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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指挥得团团转。他在出世第七天（如同创世纪）与我分手，如今在香港重逢，似乎有冥冥中的安排。五十年代初，我父亲曾一度决心全家移民香港，后被我那位当大夫的共产党二大爷给拦了下来。
离开香港时，沈先生坚持要来送行。他早早就到了，我们正收拾东西。眼见着大箱子盖不上了，虽说年过七十，只见他纵身一跃窜到箱盖上，喊着号子连蹦带跳，用自重夯实衣物。我们齐心合力总算把箱子盖上了。
到了机场，他把我们带到餐厅，用广东早茶为我们饯行。为此他得意地说：“这就完美了，连接带送，有始有终。”在机场饮茶的确是个好主意，边点边吃边聊，让人神经松弛，直到登机。要说我去过全世界无数机场，还从未有过如此这般的帝王享受。
临走前，我和中大和翻译系的方梓勋教授和童元方教授共进午餐，童教授的丈夫陈之藩也在座。他一口京片子，唤起我这个北京人深深的乡愁。他1925年生于北京，自青年时代就是胡适的忘年交，有书信集《大学时代给胡适的信》为证。他既是科学家又是散文家，我喜欢他的散文，像古井般拙朴而幽深。
在中文系安排下，由李欧梵教授主持了我的朗诵会。自一九八八年跟李欧梵在美国艾荷华认识以来，我们在世界不同的角落相遇：芝加哥、洛杉矶、波士顿、纽约、布拉格、斯德哥尔摩、彼得堡……，最后是香港。我听他讲述过后殖民理论和解构主义，深入浅出。他这只“狐狸”还真的身体力行，最终离开美国主流文化的重镇哈佛大学，娶香港媳妇，在香港安家落户。
应中文大学翻译系的邀请，我今年夏天开一门“中国文学导读”（introductiontochineseliterature）课。要把五千年的中国文学压缩到六周内是不可能的任务，于是我打算以诗歌为主，特别是以不同英译本所呈现的缺陷来领悟中国古诗词的完美。舍近求远，对笨人如我，倒也是一种走法。
室内突然暗下来，骤然雨下，携电闪雷鸣。今年雨水特别多，说风就是雨。作家李锐前不久在香港浸会大学访问，据说他望天长叹：香港这雨下了白下，都流回海里去了，要是下在我们吕梁山就好了。可不是嘛，这世上首先是自然环境的贫富不均，我想香港人民打死也不会搬到吕梁山上去住，他们宁可在海上漂流，不管风吹雨打。
我喜欢中大幽静的环境，居高临海，到处是竹林草坪。可我也算领教了香港的蚊子蟑螂的厉害。每次出门都被蚊子穷追猛赶，我疯子般手舞足蹈。最神奇的是它们能全天候飞行，风雨无阻。至于蟑螂就更甭提了，硕大无比，可见深得湿润的海洋性气候的照料和博大精深的粤菜的滋补。只要我们外出或昏睡，它们一呼百应，出巡夜宴。只要闭上眼，就能想像在高楼大厦的管道网中那庞大的蟑螂帝国。看来人类的科学技术再发达，对蟑螂也无可奈何，于是放弃了与蟑螂为敌的努力。
和呼啸成群的大陆作家不同，香港作家更热爱孤独。也许是由于他们对商业化压力和文学本质有着更深刻的体验。换句话说，这儿没有幻觉没有眼泪，没有天子脚下的特权。依我看，非得把作家放在香港这样的地方才能测其真伪：只有那些甘于寂寞清贫而不屈不挠者才是真的，真的爱这行。
语言的流变是一种有趣的现象。据说1949年以后香港一度南腔北调，普通话独占鳌头。一位香港朋友告诉我，他的广东话不标准就和小时候同学的语言混杂有关——孩子以互相模仿为乐。后来广东话和英语平分天下，而英语倚仗殖民优势高人一等。记得我初次来香港，一下掉进广东话的汪洋大海，而英语成了救命稻草。改革开放后，港式广东话一度随资本北上，那时北京小年轻以用广东话唱歌为荣。风水轮流转，赶上1997年普通话借统一大势南下，香港人民努力捋平舌头改造那九个声调的发音习惯。
今天中午，中大联合书院院长冯教授请我们去赛马会吃午饭。赛马会是香港上流社会的俱乐部，带有明显的特权意味，非得衣冠楚楚正襟危坐，弄得我腰酸背疼。席间，冯教授领我们从阳台眺望赛马场。他解释说，按英国习惯赛马是逆时针的，而来参赛的美国马因顺时针跑惯了，一度出现混乱。说到方向感，其实我们人类还不如马——人迷路，马识途。
我忽然想起黄永玉最近捐给《今天》的画上的题款：“客里无宾主，花开即故山”。他特意说明这句魏源诗是为我选录的。如果说中国是一幅画，那么香港就是这幅画的留白，而我则是在这留白处无意中洒落的一滴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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