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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二者的混淆是可惜的。因为从现实层面来说，为了向大自然有更多的、持续的索取，要求有所节制是必然的，采取严格的规划也无可厚非。这是物质化社会存在下去的通行逻辑。而文学作品则不然，它感人至深的力量却要来自非功利的心情，要有所超越。
功利化的、太切近和太直接的文学表述，将自觉不自觉地成为物欲主义潮流的一个组成部分。
我们可以设想，如果不是因为担心生态恶化影响我们的生存，我们的文学还会痛心疾首地为之呼号吗？答案是不一定或不太可能。原来我们所谓的生态文学中的焦思不完全是出于爱、不是出于人类对大自然应有的敬畏感和责任——也就是说，不是更高意义上的善意，而只是因为恐惧、因为不能向大自然持续索取而产生的忧虑。这就是某些“环保文学”的遗憾。它没有，也不可能化进生命的浑然和本能的感受之中，结果就从文学的肌体上剥离下来。
其实所有的文学都应该葆有人性的深度好奇，深入生命世界的本质——如果剥离下来，成为了一个专门的文学类别，就会在文学表达上陷入过分的自觉，并表现出功利心的峻急。这就走向了反面。
实际上所有的文学写作都应建立在自然生态的背景之上，而不是相反。
无论何时何地，大自然永远都是生命的基础，文学表达一旦脱离，就会变得浮浅和狭窄。这恰恰也是网络时代、一个文学小时代的特征。文学离开了万千生命簇拥的自然和大地是不可思议的。
但是，强烈而直接的功利性也会使“生态文学”丧失应有的诗意。人对大自然的各种欲望，包括依赖和敬畏，都是浑然天成的，是生命的固有之色——它在许多时候是拒绝分析的。在文学中，这种生命情愫与本能无法量化、无法抽出。
三
二十一世纪文学与自然生态的关系呈现出某种怪异和畸形。它是渐变的、由来已久的。其实不仅是生态文学，任何题材的文学写作与现实的关系，都应该是超越功利主义的。文学对现实的过分自觉，会走向自身的单薄和肤浅。
比如在刚刚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时候，中国的老中青三代作家都在改变自己的写作主题，与以往的差距越来越大：手法更多了，状态更活泼了，以往的那种简单的理想主义，粗暴和单一的思想和艺术表达开始被抛弃。
不过当代文学在具有了全面激活、呈现蓬勃生机的同时，也表现出对物欲的彻底臣服，即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这个时期，生命的自然感受力大幅度退化，人们对大自然或者视而不见，或者目光变得尖利起来——那是攫取的目光。
时至今日，二十世纪末开始的那股物质主义潮流更加猛烈了。在文学写作上，即稍稍超越于“时代”和“潮流”者虽然极少，但总还是有的。比如纵观新时期至今的一段文学里程，会发现为数不多的“个案”，他们的面貌多少有些不一样，总算保持了一点生命的自然气息。
这一部分人并不完全依从时代的风尚，也没有那样及时和匆忙地调整自己的写作，而是一如既往地遵循心路的指引，服从自己对生活的长期探究，从而满足个人的艺术表达。这使他们有可能成为一些单独工作的人，葆有一份生命的淳朴。
人陷入物质主义潮流之后，再要葆有对大自然的敏感和敬畏之心将是十分困难的。历经了现代主义对“心智”的全面开发，又进入了一个物质与网络的时代，作家让自己的心身重新感知大地，这是难上加难的事情。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是一个农业国，人与自然的关系理应是比较亲密和贴近的。但是进入剧烈的市场竞争之后，这种关系不仅荡然无存，而且走向了一种底层机智和实用主义的劣质，表现在文学写作上，就是各式各样的机会主义的尽情表演：
中年作家尽管处于最富创造力的年华，但因为具备了利益熟透的生存经验，所以难以通过前所未有的道德考验。他们本来应该成为这个时期重要的文学和精神指标，却没能阻止自身的溃散。这个时期的文学表达是充分物欲化的，无法避免污秽、性和暴力，犬儒主义，粗制滥造等等，有时会有一种被淹没感。涉世不深的年轻一代因为昨天的记忆不多，成长在新的物质环境中，于是拥有了格外随意和泼辣的表达——他们与整个潮流的关系常常是亲密无间的。
在今天，不同年龄段的写作，在各自的创作所追求的目标上，实际上有一种异曲同工之妙：鲜有例外地追逐着市场效应。这就进一步脱离了永恒的思索，丧失了大自然的坐标，不再追求真理，格局空前变小。
阅读中国当代文学，每每会有这样的一种感受：我们拥有当前物欲世界的最庞大的一支伴奏队伍。在这方面，我们如今真的已经是“后来居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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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章 午夜来獾（2）
透过表象的种种分析，很容易得出的结论是：长期处于落后状态的第三世界，急于学习发达国家的文学，也极有可能学到其中最坏的部分，毫不犹豫地丢弃自己美好的民族传统。时至今日，他们要比以前所鄙视的“堕落的西方”
更多更淋漓地写到性和暴力、更大幅度地展示“人性的恶与委琐”——这在通常情况下会是阅读中更为刺激的部分，也是“解构”和“解放”的灵药和猛药。
中国传统通俗小说中并不缺少这样的元素：我们有千奇百怪和极尽想象力的关于性和暴力的描述，这方面并不稍逊于商业主义物质主义的西方。从历史上看，中国古代的齐国在发展经济的最能干的人物管仲的管理下，国都临淄建立了世界上最早也是最庞大的妓院。至于说暴力和酷刑，同时期的秦国有一个宰相商鞅，他炮制的严刑峻法大概是人世间最罕见最残酷的。不幸的是这二位总是受到后人不吝言辞的极度称赞。所以说无论东方还是西方，文学与生活都有各自的传统，二者在交流和学习中总要对接，问题是不要把其中最可怕最恶劣的部分交集起来，一旦这样也就糟透了。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希望在这场震耳欲聋的物欲大合奏中听到独奏和独唱，看到能够置身于生命旷野中的人——十三亿人口的大国，五六千年的古老文明，总会贮藏起这样的精神能量。
四
在历史上，对现实的功利性有所超越的文学总是难忘的。这里谈谈孙犁和汪曾祺，他们在当时和今后的意义，都给我们以启示。
先说孙犁。这位文笔优美的作家经历了战争，是我们熟悉的那一代革命作家。这个创作群体的主要特征是配合战争和阶级斗争，以笔为枪，其作品是隆隆前行的革命列车上的一件件行李——有时也被视为“齿轮和螺丝钉”。
可孙犁稍有不同的是，他的作品在同样拥有浓浓的战斗和硝烟气息的同时，个人志趣也得到了很好的保留。他描述山地的斗争，芦苇荡里的战火，公社化的过程，但这更多的只是作为一种生活背景出现的——更大的背景却是山川大地，即令人迷思和爱恋的自然，它下面发生的故事才是各种各样的，作家要用自己的笔来描写和绘制。
这就有了一个个迷人的女性形象，她们含蓄的耐人寻味的心情表达得多么生动逼真。这在当时的文学中是十分少见的，现实功利性较弱，因而显得格外触目。作家对女性的涓涓柔情，特别的爱惜之情，独到的观察，都充盈在字里行间。这是比一般的儿女情长更深邃更细致的东西，它来自恒久不变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最别致的青春形象，迷人的天籁，无法言表的生趣。可见在那个统一的潮流和文学气氛中，孙犁在一定程度上超脱了出来，保护了自己的艺术空间，并在这个空间里生长起来。
再说离我们更近一点的汪曾祺，他的主要创作期就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代表作更是八十年代初产生的。同时期的作家在写什么？大家大致在写两个方面：一是继续对极“左”文化专制的控诉，二是对新时期新气象新成就的欢颂。
但汪曾祺基本上没有写这两方面的内容，而是独自沉浸到往昔的回忆中去，把老旧生活的场景一一追记下来。这其中满是他的个人志趣和性情，十分饱满。
他玩味往昔的做法，今天也许不算多么特异，在当时却是极为另类的，一般读者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适应。那时候人在现实的“潮流”之中，也就无暇顾及大自然所赋予的斑斓人性、大自然本身。
由此可见，孙犁和汪曾祺都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脱离自己身处的现实潮流，尽可能地保存了自己生命中应有的单纯和朴实，具有一定的精神自由。
当然，他们因此而成为那个时期难得的文学收获。
那么到了时下，我们究竟有什么值得乐观的方面？这才应该是讨论的重点。我们的乐观在于：目前罗列的这一切虽然令人忧虑，但还不是完全无望，因为屈指算来，在短短的半个世纪的历史中，作为写作群体这起码是第二次对潮流的“顺驯”了——上一次是六七十年代，那时的文学主潮是写“阶级斗争”；而这一次则是对物质欲望的集体追逐和仰望。
这两股文学潮流从表面看起来是呈现两极状态的，但它的内里、它的本质含义都是相同的：写作汇入并跟从社会思潮与时尚，其境界并没有区别和超越现实操作的功利层面。当代文学在这两个潮流中都未能幸免，也都是同一种命运。从人性和艺术的规律上看，我们有理由相信以后的文学命运也要大致如此。不过我们面临的是本世纪的下一个十年或二十年三十年、甚至于更长的一段时间，我们是否可以企望艺术家的想象力、独立性和人格的力量，有一个稍稍不同的面貌？
中国有句老话：“事不过三”，意思是说，同类错误重犯“第三次”就很愚蠢很不妙了。由此说来，我们的当代文学仍然是有希望的。
五
东部半岛上那只午夜出没的獾始终是沉默的。可是它即便发声，我们也无法与之交流，只能一边窥视那张可爱的花脸，一边猜测它的行为以及心绪。
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它不是为了“生态”问题而来，它还没有那样的自觉。它对故园的留恋是一种本能的、自然而然的；它在黑夜里嗅着往昔，走走停停，如此而已。对这道矮矮的栅栏墙和所有的人工痕迹，它除了费解还有恐惧，所以它对自己的行为非但没有强调和炫耀，而且绝不呼喊和喧哗。
它甚至有些羞涩，当然不会在阳光下进入，而必要选择自己的午夜。它有家园记忆的本性，是这个本性让它痛苦。
比起这只獾，我们现代人也许丧失了这种痛苦——那种掺杂了惧怕和莫名羞涩的情态，我们人类是没有的。我们面对自然也许是清晰的责任感，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各种勇气——可也恰恰是这种勇气，把我们赖以栖身的大自然给彻底毁掉了。
我们急切的功利性无所不在。我们的传统中也许有着过多的实用主义的心智，并且从现实操作的层面上给予了不适当的推崇。比如长期得到赞赏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句话，我们就将现实应用和精神推崇混为一团——现实生活中，有人正是出于对“覆舟”的恐惧，才有了对“水”的善意。可是我们不禁还要设问：既然乘舟者也来自“水”，“水”才是他的母体，即便“水”不能“覆舟”，不是也要对它爱惜与敬畏吗？这应该是乘舟者的本能与责任。因为惧怕而不得不施与的“善意”，当然是大打折扣的。
我们文学中对待自然的态度，一如对待“水”的态度：现实的社会治理不可不考虑这种“水舟”逻辑，可是文学上却要上升到道德与理想的层面，回到生命的感动。这是有所不同的、不容混淆的。我们热爱自然，保护自然，不是因为害怕报复，更不是为了有效地索取，而仅仅因为她是万物的生母、她的无可比拟的美、她的神秘动人，还有——我们只是她的一粒微小的分子……如上说到的那只獾，它仅仅是置身于自然之中，与万千生命融为了一体。
它是懵懂浑然的，可能丝毫谈不到自觉——就这一点而言，与我们人类是有本质区别的。人早就从那种浑然之中走了出来，与自然傲然对立，所以就与大自然的情分上论，已经远远不如一只獾了。
从文学中考察人与自然的关系，会发现不久前的人类还不是完全如此的。
比如我近来再次读了《白净草原》，这只是十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