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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学中考察人与自然的关系，会发现不久前的人类还不是完全如此的。
比如我近来再次读了《白净草原》，这只是十九世纪的作品，它记录的天籁、神秘无尽的自然，更有人与之不可分离的依存关系，那种生活状态，又一次深深地打动了我。这唤起了我的陶醉，我追求的另一种生活，以及愿意为保卫我们曾经有过的那种日月而斗争的冲动。它不是“自然生态文学”，但它显然更有力量和作用。还有《离骚》，它写满了自然之美；甚至连《瓦尔登湖》，也不是我们惯常所理解的那种“自然生态文学”。再近一些，就说孙犁和汪曾祺吧，他们的柔美篇章里有多少大自然的描写。他们自己和笔下的人物，都是躺在大自然母亲的怀抱中呼吸的生命——他们的这些作品因为真实自然和格外饱满的生命内容，才让我们更加感动，并能够长久地记住。
对比一下，我们就能够很容易地将不同时期的文学质地区别开来：以前的人对于大自然的情感是难以分离的，是混沌无界的，是沉浸其中的；人对自然的歌颂或牵念不是出于无奈之情，也不是因为逼迫而生出的责任心，更不是出于对物欲的关切而推导出来的功利心；那时的“生态文学”如果有的话，当是更纯粹和更高境界的，因而也是更为激动人心的。
说到这里，我们可以明白这不仅仅是在谈论“自然生态文学”，而是忧虑我们现代人的生命质地、不同的质地所呈现出来的不同情状、网络时代文学中的生命伦理问题。
如果说梭罗隐隐表露了对于现代化即将来临的恐惧和深忧，那么现在已经再也找不到“瓦尔登”了，我们已经陷入无可逃遁的绝境。我们在尝试追问：我们文学中一以贯之的强大的人道力量、我们追求真理的恒心，今天能否恢复？在这种修复中，我们可能会对物质主义保持一种戒备，这并不难；难的是其他，比如我们怎样还原和追溯浑然一体的思想境界——人对自然拥有了“现代”理解力之后，还能否寻求和借助生命中的本能力量？这种力量由于没有了简单和直接的责任与功利，从而具备了更深更强的文学感动力。
因此我们才注目那只午夜来獾，稍稍留心它的行迹，体味一下它与我们有什么不同，它的沉默和羞涩到底来自哪里、因为什么？
（2010年9月24日于哈佛大学）
（张炜着：《午夜来獾》，作家出版社，201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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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章 历代史家眼中的汉武帝
景凯旋
中国历史上，堪称盛世的时代不多，其中汉唐盛世最为人津津乐道。但是，要论汉朝盛世，其实应是国家无事、民给家足因此而缺乏宏大叙事的“文景之治”，而不是文治武功的武帝。
经过汉初七十年的休养生息，到了汉武帝初期，京师国库的钱积累到巨万，钱用都用不完，穿钱的绳子都朽断了。库存粮食吃也吃不完，堆在仓库外面，最后都腐烂了。国家法律十分宽松，百姓富裕安定，人丁繁荣，首都长安人口就达到一百万。
国力的强大，给了汉武帝施展雄才大略的机会。在军事方面，他主动派遣卫青、霍去病数度征伐匈奴，又派张骞出使西域，打通丝绸之路。在南方灭掉夜郎、南越，建立西南七郡；在东方灭掉卫氏朝鲜，设置乐浪、玄菟、临屯、真番四郡。在政治方面，他废藩置县，加强中央集权，实行严刑峻法，特务统治。在文化方面，他采用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建太学，立乐府。其煌煌功业为后世历朝君主所艳羡。
然而，历代那些一流史家却不这样看。中国史官都是秉承儒家价值传统，尤其在经济上主张政府少干预。所以，看看他们的评价是很能增长见识的。
对于汉武帝的一生，班固《汉书·武帝纪》赞辞只称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称赞其举俊茂，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等文治事业，而对汉武帝的煌煌武功则不赞一辞，并称：“如武帝之雄材大略，不改文景之恭俭以济斯民，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
在秉持儒家观念的班固看来，国家的强大，首先应当是民生的安定富庶，而汉武帝虽有雄才大略，却穷兵黩武，不顾民生，终于使得汉朝繁荣经济濒临崩溃。
汉武帝对匈奴用兵，解除北方边患，这本来是属于正当的措施。但汉军一直打到今天的哈萨克斯坦境内，或为了抢夺汗血宝马，就发兵讨伐大宛，那就很难说是自卫战争了。反过来说，这样的战争就只会是好大喜功、劳民伤财。由于连年对匈奴用兵，加上汉武帝本人酷好神仙方术和奢侈享受，大兴宫殿，浪费无度，国家财政很快便濒于崩溃。为了筹措庞大开支，王朝政府便只能加重徭役，致使农民大量破产流亡。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齐、楚、燕、赵和南阳等地都爆发了规模不等的农民起义。
为了聚敛财富，武帝还实行“算缗”、“告缗”，凡申报税负不实的商贾，充军边疆一年，并没收其财产。为了怕商贾有所隐瞒，还鼓励民众检举揭发，“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即把没收的财产奖赏其一半。这政策一出台，全国人都起来纷纷举报，中等以上商贾几乎都遭告发，倾家荡产，天下财富均归王朝政府。
汉武帝还依靠桑弘羊等人实行盐铁官营、酒榷（酒类专卖）、均输等政策，与民争利。但官营垄断行业往往效率低下，官员利用职权贪污腐败、欺压百姓的情况日益严重，导致百姓怨声载道。据《汉书·食货志》记载：“冶铸煮盐，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公家之急，黎民重困。”“钱益多而轻，物益少而贵”，“功费愈甚，天下虚耗，人复相食”。政府垄断经营、压制民营商业的结果是，财富更加集中到那些大官吏手中，而均输政策并没抑制住物价，反倒是物价飞涨，百姓更穷，到了人相食的地步。汉武帝末期，全国人口竟至减少了一半。
汉武帝是个明君，但也是个暴君。他刚愎自用，残暴多疑，而且还迷信巫蛊。太子被杀，两个皇后或被打入冷宫，或被迫自尽。他任用酷吏张汤，最早发明腹诽罪。而汉武帝最受后人非议的，就是阉割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史家司马迁。
如果翻看《史记》，我们就会发现，“隐忍苟活”的司马迁在《史记·孝武本纪》中只是记载其信用方士，四处求仙事，对其政治功业甚少叙述。唐史家司马贞更是在《史记索隐》中评汉武帝“疲秏中土，事彼边兵。日不暇给，人无聊生。俯观嬴政，几欲齐衡。”将汉武帝与秦始皇相比，可以说这样的评价是很严厉的，体现了中国史官的儒家传统价值。
另一个伟大史家，宋代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对汉武帝的评价同样不高，他称汉武帝：“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其所以异于秦始皇者无几矣。”认为汉武帝奢侈无度，严刑峻法，完全就是个秦始皇再世。之所以汉武帝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没有重蹈秦始皇的覆辙，原因只在于汉武帝“晚而改过，顾托得人”，及时调整了政策。
所谓“晚而改过”，是说汉武帝晚年下《轮台诏》，自称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强调“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后人因此称此诏为中国皇帝的第一个“罪己诏”，但此诏并非真正有所追悔，而是他深知行将就木，积怨甚多，太子尚幼，必须做个表态，以抚慰庞大的官僚群体。为此，他首先处死太子生母、宠妃钩弋夫人，以免他死后出现太后专权的局面；其次托霍光辅佐太子，这就是司马光所说的“顾托得人”。《资治通鉴》载：“武帝之末，海内虚耗，户口减半，霍光知时务之要，轻徭薄赋，与民休息。”昭帝时桑弘羊与贤良文学的大辩论，便是围绕要不要与民争利的问题，结果也只是取消了酒类专卖。汉朝终竟走向了衰微。正如班固在《汉书·食货志》里所说：“物盛而衰，固其变也。”事实上，汉武盛世、唐朝开元盛世，最后都成为了由顶峰后走向衰微的转折点。
前几年曾有新闻报道，专家经过对汉武帝陵的考察，已经探明大中型陪葬墓一百二十余座。此外，还发现了修陵人的墓地，面积约四万平方米，估计埋葬尸骨在两万具以上。当时正是“汉武热”方兴未艾的时候，影视剧《大汉天子》《汉武大帝》相继热播。看了这篇报道，我只有一个感觉：如果百姓不能享受到盛世的繁荣，反而因盛世而受苦，这样的盛世与百姓有何关系？
（《南方都市报》2011年4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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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章 溥先生的杖头小手卷
董桥
1963年溥心畲在台北逝世那年我还在台南求学，一位老诗人老前辈悠悠说了这样一句话：“玩溥心畲字画，玩的不是字画是学问！”诗人前辈是我中学时代钟老师的诗友，家里珍藏许多溥心畲的小诗笺、小册页、小手卷。
上世纪50年代还替钟老师求得溥先生一双小对联，长年挂在钟老师借月山房书斋里。“你记住了，”前辈说，“溥先生的袖珍书画最精绝，最耐看，最矜贵！”
我听话，真的记住了，五十年来邂逅溥心畲小字小画细心看，细心学，细心买，藏的不多，爱得深沉，家里大画大字老了都卖了，只剩溥先生的巾箱小品舍不得放手。说不上玩学问：玩的是旧王孙旧才人笔底那一庭愁雨，半帘风絮。
故友江兆申先生是溥心畲的学生，他来我家看到溥先生小小一幅泥金笺松岩高士图说，那是他老师心中供养的明秀和浑厚：明秀不难，难在浑厚；明秀是笔墨，深厚是气势，笔墨靠积学，气势靠天纵，最紧要是书法精了画才有笔墨可观！我听了一下子省悟墨影里玩学问的消息。上一辈人考究，顶真。
溥先生说天纵，说天从，说的是天所放任的聪明，天所赋予的多能。启功先生说溥心畲绘画造诣是天资所成，天资远在功力之上。早年我搜得溥先生一套双钩设色《秋园杂卉》册页，启先生和江先生都给我题了长跋。我问启先生那么精确的笔墨算不算功力？启先生说：“技法是功力，这样的布局这样的设色，那还是天资！”技法老练的画家画双钩花卉确实画不出溥先生画里的诗意诗境，启先生说他看了高兴，怀旧，题跋里抄录了好几首秋兴。
这本册页我的医生朋友何孟澈喜欢，请了国内竹刻高手刻成一块块留青臂搁，惟妙惟肖，不输旧工。我看了也高兴，也怀旧，册页索性依了孟澈卖了给他：
我老了，他年轻，溥先生的精品归他接着供养意义更深更远。寒舍还有一些溥心畲诗词小笺真迹，更有一册溥先生抄录唐诗联语的寒玉堂手稿，行草焕发，批注累累，是早年台湾师范大学一位教授的旧藏。教授说翻一翻翻得出溥先生偏爱唐朝哪些诗人哪些诗，王维、孟浩然、韦应物很多，柳宗元也有，那是溥先生劝勉少年启功要他好好细读的唐代诗家。溥先生的诗词周弃子赞了又赞，《寒玉堂诗集》和《凝碧余音词》我孜孜硬啃，沉郁的像工部，清秀的像辋川，那些长短句倒是宋人气派了，偶然录进他的画作越见古媚，灵秀。
几十年了，我无缘亲炙溥心畲的小手卷。上世纪80年代从英国回来看到大雅斋黄老先生珍藏一件《瞿塘归棹》，9。3厘米高，74。6厘米长，设色绢本，冯康侯先生壬辰（1952年）年题引首，真是挂得上杖头的小卷，太好了。
陆放翁说“杖头高挂百青铜，小立旗亭满袖风”，钟老师教过我袖珍手卷册页也叫杖头清玩，真诗意。我频频恳请老先生相让，老先生频频婉辞，说溥儒这样小巧的手卷存世太稀少了，舍不得分离。老先生高龄辞世，小手卷遗留给黄家千金，黄姑娘不久迁居美国，我的瞿塘之恋显然越加渺茫了。上个月上旬，黄姑娘忽然传来消息说小手卷和张大千牡丹都交给纽约苏富比拍卖，过不了半个月她邮寄的图录也到了，阔别多年她还记挂我的夙愿，我很感念。
图录上小手卷估价美金两万到三万，开拍之日听说竞投热闹，落槌价却比张大千牡丹便宜一截，也算可喜，在大陆在香港拍卖一定轮不到我买，毕竟有缘。《瞿塘归棹》品相跟当年一样美好，长长一卷壁立悬岸，湍急江流，树斜棹摇，折笔是刚，转笔是柔，锋头亦阴亦阳，那是江兆申说的非工书法必不能至了。卷尾溥先生行草题了五言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