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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底是西方古典哲学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家，因为它的出现，哲学变得和过去截然不同。他把哲学从天上拉回到人间。对苏格拉底来说，了解自己才是哲学的真正目的。他提出的“认识你自己”的主张，至今还镌刻在德尔斐神庙的入口处。这句话和这座神庙本身，坐落在高高的城堡上，仿佛两个历经沧桑的老人，在天气好的时候，出来晒晒太阳，安详、不言不语，却让见者无不心里一震。
苏格拉底和商鞅生活的时代不过相聚短短的几十年，但人文精神的差别竟然如此之大。他们虽然一位侧重于思想领域，一位投身于政治，但其迥然有别。行为观念背后，却藏着东西方不同的思想萌芽。当苏格拉底苦心孤诣奔波在开启民智、慧度众生的路上时，商鞅却煞费心机地控制社会、愚国弱民；当苏格拉底真心实意地引导人们独立思考、争取思想自由时，商鞅干的却是钳制言论、制造“顺民”的勾当。
在春秋战国诸子中，商鞅和韩非的愚民主张，是最为明确、最有系统的，对后世的影响也最大。在《商君书·定分》中，商鞅指出；“民愚则易治也。”
此一语直截了当地道出他积极推行愚民之治的真谛所在。在他的观念中，“民强国弱，民弱国强”，“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而弱民的根本手段则是使民“朴”，也就是愚民。他认为，人民“朴则弱，淫则强；弱则轨，淫则越志；弱则有用，越志则强”。只有使广大人民愚昧无知、朴实忠厚，人民才不易结成强大的力量，来对抗国家和君主，而只能老老实实地听从统治阶级的摆布。这样国家就会容易治理，君主的地位也就会更加牢固。
商鞅变法中的愚民思想，具体有几个方面：一、去礼乐，尚法制；二、禁《诗》《书》，贱学问；三、废好恶，去享乐；四、遗闲去智，按功行赏。
这其中最恶劣的就是第二条“禁《诗》《书》，贱学问”。商鞅认为《诗》
《书》对于国家有百害而无一益，其唯一的作用就是扰乱蛊惑民心，破坏国家法令制度的推行。因此他将礼、乐、《诗》《书》列于国家“六虱”之首，是“亡国之俗”。他认为一个国家如果好用《诗》《书》，人们就会把精力放在学习《诗》《书》上，最终必定会导致“上无使战，必贫至削”的局面；相反，如果不用《诗》《书》，则“敌不敢至，虽至必却；兴兵而伐必取，按兵不伐必富”。
在商鞅的心目中人民的“淫”是老百姓强大的重要原因，而他所说的“淫”，就是指人们好学问、有知识、用智巧。关于这一点，商鞅在《商君书·外内》
中，讲得一清二楚。他说：“奚为淫道？为辩智者贵，游宦者任，文学私名显之谓也。”也就说，他最害怕的就是人们利用自己的才学思想立身处世，显达成名。因此为了弱民，他必须禁《诗》《书》、废学问，他认为，“国去言民则朴，民朴则不淫”（《商君书·农战》，只有这样，才能禁除人民的智巧，更好地削弱人民的抗异力量，增强国家的实力，达到“国必无敌”
的效果。
那么怎样才能使人们轻视学问、废弃《诗》《书》呢？商鞅认为仅靠国家命令强制焚烧《诗》《书》是不够的，还必须采用一些相应的策略与手段，让人们自觉地、心甘情愿地鄙视学问。为此商鞅提出：“无以外权爵任与官，则民不贵学问，又不贱农。民不贵学，则愚，愚，则无外交，无外交则勉农而不偷：民不贱农，则国家不殆。国家不殆，勉农而不偷，则草必垦矣。”
同时他还提出禁止儒生、大臣、诸大夫游学、游仕，闭塞人们获取知识和信息的途径，尽可能让人民愚昧无知，不好学问，使他们专心务农。
更为荒谬的是，商鞅竟主张用奸民治国，说：“国以善民治奸民者，必乱至削；国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至强。”（《商君书·去强》）这无异于用坏人之治良民，其荒谬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中西上古社会完全不同的政治改革道路，决定了苏格拉底和商鞅的不同思想观念和个人作为。审判苏格拉底时，他争辩说：“世界上谁也无权命令别人信仰什么，或剥夺别人随心所欲思考的权利。”宽容原本是社会进步、国家繁荣的根本条件，而人类的历史到处是触目惊心的由于不宽容犯下的骇人听闻的暴行，他几乎充塞了人类文明的全部时空领域。从阿那克萨戈拉的被囚禁，到苏格拉底的被毒死；从基督徒大批地被尼禄皇帝处死，到十字军血腥的东征；从塞尔维特的被烧死，到再洗礼教徒的被剿灭；从布鲁诺被宗教法庭捆在火刑柱上烧死，到犹太人被希特勒送进毒气室——专制残暴的思想恶魔似乎永无止境地徘徊在人类的头顶。人类究竟何以这样愚蠢而冷酷，竟对种种惨剧熟视无睹，屡屡重犯。
这样做的恶果，是专制之下必定盛产愚民，其实这正是专制的需要，愚民永远是独裁者的社会基础。专制者就是要用各种方式炮制出一批又一批、一代又一代的愚民。谁若不愚，就要消灭。“君临天下”决定一切，就是人们期望“明君贤相”。学者刘泽华精辟地指出，秦以后的中国发展模式是先秦的“圣贤”培养出来的“一颗难噬的酸菜”，这些先秦的圣贤当中，就有商鞅。
（《随笔》201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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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3章 只爱娥眉不爱官（1）
——艳事背后的政治阴霾
黄波
纳妓自劾，哄传海内
光绪八年，大名士李慈铭在其《越缦堂日记》中记了一道“上谕”：
侍郎宝廷奏，途中买妾，自请从重惩责等语。宝廷奉命典试，宜如何束身自爱，乃竟于归途买妾，任意妄为，殊出情理之外。宝廷着交部严加议处。
不久，他又在日记中抄录一份“邸报”：“诏礼部右侍郎宝廷照吏部议，即行革职。”
这就是当时哄传海内的“纳妓自劾”事件。
事件的主角宝廷，字竹坡，其家世十分显赫，他是宗室出身，隶满洲镶蓝旗，系郑献亲王济尔哈朗八世孙，可谓天潢贵胄。宝廷还是晚清诗坛之一大家，文章学问俱佳，于同治七年中进士，选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光绪七年，朝廷擢授内阁学士。他在出京赴福建主持选拔举人的乡试的时候（着名学者钱仲联谓，宝廷出京，是去任福建学政一职，主管当地教育事务，并非主持乡试。待考），途中于浙江衢州乘船，迷恋性质在“船妓”与“船娘”
之间的舟女，纳为妾。按照清朝法律，官员纳妓为妾是要受处分的，尽管这一条款在实际生活中的执行力大成问题，晚清官员纳妓早成风气，但如果当事人自请其罪，朝廷和法律又怎么好意思继续装聋作哑不闻不问呢？
宝廷自劾的折子也很有意思，折中写道：“钱塘江有九姓渔船，始自明代。奴才典闽试归至衢州，坐‘江山船’，舟人有女年已十八。奴才已故弟兄五人皆无嗣，奴才仅有二子，不敷分继，遂买为妾。奴才以直言事朝廷，屡蒙恩眷，他人有罪则言之，己有罪则不言，何以为直？”
李慈铭于日记中痛诋宝廷“素喜狎游，为纤俗诗词，以江湖才子自命，都中坊巷，日有踪迹”，意思是此人猎艳成癖，还揭露了宝廷此前娶船娘失败的“阴事”。据李所记，宝廷主持浙江乡试时，就曾经买过一船妓，“吴人所谓花蒲鞋头船娘也”，“入都时，别由水程至潞河。及宝廷由京城以车亲迎之，则船人俱杳然矣。时传以为笑”。用现在的话说，宝廷想纳船妓的心情太急切，结果被人“放了鸽子”。而这一次，当然不肯再上当了，因此要和新纳的船妓“同行而北”。
李慈铭嘲笑宝廷“明目张胆，自供娶妓，不学之弊，一至于此”，还不忘捎带一笔，讥其并不懂欣赏美女，因为听说新纳的船娘“面麻，年已二十六七”。
宝廷过去在翰林院的时候，前工部尚书贺寿慈认市侩李春山妻为义女，后来贺寿慈东山再起，出任都察院的长官副都御史，这是监察官员维护风纪的职位，宝廷认为贺氏现有身份与之前认李春山妻为义女的行为悖谬，乃上疏弹劾，弄得贺氏弃官而去。这次宝廷纳妓自劾，惹好事者为诗嘲之：
昔年浙水载空花，又见闽娘上使查。
宗室八旗名士草，江山九姓美人麻。
曾因义女弹乌桕，惯逐京娼吃白茶。
为报朝廷除属籍，侍郎今已婿渔家。
此诗首联即指宝廷两娶船妓，颈联拿宝廷的宗室身份与江山九姓渔船上的美女作比，因宝廷诗集名为《宗室一家草》，以“草”对“麻”，自然成趣；颔联上句写宝廷当年在翰林院弹劾贺寿慈事，“乌桕”典出《汉书·薛宣朱博传》，借指御史府，“弹乌桕”者，弹劾他人之奏折出手也，上句实为了衬托下句，喻其言行不一；尾联讽其宁愿弃官而婿于渔家。就诗而论，确是妙趣横生的雅谑，李慈铭在日记中录下了这首诗，并附加按语曰“一时传诵，以为口实云”，实则他就是此诗的作者。
像李慈铭这样的人对宝廷嬉笑怒骂，被朝廷革职的宝廷本人的态度又如何呢？
果然是诗人，也以诗应之：
江浙衡文眼界宽，两番携妓入长安。
微臣好色原天性，只爱娥眉不爱官。
“微臣好色原天性，只爱娥眉不爱官”，说得何等坦荡！宝廷后来还有诗曰：“那惜微名登白简，故留韵事纪红裙。”表示自己为了“红裙”不惧被人弹劾，又倡言“本来钟鼎若浮云，未必裙钗皆祸水”，更可见其人对女性之态度。
为了娶船娘，宝廷不怕失败，一娶再娶。难免叫人疑惑：这“九姓渔船”
上的船娘，究竟是何种尤物？
船娘妖娆
清末民初人曾朴所着的《孽海花》虽名为小说，但实则多据真人真事演绎而成，而且有幸被作者选为小说角色的人物，均系当时之显贵和名流。宝廷眷恋钱塘江船娘，不惜弃官迎娶，即为小说中活色生香的段落之一。
《孽海花》第七回写道：“钱塘江里有一种船，叫做江山船，只在江内来往，从不到别处。如要渡江往江西，或到浙江一带，总要坐这种船。这船上都有船娘，都是十七八岁的妖娆女子，名为船户的眷属，实是客商的钩饵……做这项生意的，都是江边人，只有九个姓，他姓不能抢的，所以又叫‘江山九姓船’。”
曾朴已经将船娘的性质和江山船、江山九姓船之得名说得十分清楚。但为何以江山船谋生的只有九个姓，而且“他姓不能抢”，其实还有一段传闻。
据徐珂《清稗类钞》所记：“九姓渔船，唯浙东有之。人有谓为陈友谅部曲之子孙者。凡九姓，不与齐民结婚，始以渔为业继而饰女应客……盖友谅败于鄱阳，其部曲九姓，悉远窜，至严州之建德，而拏舟往来于杭州、严州、金华、衢州也。”
《清稗类钞》这里说到的陈友谅，是元末大乱中与朱元璋争夺天下的群雄之一，而且一度实力和声势均在朱元璋之上，但终在鄱阳湖大战中为朱元璋所败。权势角逐中失败者如果不自行了断，其命运当然都掌控在胜利者手中，陈友谅身死，残部还有不少人马，据说这些余部共有九姓，他们逃到杭州、严州、金华、衢州一带，以操舟为业。朱元璋为了表示惩罚，将这九姓打入另册，列为贱民，不能与其他百姓通婚，因此乃自成一系统，在江上营业的“江山九姓船”也就具备了垄断性。自然，《清稗类钞》只是野史，这里所写只能聊备一说了。
江山九姓船的船家靠水吃水，其主业当然是客、货运和打鱼了。船娘之登场，应该是市场需求的一种自然产物。起初未必全为“神女”，或为照顾船家生活或为招徕客人。江山九姓船虽无外人掺入其中，但九姓内部也肯定会有一种竞争关系，可想而知，第一个“引入”船娘的，在竞争中必然具有优势，然而这种优势却是无法长久维持的，因为市场中的其他竞争者肯定会群起效仿，这样一来，船上是否有船娘势必成为这一行业的准入门槛之一了。
随着船娘的普遍进入，人性的欲求自然也会被激发出来，但如《孽海花》所说，船娘都是客商的钩饵，纯粹是为了给客人提供性服务恐怕也不尽合实际。
我们只能说船娘是服务业的从业人员，性也可能是其中之一，而这种可能是否会成为现实，则完全视主客双方的意愿。
不能将船娘等同于船妓，从宝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