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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醝匠与搭罩篷匠，也被包含在这次出使的任务中，以应付在海上航行时所需要的修缮工作。（关于出海成员的组成，参见郑鹤声、郑一钧编，《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上编，页144—150；MaHuan（马欢）、Yingyaishenglan（《瀛涯胜览》），trans．withnotesbyJ．V．G．Mills，Cambridge，England，CambridgeUniversityPress，fortheHakluytSociety，1970，页31—32．译注：关于船队成员的记载，有几种资料，彼此之间略有不同，据《郑和家谱》记载为：“钦差正使太监七员，副使监丞十员，少监十员，内监五十三员，都指挥二员，指挥九十三员，千户一百四十员，百户一百零三员，舍人二名，户部郎中一员，鸿胪寺序班二员，阴阳官一员，阴阳生四名，医官、医士一百八十员，旗校、勇士、力士、军力、余丁、民稍、买办、书手共二万六千八百零三名，以上共二万七千四百一十一员名。”而据明钞本《瀛涯胜览》记载，则为：“官校、旗军、勇士、通事、民稍、买办、书手，通计二万七千六百七十员名。官八百六十八员，军二万六千八百名，指挥九十三员，都指挥二员，千户一百四十员，百户一百零三员，户部部中一员，阴阳官一员，教谕一员，舍人二员，医官、医士一百八十员，余丁二名，正使太监七员，监丞五员，少监、内官内使五十三员。”另外，祝允明《前闻记》的“下西洋”条，则记载：“官校、旗军、火长、舵工、班碇手、通事、办事、书算手、医士、铁锚、木醝、搭材等匠、水手、民稍人等，共二万七千五百五十员名。”以上参见范中义、王振华，《郑和下西洋》（北京：海洋出版社，1982年），页23—24；张维华主编，《郑和下西洋》（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年），页87。关于郑和下西洋随行人员的研究，可参见松浦章，《郑和“下西洋”の随行员の事迹》，《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纪要》，第31号（1998年3月），页35—50。另外，此书作者将负责掌管谒见外交礼仪的鸿胪寺官员误为礼部官员。）在返航时，全体人员，职务不论高低，朝廷都会赐予币帛，以酬谢其对皇上所做的奉献。在航程之中，如果有人受伤或殉职，他们或他们的家人将获得额外的补偿。（关于赏赐回国的船队成员，参见郑鹤声、郑一钧编，《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上编，页151—152，引《明太宗实录》，卷七八。）就如朝廷的圣旨颁行全国各地，要他们提供物资以建造宝船一样，朝廷也下令各省上贡宝船前往海外贸易所需要的各项物品，其中包括数千匹的丝绸和棉布，以及大量的铁制用品、食盐、麻布、茶叶、烧酒、菜油与蜡烛。（关于船队的一般补给品，参见郑鹤声、郑一钧编，《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上编，页220，引巩珍，《西洋番国志》。）苏州与杭州是丝织业的传统中心。朝廷严令村舍制造户与纺织作坊为宝船生产特殊材质及优质的高级丝绸和锦绣。海外垂涎的是用高级织物“缂丝”或“刻丝”制成的朝廷官服，这种织物的双面都显示出象征皇家的龙凤纹。缂丝以针为梭，每一厘米作经线24条，相形之下，法国最称精致的高布林毛织挂毯（Gobelintapestries），仅有经线8至11条。（关于明代的“缂丝”，参见MichaelSullivan，TheArtsofChina，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1984，页213．
译注：据高汉玉、包铭新编，《中国历代织染绣图录》（香港商务，1986年），附录“名词简释”记载，缂丝所用系长约10厘米的舟形小梭，与作者所说的以针为梭有出入。法国高布林毛织挂毯，每平方厘米有8至11条经线，22条纬线；缂丝则有24条经线，116条纬线。按照命令，如果织匠未按朝廷严格的规格织造，将受罚或监禁。
明朝官方在江西景德镇的瓷窑，明初时为20座，但宣德年间（1425—1435）增加到了58窑，主要生产用以出口的白瓷和一种易碎、薄胎的景泰蓝瓷。此外，宝船也装载了在亮釉上附雕绘的北方粗瓷——磁州瓷，与福建所造的釉彩带黄褐色的德化瓷，以及咸认具有神奇功效的灰绿色青瓷。从菲律宾群岛到东非，大量各式各样的中国精致瓷器，已陆陆续续地为人发现。（关于明代的外销瓷器，参见Sullivan，TheArtsofChina，222．）广东南海县的铁工业，如铁钉、针、锅碗瓢盆和铁丝等行业，同样有相当成长，这些东西不但是为了龙江船厂所需而制造，同时也是为了海外贸易。（关于各式铁器的制造，见《明宣宗实录》，卷五四。译注：查对原书，无相关内容。）这支浩大船队的需求是如此的庞大，而这个需求几乎是立即涌现，它开始成为天下百姓的一大负担。为了减轻人民供应造船所需最重要的桐油和麻布的负担，成祖下令在南京城外开辟了大片的园圃，种植上万株桐树，以应付龙江船厂的需求。（关于南京郊外的园圃，参见郑鹤声、郑一钧编，《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上编，页211，引《洪武京城图志》，《园圃》。译注：此处似将太祖所为之事，误置于成祖身上。据《洪武京城图志》，《园圃》记载，广植桐树，乃因“国家递年海运粮储，及堤防沿海倭寇，其成造船只所用桐油、棕缆，皆出于民，为费甚重，皇上（明太祖）矜恤民力，乃经营布置，于朝阳门外蒋山之阳，建立园圃，广植棕、桐、漆树，各数千万株，所以备国家之用而省民供也”。按此则种植桐树并非为了建造宝船。）然而，对外贸易孳生的财富，大部分还是进入了朝廷手中。就如一般的情况一样，出洋远航仍然存在着重税和贪官污吏非分地压榨地方百姓这些事。
从监察御史彭百炼的故事即可以证实：即使发现有弊端，守正不阿的官员亦无法对其有所奈何。根据历史的记载，江西穷乡僻壤的吉安县的县令，按照朝廷的命令分派县里的3名富人为宝船桅杆采办大木，如若无法交办的话，可以用价值相当的银子来抵免。彭百炼在偶然间发现县令为了需要的木材，不只选定3个富户，而是280户，并且为自己聚敛了大笔的钱财。彭百炼将此事向上级报告，未几，彭本人反因县官捏造罪嫌而身系囹圄。彭百炼最后虽然获释，但被褫夺了官职，为本身的耿直付出相当大的代价。（）关于这件贪渎的故事，参见郑鹤声，《郑和》，页161—162，引《皇明文衡》（1527），卷九六。译注：据《皇明文衡》（《四部丛刊》本），卷九六，杨士奇所撰的《彭百炼哀辞》记载，当时掌吉安县事者为县丞，但额外加征280户，系县里的奸人与吏胥舞弊，私自下令的结果，并非县丞的意思。彭百炼发现此事之后，直接到县衙里检取案卷（并非向上报告），县丞即将额外的280户除名。彭百炼之被逮系，亦非县丞所为，乃当时派至地方的巡视“使者”诬陷，强迫里老人于书状上签字，说彭百炼买妾、买田，“挟制县官，放免〔采木〕百夫长温彦琮，得白金三十金”的结果。太监特别喜爱的一项差事，是奉命到地方上为宝船征集木材，朝廷曾在一道圣旨中承认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并予以“收回”。这些太监常在事后将木材卖掉，中饱私囊。皇帝发现这样的一名贪渎的太监后，立即予以处死，然而这样的惩治行动，只不过是偶一为之而已。然而，即使在这些震慑人心的船只的光辉之中，暗藏着不满的种子，但永乐皇帝并未特别担心它——如果这些不满真的曾引起他的注意的话。这些船舶，还是一艘艘地从龙江船厂的船坞下水，进入长江。朱棣注视着这批即将奉旨行事、整帆待发的船队时，他知道他统治下的光辉已经显现，而全世界即将目睹他的万丈光芒。
第二部分第五章 目的地：古里（1）
当龙江船厂的船只建造工作正顺利开展之际，成祖却面临谁来指挥这支庞大船队的抉择。他问自己：是35岁的郑和吗？对这趟危险的航程，他会不会太老了呢？“陛下难道忘了‘老马识途’这句谚语吗？”一个朝廷官员上奏说，“事实上，就像干姜和枣子，越老越好！”这个官员继续指出郑和的优点，他说这些优点可以从郑和的面相上看得出来。郑和的脸“粗如橘皮”，表示他生命中历经沧桑，足以忍受这两年出使的颠沛之苦。他两眉之间的印堂（预指着个人行运）“太窄”，显示他的精力将投注于其职业生涯，服侍皇上。“剑眉虎额”两者，则显示出郑和具有作为军事将领的能力与特质。其口“如海”，表示口若悬河，辩才无碍；眼光“烁如激流”，显示其精力与活力，与日俱增。（关于郑和具备统率这支船队的能力，参见郑鹤声，《郑和》，页25—26，引罗懋登，《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
译注：查《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第十五回，仅述及郑和“面如橘皮，孤刑有准；印堂太窄，妻子难留”。）不管成祖对相术的想法如何，他最后任命了郑和担任正使与宝船船队的总指挥。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将如此重要的军事指挥任务赋予一名太监。为了表示对郑和长期随侍的信赖，成祖授予一些嵌印上宝玺的空白诰敕，有了它，郑和就可以在海上代传圣旨。
永乐三年（1405）秋天，这支由317艘彩绘鲜明的大帆船，及2。7万名以上的乘员所组成的大型船队，从南京准备出发。船只在长江江心集结编组，船首上雕饰的“眼睛”，看起来似已迫不及待地想要顺流而下冲向广阔的海洋。
宝船船队的目的地是古里（Calicut），那是位于印度西海岸喀列拉（Kerala）地方的一个城邦，当地有一个香料和木材的市集，吸引整个印度洋的商人前来贸易。在这个位于高特（Ghat）山脉西边的孤立海岸地带，栽种着豆蔻、肉桂、生姜、郁金（译按：即姜黄）及珍贵的胡椒，价值连城。在古印度的穆吉里斯（Muziris）港被大水淹没之后，古里成了印度甚或是所有南亚最重要的港口。（关于古里，参见A．StreedharaMenon，aSurveyofKeralaHistory，Kottayam，SahityaPravarthakaCooperativeSociety，1967，60，页176—184。）
倘若宝船船队的出使，是为了调查惠帝出亡海外的传说的话，古里是开始寻觅的最佳地点？惠帝在祝融吞噬的宫殿大火中，穿着袈裟逃出来，能上船来到这么远的港口吗？这似乎不太可能。然而，这次远征的主要目的是外交性的？这又令人难以相信，因为在两年之前，成祖就已经派遣了一波使节团前往日本、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以及印度的国家柯枝（Cochin）（译注：柯枝今名科钦，位于今印度半岛南部的西海岸，中世纪时为印度的重要港口。），宣示他已经取得大明帝国的皇位了。那么，成祖何以要派遣这支战舰远多于西班牙无敌舰队，而又满载着中国优质丝绸、高级瓷器、精致漆器和艺术品的特殊船队呢？
我们或许可以从成祖即位之后，立即推翻他父皇严格的朝贡及贸易政策，寻得蛛丝马迹。他允许私人贸易，并解除胡椒和黄金方面的限制。儒臣们一向认同中国的兴盛有赖于农业、而且端赖农业这种观点，成祖对此说感到厌烦，他打开中国的大门，招徕外国人和外国商贾，并谕命官员说，“今四海一家”（参见郑鹤声、郑一钧编，《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上编，页92，引《明太宗实录》，卷十二上。），“边关互市，所以资国用、来远人也，其听之。”（参见J．J．L．Duyvendak，“ThetruedatesoftheChinesemaritimeexpeditionsintheearlyfifteenthcentury”，T’oungPao（《通报》），34（1939），页357—358，引谭希思，《明大政纂要》（卷十四）。）明初，外国商品输入中国仅似涓涓细流。在这种情况持续了三十年之后，郑和第一次远航的目的，是要以船上的大量宝货重新打开印度洋的贸易，恢复以往的商业联系，填补失去的往日时光吗？永乐五年（1407），郑和方才从古里返回，成祖就马上下令第二次出使印度，而在这段两年（1407—1409）的航程之中，明朝曾协助古里新王登基，并在当地立碑以纪念两国之间的紧密关系。
朱元璋在位时期，中国在商业政策上的倒退，导致印度尼西亚与马来西亚许多小邦的浩劫。他们最重要的财源突然被切断。而一帮一帮的海盗和私贩，却因香料贸易利润的吸引，如浪潮般涌入这个区域，填补了空缺。中国沿海，不断受到日本倭寇的骚扰；越南南部沿海，则为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