，然而在那个时代并未受到注意。欧洲为了建立殖民帝国，浪费了额外的300年。自16世纪一开始，中国即饱受日本海盗破坏性的侵袭之苦。有时候，倭寇（轻蔑的中国字眼“倭寇”，意为“矮鬼子海盗”，或指日本人）还在岸上的同党协助下，占领整座村庄，肆行劫掠，令村民惶惶不可终日。地方上的商人与平民虽付出心力以求保护自己，但在大部分地区，倭寇还是来去自如。先前中国海的主人，现在则任掠夺者与匪徒宰割。
第四部分第十一章 苏丹的新娘（1）
马六甲每一位学童都会读到一则故事，这则故事说郑和受命护送一位名叫汉丽波（HangLibo）的美丽中国公主，到马六甲来做芒速沙（MansūrShah）译注：芒速沙于天顺三年（1459）继位，殁于成化十三年（1477）；据马来文献云其曾两度遣使朝贡中国，第一次之使臣为冬布帝，冬布帝归时携回一中国女子，后与芒速沙结婚，成为其五名妃子之一。有一种说法则云东布帝朝贡中国，明帝龙心大悦，愿以公主汉丽波下嫁芒速沙，乃制船百艘，由冬布帝护送公主同返马六甲，并选美女500名为公主之侍从。参见张礼千，《马六甲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41年），页70、81—83。苏丹的新娘。她的父亲怕公主在新家会寂寞，送了500名少女来陪伴她。而这500名少女也都在当地成婚，并且定居于靠近马六甲港澳的一座山的山脚下，后来这座山就叫中国山（BukitChina）。公主改信伊斯兰教，为苏丹生了一个孩子叫明马（Mimat），而那些贵族少女的子孙，据说成了马六甲广大华人社群的核心。关于汉丽波公主的故事，可以参见马来西亚的小学课本，此系得自1990年4月于马六甲时访问退休的学校教师CharlieChua女士。有些故事的版本叫这位公主为“汉榴”（音译）。译注：关于汉丽波公主的故事，另有一版本说：传说明英宗命首相李宝率50艘载满嫁妆的船队，张灯结彩，浩浩荡荡地护送汉丽波公主，赴马来西亚成亲。随船前去的有500多名宫女和侍从。满剌加国王为了表示对中国公主的宠爱，特意选了一座山，盖了中国式的巍峨宫殿，宫殿雕梁画栋，金粉涂壁，屋顶用琉璃瓦覆盖，可谓金碧辉煌。可惜此一宫殿在1511年葡萄牙入侵马六甲时被炮火摧毁。满剌加国王并为公主谱了《石榴红披巾》曲，歌颂这段婚姻。参见王介南，《中华文化通志》第10典“中外文化交流：中国与东南亚文化交流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页255—256。
根据明代官方正史的记载，并没有皇室的公主曾与马六甲的苏丹通婚；然而，在中国山的广大华人公墓中正好有两座墓，任何人都可以断定，它的时代就始于明代。汉丽波可能只是中国宫廷中的一名宫女，或是马六甲一位所谓“华人甲必丹”译注：欧洲强权至东南亚后，为了便于统治，常任命族群的领袖为“甲必丹”，葡萄牙于正德四年（1509）灭马六甲后，亦曾设“华人甲必丹”以管理华人，据云首任“华人甲必丹”为郑芳扬（1572—1617）。荷兰人初抵爪哇时，中国人以万丹、蒲家龙、杜并为居留中心，从事胡椒等商品贩卖，颇称富有。总督彼得逊亦于万历四十八年（1620）任命华人苏明光为“甲必丹”，其后此制相沿不替，并推广至荷属东印度各地。参见张礼千，《马六甲史》，页328—330；李长傅，《中国殖民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页162、166、169。的女儿。公元十六世纪时，葡萄牙当局曾任命若干华人为“甲必丹”，负责管理华人社区的事务。葡萄牙的记录，就注明嫁给马六甲第二位苏丹的，是“中国甲必丹之王”的女儿。关于马六甲第二位苏丹的婚礼，参见VictorPurcell；TheChineseinMalaya；KualaLumpur；OxfordUniversity；1967、20；citingThementariesoftheGreatAfonsoDalboquerque［1774］、trans．WalterdeGrayBirch；London；HakluytSociety；1880。3。
马六甲的华人喜欢汉丽波公主的故事，尤其为故事中暗示其家族与中国的皇室或贵族有远亲关系为荣。无论如何，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就像费信所提到的，他们可能是留在马六甲的郑和手下水手与当地女子成婚所繁衍下来的子孙。若干郑和手下的水手，不顾永乐皇帝严禁出海的禁令，想在另一块土地上生活，于是逃离了船只。一如汉丽波公主故事所暗示的，宝船船队影响深远的结果之一，就是整个东南亚散布着中国人。
直至15世纪为止，亚洲已有一些分散的华人社区。曾为中国殖民地达20年的越南北部，以及暹罗，都有一些中国人定居。14世纪中叶，中国贸易商于定期到访淡马锡（新加坡的前身）时，报道说他们看到数字不明的中国商人住在那里，与马来人“混”居在一块。关于在淡马锡的中国商人，参见VictorPurcell；TheChineseinMalaya；16。此外，在马来半岛的北部，也有许多中国人口。关于在马来西亚的华人，参见VictorPurcell；TheChineseinMalaya；14。至于主要来自广东、福建两省的中国流民，早在10世纪即已到爪哇定居。而且，就如我们之前所说的，15世纪初，郑和在爪哇岛北海岸的革儿昔、杜板、苏鲁马益也发现大量的华人聚落；并在苏门答腊岛西北部的三佛齐，发现了中国海盗的大巢穴。中国人离开中国，可以推测一定是被情势所迫，例如水灾、饥荒或政治迫害等的威胁。中国人向来不愿抛弃尽孝与看顾祖坟的重要责任。
在郑和远航期间开始的海外移民，似乎带着不同的性质。天朝的特使突然自各地失踪，诱使他们背离帝国任务的原因，只能揣测。或许在他们与外地接触之后，放眼所见净是非法贸易的诱惑，而非法贸易的利益远超过他们梦寐以求。刚开始，出国就像涓涓细流；但在整个15世纪，却像是从水坝崩裂的裂口不断奔流而下的湍流。
永乐元年（1403），官方使节到达真腊国（Cambodia）时，使团中三名次级成员逃遁，遍寻不得。发愁的真腊国国王找了三名本国的百姓，以充当出使来的人。使团回到中国，出现在永乐皇帝面前时，皇帝发觉了这个骗局，并对真腊人说：“华人自逃，于彼何预而责偿，且语言不通，风土不习，吾焉用之。”派人送这三个人回国，并赐以路费及衣服。参见郑鹤声、郑一钧编，《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中编下册，页1463，引《明史》，卷三二四。而在真腊国逃亡的使臣到底去了哪里，没人知道。另外也有非法移民，跑到了邻近的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