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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哥失踪的前几天，问我妈妈：“你是不是更喜欢你的小儿子啊？他又懂事又听话。你看我的两个儿子，我跟他们妈妈吵架，老大就杵在那儿绷着脸不说话，小的就会到他妈妈那边笑笑，再到我这边笑笑。你看弟弟不就是像我那个小的那样吗？”我妈妈生气地说：“我对你们都是一样的疼爱！”妈妈告诉我这件事时，我说：“他是担心你们会嫌弃他。”妈妈那边激动地说：“他是我儿子！我怎么会嫌弃！”当我三十岁时，我会想起他的三十岁，也会想起我爸爸的三十岁。我们一个个穿过这个时间的节点，奔赴未来的生活。我常常为我父母而心疼，他们养育了两个他们无法理解的孩子。他们至今在期待一个安全而平坦的人生。哥哥最后一次电话跟我说：“我在家，根本不敢看妈妈的眼睛。她的眼睛叫人害怕。”
以前没有电话时，每回收到在外读书的哥哥来信，爸爸都要回信。常常是他和妈妈在房间剥棉花，我趴在桌上拿着纸笔，他口述一句我写一句，经常是这样开头的：我儿，收到你的信了；结束的话也是固定的：钱省点花，好好读书，出来为国家社会多做贡献。妈妈会添一句：饭要吃饱！我也会添一句：带点书回来看！现在虽然我不写信了，但是我会不断发短信给他：“我想生活总是这样，坏一点，好一点，再坏一点，再好一点，好好坏坏之中，人变得坚韧起来。就这样，不至于好到哪里去，也不至于坏到哪里去。时间继续往前走，日子继续往前过。在反复折腾中，对于人生的各种境遇，世态炎凉，人情冷暖，都有了丰厚的体会。领受属于我生命的独一份，并去过好它就可以了。“我希望他能看到这段话。而我最希望的是看到他回的短信：“弟弟，我没事。祝你生日快乐。”
2013年10月2日
邓安庆，作家。微博id：@浮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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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372 我想笑着说说三小姐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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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不k拉
我小的时候，对脏话的词汇量掌握，远胜过同龄的孩子，这主要是因为我的外婆，她是一个精神分裂病人，也是我们平时所说的疯子。
外婆最常做的一件事，就是带着一个小板凳，坐在家附近的马路边，对着来往的车辆咒骂。
在很多不明真相的路人眼里，她只是一个奇怪的老太太，一个仿佛在路边自言自语的老太太，因为她骂街的声音不算大，而且带着方言，若不仔细去听，确实不知道她在说些什么。
我那时候比较小，有时候会把那些听不明白的内容挑出来问我妈。
我记得我问我妈，外婆说的“糖包子”是什么意思？
我妈说，不是“糖包子”，是“搪炮子子”，就是挨枪子的意思。
我问我妈，什么叫“狗日的”？
我妈说，这是说，这个人很讨厌，就像狗像当年侵华的日本人一样。
我又问我妈，那什么叫“骚婊子”呢？
然后我妈就发火了，她说，你问那么多干吗，以后这种话，一个字都不准说。
我后来一直觉得，我骨子里勤学好问的品质，很可能就是那次被她摧毁的。虽然我妈坚持认为，这种优秀的品质，我从来没有过。
外婆年轻时，家里很有钱，她是她生活那个小镇里，最富裕人家的三小姐。外婆的父亲应该是一个比较新潮的人，因为我外婆读的不是乡间的私塾，而是洋学堂。
我妈说，我外婆还是小镇里第一个坐着小轿车出嫁的姑娘。我想象过这个画面，我觉得那应该是我外婆一生中最风光的时刻，那一年，我外婆还留着披肩的长发，坐在老式的汽车里，从完全不知道汽车为何物的人群里开过。我甚至可以想象那些围观镇民充满羡慕嫉妒的议论声，江家三小姐的婚礼，注定在当地是一场最吸引眼球的盛事。
外婆清醒的时候，我和她聊过她家当年的财产，我问她：“外婆，听说你家当时开了不少家商店，什么绸缎庄、干货店什么的，还有很多很多的田产，是不是真的？”
外婆当时白了我一眼，然后没好气地说：“这关你什么事？”
我知道这是不关我什么事情，因为那些在解放初期就被政府充公，被贫下中农瓜分的地主阶级财产，是不可能和我再有什么关联了。
但我还是觉得我有责任为自己感慨一下造化弄人。
我原本应该是一个含着金钥匙出生，公众嘴上瞧不起，心里很羡慕的富三代。
我原本还应该是一个时常会无比幽怨地思考，为那些成天纠缠我的美女们“到底是爱我的人，还是爱我的钱”这样的问题而纠结、万分痛苦的高富帅。
可如今我清楚地知道，爱我的人就是爱我的人，一点悬念都没有。
我没见过我外公，对于他，我只能从家里保存的两张旧照片上分辨出他年轻时是一个穿着笔挺的西装，头发梳得光亮的公子哥。
我妈对我外公也没有什么印象，因为在我妈很小的时候，我外公便病故了。
我妈懂事的时候，外婆已经变成了一个带着三个孩子的寡妇。
那一年，解放后的中国，所有人都划定了家庭成分，外婆当之无愧地被定为地主，没收了全部财产。
我妈也没有见过外婆长发披肩、高贵冷艳的样子，在她心中的外婆，只是那个在批斗会场地中间目光茫然的地主婆，像一个木头人一样站着，聆听着贫下中农代表们的教导。
在参与批斗的农民阶级兄弟疯狂的“打倒剥削阶级”的口号声中，那个人人尊敬羡慕的三小姐一去不复返，取而代之的只是一个农民阶级的假想敌，一个所有革命故事中蛇蝎心肠的反派。
外婆也哭过，不过不是在批斗的时候，而是粮食困难好转后，从前家里的丫鬟带着几斤猪肉从外地一路找来，两人躲在屋子里对着掉眼泪。
我妈发现外婆精神异常，是在她上大学的时候，那一年，外婆原本已经在省城住了几年，但国家的政策有了变化，进了城市的地主分子全部被赶回了农村。
外婆走的时候，我妈哭了，因为她知道外婆未来的日子不好过，国家的经济陷入困境，阶级矛盾无疑是民怨最好的宣泄口，外婆成了一个“搪炮子子”。
有时候外婆也会进城，来看我妈和我舅，只是见面只能偷偷摸摸，因为我妈为外婆回乡掉眼泪的事情，被同学举报到了学校。我妈因此在年级的大会上做检讨，检讨自己和剥削阶级划不清界限的恶劣行径。
在学校里，我妈原本就是异类，在整个年级中，只有两个出生在地主家庭的学生，我妈属于降级录取的考生，和我妈成绩差不多的同学都上了名校，而我妈只能上普通的本科，我妈知道自己的录取来之不易，自然在政治上不敢走错一步。
外婆开始频繁地自言自语，有时候，我妈和外婆走在街头的时候，外婆也会旁若无人地说话，就好像一直和空气中站着的一个隐身人说话一样。
外婆说：“不是这样的。”
外婆说：“我没做过。”
外婆说：“我没有。”
然后不停地重复再重复。
外婆那些自言自语，我也听过，只是我从来没想到，这些对白存在的时间已经那么久了。
我后来才知道，原来在外婆的心里，旁边真的有一个人，他看不见摸不着，纠缠着外婆未来的几十年。
我妈后来替我补足了这段对话。完整的对话应该是这样的：
那个人说：“你是欺压农民的恶霸地主。”
外婆说：“不是这样的。”
那个人说：“老实交待，你对工农阶级欠下的血债。”
外婆说：“我没做过。”
那个人说：“你天天妄想着对我们秋后算账吧？”
外婆说：“我没有。”
外婆被同村里的军属打成脑溢血的那一年，“文革”已经结束三年了，只是残留在人心中的观念，并没有消散。那几年政治环境开始变得宽松，我妈原以为，日子会越变越好的。只是因为国家实行的户籍制度，外婆没法离开村里，去儿女身边。
我妈一直不知道外婆怎么会惹上了军属，平日里，外婆和这些村子里政治待遇最高的人是没有交集的。
外婆在医院里面躺了五十六天，期间打人的军属来过医院一次，他指着我外婆对着医生们喊：“她是地主，她是地主，你们怎么给地主看病。”
外婆恢复意识后，人却瘫痪了，在之后的几年，外婆只能躺在床上过日子。外婆就这样回到城里，只是因为她户口还在乡下，没有粮票，所以必须吃高价粮。
原本按政策，没有生活自理能力的老人，是可以把户口迁到子女身边。户口的申请送去市公安局很久，也没有着落，眼见一批又一批的名单通过，始终没有她的名字。
我妈去市公安局跑了很多次，按照办理户籍工作的工作人员要求开了许多证明，当然这些证明实际上是没有用的。
等到那一年最后一批的名单发出，还是没有外婆名字的时候，我爸妈急了，又跑去公安局里查询。
公安局里的工作人员指着外婆住院证明对我妈说：“你这证明是随便去医院开来的吧，你自己不就是医生吗？搞这种假证明最容易了。”
另一个中年的男警察说：“你这种情况不合规定，我要给你办了，别人还以为我们之间有什么不清不楚的关系。”
我爸妈那天红了，后来市公安局分别打了电话去他们单位，公安局的人说：“这个地主家的女儿和女婿太猖狂了，大闹我们公安局。”
我后来问我爸妈，那天，你们都干了什么？
我妈说：其实我们也没有干什么，就是那些人平日见惯了来办事的点头哈腰，递烟倒水的，遇见我们讲道理的就不习惯了。
我爸说，我是没干什么，就是你妈吼了警察，叫他说话放尊重点。
我妈白了我爸一眼说，明明是你拉着说我们造假的女警察，让她去我们家看躺在床上的病人，你还在办公室里拍了他们桌子。
然后我爸我妈就互相揭发起来，一直把我听到嘴巴张着闭不上了。
我后来想，我要是警察，我肯定也打电话去你们单位。
我爸妈人生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撒泼，多少起到了点作用，外婆拿到了公安局特批的名额，他们领办户口手续的那天，很多警察都特意过来围观，毕竟敢于大闹警局的人还是挺稀有的。
外婆躺了几年后，又能重新走路，应该和我妈的医学背景有关，只是在之后几十年里，外婆落下了半身不遂的后遗症。等我开始记事后，我眼中的外婆，便是一个走路一瘸一拐的老太太了。
外婆身体好转后，精神上的疾病反而越发严重了，长期的卧床让她变得暴躁。
那一年，我爸所在的研究所搬去了合肥边上的一个小岛上，家里的事情多，如果工作地方太远，就太不方便了。于是我爸便去了大学里教书，只是属于半路的调动工作，所以学校分房子的时候，便没有分到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