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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后来常在一起聊天，每节课前，她都带我到附近吃饭。我们宿舍在山上，那时候我已经吃遍了宿舍楼下便利店几乎所有的便当，我还和室友打赌比赛，看还能不能吃到比现有冠军更难吃的口味。人人以为台湾是美食天堂，但对我们来说温饱和天堂的距离只相隔一个互联网。
小蓓带我去的，大多是学校附近平价的小食店。在台湾我遇过许多人扬言要带我去吃“全台湾最好吃的”“全台北最好吃”的某种东西，但小蓓从来不夸这种口，这反而让我觉得，她真没当我是游客。我觉得她是带我去到了政大附近的兰州一拉、盖浇饭、老鸭粉丝汤之类的舌尖上的某大，而且看她吃的那么津津有味，我大致知道，还是因为我是外地人的关系，我吃不惯他们的各种甜酱，而非真的不好吃。
正因为没有掩饰，才显得那么朴质珍贵。我就不太喜欢百货公司、伴手礼店的所谓人情味，因为有时他们表面很客气，却把垃圾桶藏在店里深处。小蓓是另一种台湾的好，节俭的、用功的、认真的好。
那之前我还参加了学校另一个写作坊，指导我们的老师是一个杂志的编辑。他选了我一个小说发表，那也是我在台湾发表的第一个短篇小说。我很久都没有这样的感受，到书店去问了几次那本杂志有没有来，过了高中以后，我觉得去书报亭等杂志是一件挺幼稚的事情。
售货员跟我说周五可以来，而周五我又约了小蓓吃饭。于是便毫不避忌地带她一起去问。杂志果然来了，我兴高采烈的买了两本。她很为我高兴，仔细翻了了一下，并没有买。但隔周上课的时候，她告诉我，她去那间书店把小说看完了。我问她觉得怎么样，她说看了很难过。
我有点惊恐，但没有细问，直到那趟漫长的地铁旅途中，她忽然说起。“那个不在的人，影响全家的人，让我想起我表姐。我表姐的爸妈和弟弟，都在九二一过世，你知道那件事吗？台北有大楼倒塌，建筑的材料都是不合格的。我表姐的一家都在里面。后来，我表姐就回南部跟阿公生活，现在已经大学毕业了。又回到台北。”
又回到台北。
我心想。为什么呢。
“她过得很辛苦吧。”但我似乎只能说出这样的话。
“嗯。但我们都没有问她。”
“有赔偿吗？”
“拖了很久，后来表姐说，真的不想再打官司，阿公也老了。后来就拿了很少的钱。”
她很难过吧，所有认识的亲人都不见了。
我心想。
“老天也会对她的命运有所补偿，受那么大罪。”我勉强说。
“我们也这样对她说，但她有说过，她宁愿不要任何补偿的。”小蓓认真的说。“我觉得上帝真的不公平。”
那之后，我们又乘过了好几站，一直从大安、忠孝复兴到南京东路，穿过城心。我不知道怎么对她说话，她似乎也不得不适应这种缓慢而漫长的停顿。六月的台北已经湿热，往往是清晨的明媚，而后空气一点一点开始氤氲浑浊，直至大中午一场暴雨，这也是台北盆地的寻常脾气。
导演订的自助餐很高级。我们十几个人，围坐在餐厅四周，他拿着话筒说话，我们都不敢吃饭。导演于是就对着话筒说：你们快点吃饭。我们于是就扒两口饭。
我们每个人，都录制了一段视频送给导演。我们在面对自己崇拜的人时，往往会说出自己的心里话。且辅导老师原来跟我们说，这段录像只会给导演一个人看。我是不相信的。但很多人都信。譬如有的人对导演说，自己有一个姐姐身体残疾，她从小就要谦让她，虽然这是应该的，但难免觉得好烦。厌烦中又带着歉疚，于是就把这样的两难说了出来。有个同学出生于警察世家，全村的人都知道他只要考上警察学校，就会维系门楣的荣耀。但他却喜欢文学，考了中文系。也喜欢电影。直到现在他硕士班毕业回到老家，都有老邻居对他说：“那个时候你要是考上警察学校，你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叔叔阿姨都会开心死……”他问导演，我真的应该去当一个警察吗？如果我现在也不知道到底要做什么工作的话……
小蓓的那一段里，支支吾吾反复说：“导演，我真的很珍惜这次课程，我有一天做了一个梦，这也是我的梦想，我们加课了。”我不知道很久以后她会不会成为一个律师或者法官，但我觉得许多事似乎都有微妙的联系。譬如她喜欢导演的电影、小说，譬如她想当一个主持正义的人，譬如她不喜欢台北。这座城市的人情对她来说是有所创伤的。
我记得导演在最后一堂课上，说了他和弟弟的故事。有一个小说叫《遗书》里写过，弟弟一直都活在他的阴影之下。负债累累的弟弟自杀后，他从裤子口袋里拿出一张沾着尸水的纸，上面写着“哥哥，你说过会照顾我们家……你辛苦了。”后面还有一句话，说“其实当你的兄弟，也很辛苦。”
许多同学都哭了，小蓓也是。我看见她的哀愁中，有一种特别纯净的东西，势要和那种活着的辛苦做抵抗。我在想，可能一直以来，我所喜欢她身上的特质，就是那一种斗志。那是我失落已久的，对于死亡的不甘、对于他人命运的不甘、对于冷漠的不甘。
我对小蓓说的最后一个故事，是关于我刚到台湾时的室友。无人驾驶的列车一再温吞地爬行，我一直在犹豫是不是应该说一件类似的事来回应她对我的震动。我的室友，是我三年前最早认识的台湾人，带我去吃各种好吃的，还常常嘲笑我很土。有天晚上她不肯睡觉一直在打字，我问她在做什么，她支支吾吾说不清楚。后来我发现，她是在为第二天的考试作弊。于是我说我来打吧，我们早点睡觉。她见我打得飞快，大叹一声“你们大陆人真的超吊的。”我心想你才天真，作弊都那么累还不如背一下。我替她买过便当，她还欠我一些钱。我们说好一起过生日，她给我准备了假睫毛和高跟鞋。后来她回新竹拿家人送的生日礼物，死在一个酒驾的厢型车下。为此我还去了她的老家。
她父亲为我们整个班级准备了便当，我不敢看他的眼睛，拿了便当就走。他叫住我，说，“妹妹你还有一个养乐多。”我一直记得那句话，从那么无助、哀伤的口中说出来。
“妹妹你还有一个养乐多……”
这件事我写过很多次，我对小蓓说。如果没有这件事，我大概不会一再到台湾来，我也说不清楚为什么，我也没有再去看她。
对的。小蓓说。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来台北，但我来了四年，看到我表姐毕业。但我想，我以后还是会回去的。但我有一点舍不得你。”
小蓓真的这么说的时候，搞得我还挺难过的。我觉得我说“我也是”实在太怂，我都快三十岁了，所有的舍不得都在记忆力的日渐退化中忘记得一干二净。但我最后还是说，“反正网上联系都挺方便的。”
我是异乡人，最不缺路过。也许我看不到她很久以后的美好的样子，她也看不到我。因为我一踏上那片土地，就受限于倒计时。但我想，那段无人驾驶的路程，应该会一直留在我的心里。我们去赴约，却开了一个巨大的小差，有一点难过，像梦见对方离开。
张怡微，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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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297 石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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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徐刀刀
男人，总要时不时爱上一个姑娘，不是这个，就是那个。我爱上石榴，原计划逗着玩儿，后来我就不太地道了。
那天本来约的是在后海吃饭，后来又改到了五道口。一听这么远的地儿，我根本不想去了。左思右想，我给老孙打了个电话。每次吃饭，老孙都负责招呼妞儿。值不值得那么远，还得先打听打听妞儿的质量。老孙说得结结巴巴，大体听明白了，这改地儿全是因为一个姑娘。名字还不错，叫石榴。石榴好啊，多子多福，生个大胖小子，鼓着肚儿。
我赶过去的时候，他们都喝得七七八八了。老孙拉着一个姑娘的小手儿，腆着脸给人家看手相。扫了一圈在座的妞儿，只有最其貌不扬的那个不认识。不用说，这就是石榴了。她正跟一个猪蹄儿作战，吃相更是难看。见了人进来，她头都不抬一下。我大失所望，恨不得拍屁股走人。
老孙吆五喝六地介绍，各位，各位，咱们的大作家刘汉，都知道吧，刘汉啊。这种朋友间的臭吹捧倒不招人讨厌，在座的只有石榴不认识我，怎么介绍也都是冲着她一个人。纳闷儿的是，石榴跟没事儿人一样，眼皮也不抬地啃着猪蹄儿。我悻悻地坐下了，要了一副碗筷。老孙看不过去，走到石榴跟前儿，捅捅她，又重复了一遍“大作家刘汉”的介绍。我脸上有点挂不住。更挂不住的是，石榴抬起头来，回了老孙一句：“怎么了？”
怎么了？什么怎么了？你他妈怎么了？我气不打一出来，又不好发作。老孙拼命挠头，没怎么，没怎么，就给你介绍介绍。石榴飘眼看过来，那真是面无表情的一张脸。一双大眼睛，空洞地存不下个人影儿。这谁家的姑娘，这么嚣张。
这种入不得眼的姑娘，根本就混不到一块儿去。她也像是蹭饭吃一样，吃饱了就抽烟，冷眼看我们扯闲篇儿。没多久，石榴就走了。老孙撺掇着给敬杯酒再走，石榴提着包过来了。大作家，这一杯敬你儿子，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这话听着就叫人别扭，我一别脸，说了句，我没儿子。石榴毫不含糊喝了那杯，整了整衣服，走了。老孙忙招呼着送出去。
石榴，就是这么别扭。
后来他们传话，说是石榴看上我了，我是死活不信。男女间眉眼传情的路子见得多，专门膈应人的，真没见过。石榴第一次给我发短信，也是莫名其妙。她说，想要个儿子吗？我拿着这条短信给哥几个瞧，大家都精神为之一震。手机抢来抢去，不知哪个兔崽子就把电话拨过去了。电话通了，那边一直听不清说什么，我吼着他们别吵，耳朵上长出天线，使劲听。石榴压低了声儿，说，我在电影院。我赶紧说，那不妨碍你看片儿了，先挂。她又压低了声儿说，别。这一下儿，就弄得我不知所措了。
那个电话聊得特别长，中间听到她悉悉索索往外走的声音。又听到她高跟鞋蹬蹬蹬走路的声音。她先问我在哪儿呢，又问我有没有兴趣去她家聊聊。我没敢当真，也没敢不当真，拿着电话出了饭馆儿，一屁股坐在马路牙子上。点了一支烟，不能说不紧张。石榴完全不着调儿，先说早上出门去了趟东单，她一个朋友饭店开张，留她在那儿吃了午饭。又说下午去理了个头发，形象彻底被毁了，千万不能相信理发师的推荐。诸如此类。我不知道她跟我说这些干嘛，我们根本没有熟到那个份儿上。即便这样，我也积极应和她，不敢懈怠。
后来，石榴说，她这几天把我的几本书全部看了一遍，觉得我这人挺有意思。这一点，我是有信心，冲着我那几把刷子扑过来的姑娘，绝不止石榴一个。我这儿正抱着电话吹着呢，远远就看着石榴走过来了，她直奔这餐馆而来，杀我个措手不及。我赶忙把电话挂了，束手就擒。
来来来，给我看看，什么发型把你形象毁了。石榴把帽子一摘，露出一个大光头。真他妈吓人。她倒是笑得前俯后仰，一副得逞了的样儿。我这手足无措，一慌神儿，伸手出去摸了一把她的大光头。这动作显得有点亲昵，我又赶紧说，行了，大冷天的，赶紧把帽子戴上，回头再感冒了。就着我这一摸，水到渠成，石榴过来挽上我的胳膊，问，我好看吗？
我使了一把劲儿，给她推进饭馆儿。大家伙儿，看我俩这挽着胳膊，都瞎起哄儿。左边一个，行动够快的；右边一个，行呀你们。石榴蹭一下把帽子摘了，锃亮的头皮把场面全震住了。只听她一人在那儿敞着嗓门儿笑。到底是一什么妖怪，这么没谱儿。当着大家伙儿的面，她痛痛快快问我，我好看吗？！
那天晚上，石榴动不动就趴在我耳朵上说话，接二连三地说，好像俩人聊得特别欢。实际上，她说的全是同一句话：我好看吗？她喝多了，闹起来，吵吵嚷嚷地问好看不好看。之后，又哭闹起来，叫嚷：别人都说我不好看。听了叫人怪心疼。是我负责送她回去的，回她那个出租屋。一个典型的25岁姑娘的出租屋，一些都归置得很临时。我给她扛到床上，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