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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九晚五，上班下班，每周和老婆做爱一次，热爱生活但憎恶隔壁邻居。”女孩说完便放声大笑起来，我也跟着笑了起来。
其实也并不完全正确，那个“夕何”并不是我，不，准确地说，他和我并不相似，许多我想要去干却终究没干的事情，他全部干成了。比如大大方方地接受一个大一女生的挑逗，顺利地同她上了床并摆脱了她，比如喝醉之后就决不刷牙，就算自己最中意的姑娘在一旁百般劝慰，也丝毫不为其所动，比如拒绝给那些没完没了的基金会捐款，比如收集世界地图，然后最终放弃生活。在这一点上，他完完全全地战胜了我，甚至叫我羞愧难当。只有在一个方面我做了他想做而没有做成的——他想养条狗伴他终老，但合适的狗迟迟未曾出现，而我现在家里养着一只傻头傻脑的雪纳瑞，那是我的未婚妻的小宝贝，这是我一生中所做出过的最大的牺牲。
“你在打拍子，是什么节奏？”女孩忽然问我，她的眼睛似乎被蒙上了一层薄雾。
“什么拍子？”我问。
“你的手指，你一直在打拍子。”
我这才注意到自己的左手一直在餐桌上神经质地敲打着，听上去很像一首节奏明快的进行曲。我马上停了下来。
身后传来了一阵嘈杂声，几个民工模样的人和餐车的服务员们发生了争执。他们买的是站票，然而硬座车厢人满为患，他们便想到餐车里来休息。服务员态度生硬地表示餐车从不接待不在此处消费的客人，请他们回到他们该去的地方。其中的一个年纪较大的男人和颜悦色地说他们可以不坐沙发，只是在地毯上坐上一会儿，而且绝对不会堵住过道。服务员显然不会同意，他到值班室去叫来了乘警。
其中一个两三岁左右的孩子，被一个中年妇女抱在手中，他向我们伸出双手，嘴里咕咕哝哝地说着些什么。这是我最不能忍受的一种形象，一个脏兮兮的拖着鼻涕的丑陋的孩子，最麻烦的是你根本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哭闹，他马上就要哭了，双手还一直伸向我们，我猜他是想要桌上的水果。
女孩挑出几片西瓜，又拿了半个橙子和几颗葡萄，盛在一个干净的碟子里。她蹦蹦跳跳地向那个孩子走过去，可就在她即将把碟子递到孩子手中的时候，几个穿着制服的乘警手脚麻利地将那伙人赶了出去，孩子终于“哇”的一声大哭起来，哭声回荡在狭长的车厢里，听上去刺耳并且诡异。
当她回到座位上的时候，我们都觉得有些尴尬。
“再来一瓶红酒？”我试探性地看着她，她的脸已有些微微的红了。
“好的。”她说。
服务员微笑地送来了一瓶价格不菲的劣质红酒，并为刚才发生的“突发事件”向表示我们表示歉意，我们不知该如何回答，在那一刻我真想告诉他其实大家都是混蛋。
车窗外已是漆黑一片，只有餐车还是明亮的。如果此刻有一个流浪汉站在远方的田野里，他一定会看见这个光斑，就像黑色大地上的一道细小却刺眼的伤疤，随着一声轰鸣急驰而过。他一定会狠狠地诅咒我们，诅咒那些在深夜仍在疲于奔命的人，而且是坐在一片光明之中，漫无目的地驶向前方。
我已暗暗下了决心，决不告诉她我就是夕何。但我对那个我从未谋面的“夕何”却产生了无限的好奇，我知道现在我必须和眼前的姑娘调情，但我是不会放弃继续打听关于“夕何”的所有事情的。
我点燃一支烟，想平稳自己的情绪，好让一切都在我的控制下自如地发生。女孩轻声地问我是不是也可以给她点上一根，我点点头，把手中的烟递给了她。
“你刚才说，他是为了写一本书而疯掉的？”我问。
“是啊，听起来有点怪。”女孩笑了笑，但眼中却没有笑意。她使劲地吸了口烟，像在跟谁赌气似的，然后继续说道，“从去年开始，他决定要写一本伟大的书，他说他要通过这本书来解决人类所有的问题，这是他从18岁开始就一直在琢磨的事情，他就是这么跟我说的。”
我不禁心头一怔，忽然产生了一种不详的预感，因为这个想法也正是我一直深藏在心中的愿望，写一部伟大的书，解决人类最本质的问题。
我感到一阵眩晕，为了摆脱这种眩晕，我又喝了一大口酒。
“呵呵，真巧，我在十八岁的时候也想写一部这样的书。”我说。
“对，就像你说的，说不定每一个喜欢阅读和思考的男孩子，在那样的岁月里，总会冒出这样的想法来。但是没有人真正会去做，我的意思是，其实从去年他决定放弃学校工作，开始埋头写书的时候，我就知道他注定是要疯的。”
“现在呢？他写得怎么样了？”我感到喉咙一阵阵地发涩，嘴唇干得厉害，我又喝了一口酒。
“他曾经一度写到了一千六百多页了，但还是没有写完，有一天他把所有的手稿都烧掉，然后又重头开始写。”
我记得在多年以前，我提起笔，颤颤巍巍地在稿纸上写下了第一章的名字——《论人类幸福的根源》，但是这个名字使我困惑了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无法决定是先写幸福还是先写苦难，我想用短篇小说的形式开始这一伟大的论述，之后又决定从物理学角度先就一些始终被人们忽略的却又至关重要的问题做一番深刻的解析，随后再做文学性的阐述。在经过了一番痛苦的自我搏斗之后，我决定放弃这部书的写作。现在这些稿纸依旧留在我书房的某个角落里，它们就像一堆过时的散发着恶臭的袜子一样叫我深感恐惧和厌恶。
“他为了这本书付出了很多心血，尽管在别人看来这是一项十分可笑的工作。”女孩并不看我，她的目光掠过我的头顶，落在一处我并不了解的地方，“呵呵，说来也可笑，他起先想把第一章命名为“颜色”，他认为世界的奥秘就隐藏在所有不尽相同的色彩之中，他根据颜色将所有的事物分门别类，描述他们的品性、特点和命运。但是后来他又改主意了，他开始醉心于对数字的研究，1和2在他看来不仅仅是量上的差异，它们代表着完全不同的信息量以至于最后彻底规范并制约了这个世界。”
“这个论点已经不新鲜了，毕达哥拉斯早就这么说了。”我说。
“不，那是完全不同的。”
“你怎么知道？”我问，带着明显的不友善。
“因为他是与众不同的。”女孩对我微微一笑，那笑容似乎给了我很大的鼓励，让我鼓起勇气继续同她进行这番怪异的交谈，“那时候我们刚刚认识，每次我到他家去的时候他都在写那部书，而我是他所有女朋友当中唯一一个可以在他写作的时候不离开的人。”
“他有很多女友？”
“是啊，应该有很多吧，虽然我从未真正见过她们，但是我能感觉得到。有一段时间，他还试图专门辟出一章来写写‘性’，他说那是许多世俗问题的根源。”
“我也曾这么想过。”我说，“但是现在已经完全被我推翻了，那样的想法是偏执的。”
“你可以这么认为，当时我只是觉得他有些过于沉迷了。”
“然后呢？他还想写什么？”我迫不及待地问道。
女孩停住了，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又轻轻地把它吐了出来，这一次呼吸在我看来极度漫长，好像她在做一种高深的游戏，目的就是让我败下阵来，立即承认我就是那个叫“夕何”的人。
在那一刻我真想拽住她的头发对她大喊，命令她不要再这样折磨我了。
“我去学校门口等他，当我看见他的时候我就知道，情况不妙。他的眼神很可怕，像是要去赴一个约会，而且永远都不会回来了。回到公寓之后，他告诉我他不想再去那个鬼学校了，那里的一切都叫他讨厌，他要专心写书。然后我们就开始做爱，这是他第一次把我放在书桌上，以前他从来不让我靠近那个地方。他轻轻地，几乎从来就没有那么温柔过，把我放在上面，然后亲吻我的脖子，我看见他哭了，但是仔细一看又好像不是眼泪，是汗珠。那个晚上我们一直在做爱，完全都绝望了。到了第二天中午，他叫我滚出去，他说从此以后他都不愿再看见我。”
我在等着她哭，然而她却没有哭泣，这多少叫我有些失望。我想在这样的情境之下，我应该默默地握住她的手，我琢磨了一会儿，发现她的手一直交叉在胸前，这是一个带有某种防御性暗示的动作，我知道我们之间永远也无法相互理解，这个想法在当时的确让我觉得有些沮丧。
“直到最近我才明白。”女孩继续说道，声音听上去就像她在一座遥远的山上和我讲话，“他只不过是想通过写这部书来放弃生活罢了，他早就厌倦了。”
“可是——”我说，“这也不能证明他疯了啊？”
“这还不疯？他都不愿意去生活了。”
“是啊，也算是疯了吧。”
之后，我们便长时间地望着窗外，一句话也没说。
由于火车的过道过于狭窄，根本就无法同时容纳两个人并肩而行，我们只能一前一后地走着。车厢里寂静一片，偶尔传来几声婴儿的啼哭和充满了美好愿望的鼾声。她走在我的前面，就像一朵单薄的云在慢慢向前飘着，我清楚地知道接下去将要发生什么。如果那个不请自来的老人已经离开的话，一切都将进行得十分迅速。从女孩的步态来看，她也早已明白这个夜晚将会以什么样的方式结束，她时不时地回过头看看我，脸上带着疲倦和温柔，这叫我十分动心。
于是在回到包厢之后，我们很自然地躺在了一起，当我终于脱去了她的那件白毛衣的时候，一列火车从我们对面飞驰而过，在快速闪过的灯光下我看见她苍白的脸，似乎带着一个我们都不愿启齿的疑问，我刚想要吻她，她便闭上了眼睛，于是我只能非常简洁而迅速地开始并结束了这场相爱。
第二天醒来的时候我发现她并不在包厢里，昨晚所发生的一切似乎都化成了叫人略感不适的酒精沉淀在我的胃里。她也许去洗漱间了，过了一会儿便回到了包厢。她依然微笑地看着我，就像刚认识那会儿一样。车厢里传来了列车员甜美的嗓音，她说早餐有白粥、面条和年糕。女孩盘腿而坐，我所熟悉的城市如同布景一样在她身后慢慢展开，她看着我，然后忽然对我说道：“我是不是忘了告诉你了，我和夕何就是在火车上认识的。”说完，她又对我微笑起来。
女孩下车的时候甚至都没有和我挥手道别，也许我希望她能那样做，又或者我并不奢望这种无用的礼节。我独自坐在车厢里，现在还不想动弹。我忽然想到昨天夜里我们都在试图不发出一点声响，黑暗中只能听见火车那笨重而有序的轰隆声，她的身上有一股被雨淋湿后的青草的香气。
我有些后悔没有抱着她一起入睡，火车上的床铺倒底是过于狭窄了，她一定是在后半夜偷偷回到了自己的床上。但是有一点我必须肯定，并且应当为此而感到庆幸——我并不是那个“夕何”，我和那个疯子没有任何关系。一想到这点，我就感到无比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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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50 音乐家的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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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宁飞
我四十岁的时候，有一天黄昏，在一家音像店的角落里发现了一张动画片的影碟：《爸爸，我捡到一瓶眼药水》。我没有丝毫犹豫，立刻决定把它买下来，付账的时候老板翻看了一下，感叹道：“这什么年代的片子啊，很老了吧？”
我已经无法抑制自己的激动，我的嗓音都因此有些沙哑：“小时候看过。”
老板抬头看了我一眼，大概在根据我的外貌推断片子的出品年代。他是一个可能还不到三十岁的年轻人。
后来我满心欢喜拿着这张影碟回家。这是一个夏天的傍晚，空气闷热，还有一种从白天地面蒸腾出来的古怪气味，我对此并不反感，因为每年夏天都是这样，习以为常后甚至感到一种必然如此的亲切。
在离家不远的一块草坪上，我看到我的儿子。他一脸汗水，头发都湿透了，和其他几个小孩一块儿踢球，没有球门，也不知道究竟有几个队，最有可能是每个小孩各自为政，混战在一起，我饶有趣味地看着这场没什么名堂的比赛。我的儿子身体单薄，跑不过人家，撞不过人家，更抢不过人家，完全处于一众孩童里边的最下风，我伤感地想到，自己小时候在类似这样的游戏中也是基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