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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公元前399年的雅典城，时世不同了，雅典处于一个复杂微妙的历史阶段。
公元前399年，也就是审判苏格拉底的那一年，雅典城正面临空前的政治危机。在与斯巴达的战争中，雅典城面临强大战争机器所带来的生存压力。
战争期间，郊区大量的难民逃入城中，剧增的人口给城市设施和公共卫生带来了极大的压力，导致瘟疫流行，这一切，都严重削弱了雅典城的实力。
历时27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使人们的精神世界处于极大的危机和混乱中。雅典政局动荡，社会混乱，精神空虚，人性堕落，人们的传统价值观念发生了深刻的动摇。信口开河，背信弃义，利欲熏心，残忍、野蛮、道德败坏的现象，成为雅典战后的主要弊病。饱经伯罗奔尼撒战争洗礼，雅典的民主似乎依然存在，但是在空空的架子里面上演的常常是极其不民主的闹剧。公民们随煽动家的唇舌起舞，献祭的人们各怀鬼胎，建立在形式上的雅典民主制实质上早已风干了。
时局的动荡，社会的腐败，使苏格拉底痛心疾首。他像马虻一样四处飞翔，想蜇醒这匹昏睡中的纯种马。然而事与愿违，已经病入膏肓、失去理智的雅典制度不敢承受舆论的尖锐刺激，力图去制止一切所谓蛊惑人心的言论。
一些为名誉地位考虑的执政者利用了这一制度的致命弱点。他们利用混乱的社会状态迎合当时的社会恶俗，以巧舌如簧误导着人们的价值取向，它们混279淆是非颠倒黑白，使城邦的道德生活更加混乱。连与他交游甚广的朋友——被恩格斯称为“戏剧之父”的着名剧作家阿里斯托芬，也在其喜剧《云》里将苏格拉底刻画成一个行为怪异，专门教授诡辩术的人。在该剧的结尾，“苏格拉底”伤害的城邦公民愤怒地放火烧毁了“苏格拉底”的“思想所”，“苏格拉底”也葬身火海，残酷血腥之气令人惊讶！
生活在这样一个道德没落时代，苏格拉底挺身而出就显得太不合时宜了。
他把雅典的战败和衰落主要归根于雅典人心灵的败坏，认为雅典人对自身的智慧和民主制度充满了无知的盲信，多数民众形成的意志成为政治生活的最高主宰。民主制度因无法约束公民群体中欲望的恣意和放纵，已沦为公民满足私欲和野心的工具。苏格拉底认为要拯救雅典，就要从拯救雅典人的心灵开始。他要求每一个公民在关注自己的人身和财产的同时，更要去关注美德。
在这个可悲的时代，苏格拉底就变成了可悲的堂吉诃德，他刺向堕落的雅典民主制的长矛，最终反弹回来飞向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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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2章 苏格拉底与商鞅（2）
公元前399年，苏格拉底被他一生拥护的民主制判处死刑。这是雅典民主制度永远无法洗刷的污点。对于这个悲惨的结局，一位学者仅用简单的一句话解释：“因为苏格拉底向雅典人传授的知识太快了，超过了当时人们的理解能力。”在文学名着《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大法官对再一次来到人间的耶稣说：为了政治，为了民众，我必须打压你！苏格拉底重复的正是这一悲剧。苏格拉底死于自己的同胞——伟大的雅典公民之手。雅典人用自己的双手扼杀了自己本应引以为骄傲的思想巨子。他们以自己的民主制度特有的五百人陪审团投票表决的方式，以过半约30票的结果宣布这位天才的死刑。
“多数人的暴政”虽然让苏格拉底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但源于苏格拉底并贯穿后来整个西方文明史的民主思想，对推动人类思想的进步和政治制度的完善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而反观同一时期商鞅的所作所为，就知道他和苏格拉底的精神距离何止以道里计，简直就是南辕北辙、背道而驰。
几千年来，中国人对商鞅基本上都是持肯定态度，如郭沫若在其着名的《十批判书》中曾说“秦王政后来之所以能够统一中国，是商鞅变法的后果”，并说商鞅是一位“重实际的政治家”；当今学者也大多称赞商鞅“是中国历史上最着名的改革家之一”。但商鞅的坏名声似乎也不分伯仲，后世将他归为法家，长期被视为“异端”。在知识阶层，甚至以谈论商鞅为耻，宋代的苏轼就声称“自汉以来，学者耻言商鞅”，甚至讲出这个人的名字都是脏了口舌，写出这个人的名字则是污了纸张——“如蛆蝇粪秽也，言之则污口舌，书之则污简牍”。
商鞅的治国之术堪称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最残酷和严厉的一种，是一种激进的国家主义实验。一般来说，开启民智、富国强兵才是变法的最终目的，可商鞅实行的却是棍棒下的变法。他通过种种愚民措施以高压手段达到尊君强兵的目的，商鞅不像后世的专制统治者那样还需在“内法”的表面披上“外儒”的伪装，而是赤裸裸地指出要达到“富国强兵”的目标，就必须“使民贫”，“使民弱”，“使民不乐”，最终要使“国胜民”而不是“民胜国”。在经济上，他认为“强国”与“富民”是对立的，他极端地认为人民不但不应该有思考能力，而且只能通过强制手段让他们俯首帖耳。这位秦国的变法者一上任就循循善诱地给秦孝公上课，说您作为一国之君，同样也是凡夫俗子，并不是在德行、智慧、勇力方面都比凡人高出许多倍的超人。
老百姓尽管聪明而且人数众多，但为什么他们却不敢和君主您作对呢？那是因为“权制断于君则威”，只要手操权柄，以“法”治国，老百姓就只有听天由命、赏罚由人分配了！
为了把每个老百姓都关进他设计的铁笼，他设计最残酷的“什伍连坐法”，规定：“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
这就等于把“告奸”制度化，严密化。而这种制度是建立在里保户籍制度基础上的。户籍制度从商鞅开始，一直沿用到今天。有了户籍制，秦国的老百姓就都在国家的严密监视之下。商鞅的思路是，只要是人，就是坏的。他们在心中藏了很多秘密。这些秘密对国家是危险的，国王和他都不是神，不可能知道这些人的秘密，所以，必须要有告密者，于是，商鞅把告密写进法律，并特别提倡亲人之间的“告奸”。
为了生存，每个百姓必须要拿出十二分的精神来探听“奸”人“奸”事，包括自己的亲人。而你一旦告密，你得到的奖赏将是一个农夫十年劳动才赚来的钱，而且还有别的好处。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如果做妻子的告发了丈夫，那么做妻子的财产可以不被没收，只没收老公的财产。连夫妻之间的财产也公开计算，并用以鼓励告密，这在中国历史上可谓一大空前绝后的发明了。
在告密法实施不久后，秦国的民风就变得非常古怪了。父子见了面，如果没有什么事情从来都不说话；婆婆和媳妇之间没有共同语言，媳妇可以对婆婆大声叫骂。所有人都像防贼似的防着自己身边的人，包括亲人。
为进一步实现富国强兵的政治目标，必须采取单一的重刑手段，只有当人被成功地单一化，都成为思想被完全“统一”的人后，单一的目标方能迅速实现。
商鞅认为国有“五害”，分别是儒家学者、商贾、隐士、手工业者和勇士，在《农战》一文中，他毫不客气地说：把这些人赶走，敌人不敢来，来了也会被打败。去讨伐别国，一定能战胜，不去讨伐，则一定能富足。在他主政下，当时活跃于中原各国的那些游侠、歌姬、说客、武士、儒生、商贾、刺客等社会上最活跃的人员，在秦国全都绝迹了，因为这些人是社会上的“五蠹”，必须铲除！
与官方意识形态不相吻合的“异端邪说”被彻底否定和排斥之后，当人们的思想观念被彻底纯洁化之后，真正的思想实际上也就随之而消失了。剩下的只是一帮简单愚昧、贫穷安分、柔弱驯服的“人”，并最终被“国”和“政”“所胜”，即被专制政权彻底压服和控制。
商鞅把全国变成一座戒备森严的“思想监狱”，而自己则成为手执鞭子严酷驱打人民的君王家奴。在这种变法思想的指导下，秦国全国上下成了一架运转井然的机器，成为步伐整齐、服饰一致的集中营。在这种高压政策下，每个秦国人都变成了国家的工具，宛若后世出土的那些兵马俑，人人面无表情而无比强悍！
商鞅彻底改变了战国乃至后来中国的政治形态。它的基本治国理念被顽强地延续下来，它的核心经济理念被众多的独裁者所沿袭。苏轼曾经叹息说，对于商鞅主义，“世主独甘心焉，皆阳讳其名，而阴用其实，甚者则名实皆宗之”。在秦以后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历代统治者实施的窒息整个民族创造力的“愚民政策”，遵循的就是秦制，而秦国的一切政治、经济、文化等制度的创立又皆起于商鞅变法。所以，郭沫若说“秦汉以后的中国政治舞台，是由商鞅开的幕”确为不易之论。可惜的是，这是一个黑暗的舞台！
一位是引领人类的先哲，一位是专制愚民的鼻祖
苏格拉底和商鞅最根本的区别，恐怕还在于‘智者”与“侍者”之区别。
苏格拉底的一生致力于启发民智。他具有丰富的教育实践经验并通过长期的教学实践，形成了自己一套独特的教学法，人们称之为“苏格拉底方法”，他本人则称为“思想的助产术”。而商鞅作为一名政治家则终生致力于巩固维护君主专制，为此不惜闭塞视听，愚弄人民。“开智”的苏格拉底与“侍王”
的商鞅，一是人格的健全，一是精神的阉割；一个虽然死于“多数暴政”，但思想永远传承；一个尽管因“侍王”而富贵，却终如晨雨朝露，身死名灭。
苏格拉底说自己“像猎狗追逐食物一样追逐真理”。为此，他疏忽了自己的职业，甚至忽视了自己的家庭。他一生没有工作，从不为生计奔波，也根本不在意衣食住行，甚至连家人的生活也从不过问。他泼悍的妻子赞蒂普如同河东狮吼，无数回对他大发雷霆，可他依然不以为意，我行我素。
在苏格拉底眼中，哲学就是最伟大的艺术，他毕其一生去思考人生的真谛。根据人们当时的记载，他沉思的方式显得特别古怪而有趣，达到了如痴如狂、亦疯亦癫的地步。他时常一个人离群索居，站在路上一动不动，一沉思就是几个小时，不受任何事情影响，这种沉思有时会在特定的地方，比如说在山顶、家中、神庙，有时也会在和别人聊天时突然陷入沉思，如同老僧入定一般。有一天大清早，他遇到一个问题，就在一个地点呆立不动，凝神默想了一天一夜，他“才扯脚走开”。人们对此百思不得其解，好奇的人甚至还搬出铺席睡在露天里，悄悄观察他是否站着过夜。他独特的“沉思方式”
俨然成为那个时代最抢眼的“行为艺术”。
苏格拉底是那个时代雅典最着名的公共知识分子、评论家、持不同政见者，被人们亲切地称为“雅典的良心”。他对周围人们奉若神明的东西是持否定态度的，对传统的习俗也不屑一顾。他头发蓬乱，胡子拉碴，体型肥硕，身上的袍子总是又脏又破，还喜欢光着脚。可是雅典人并不反感他，许多人都愿意和他聊上一阵，哪怕是被他调侃。苏格拉底一生都没有办自己的学校，但广场、庙宇、街头、商店、作坊、体育馆等，都是他施教的场所。青年人、老年人、有钱人、穷人、农民、手艺人、贵族、平民，都是他施教的对象。
这个温和而有着极大耐性的人，一生的愿望就是将所有的人——无论是国王还是鞋匠都循循善诱于知识的殿堂之上。
苏格拉底也特别愿意充当一个“口头评论家”的角色，他总能在第一时间知道雅典发生的新鲜事，总能拿出一针见血的评论，特别是对那些以社会良心和民众喉舌自诩的政客，他总能一桩桩一件件地剥去他们的伪装和矫饰，让街头百姓听得津津有味。因此苏格拉底的敌人并不比他的朋友少。把那些自我标榜为雅典社会支柱人的思想骗术揭露于光天化日之下，甚至成为他的一种癖好。久而久之，他的名字在希腊家喻户晓。他在上午谈到的一些趣事，到了晚上全城人便无人不晓了。有人为他编演了戏剧。他被捕入狱时，全希腊没有一人不对他一生的大小琐事了如指掌。
苏格拉底是西方古典哲学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家，因为它的出现，哲学变得和过去截然不同。他把哲学从天上拉回到人间。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