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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手术的那个时候，我就像那个少年派。医生问我你有多大把握，我说百分之五十，他问百分之五十你就敢做啊？我说是，我把其他百分之五十交给老天，什么都不怕。后来变性手术成功了，却留下了医疗事故，因为护士的疏忽大意导致了左小腿瘫痪，能报二级残疾。躺在床上，我就问天，你究竟要我什么？父母、好友，甚至是医生都在为我哭，不能跳舞的金星还是金星吗？我只是困惑。做手术的时候我一无所有，没有惧怕，心想大不了你连我一起拿走算了，但是如果你把我留下来就一定有你的道理。可为什么你把我的命留下了，却把我想走的路抽走了？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你得证明给我看。你觉得我把你放在男人的性别里是放错了，我真错了吗？那我就看看你的决心有多大。”这是我问询的结果。
好，那我就来证明。如果我留下了这条命，再能留下我这条腿，那就是我金星值得老天爷为它的疏忽送礼。心里的那头老虎走了，恐惧消失了。当医生已经给我的腿宣判死刑的时候，我的最后一张牌，也是最强的底牌，就是信念——成为一个准确的“金星”，这样的信念无比强大。
出院不到半年，腿还是凉的，《红与黑》的排练已经找上了我。我想是时候去向命运验收了。从编舞，到练舞，我咬着牙坚持了下来，冒着冷汗还在台上“一二，走！”，一起排舞的演员和来视察的领导都被我感动了，所以那次排练从头到尾大家的心都很齐。两场演出的票全部卖光，黑市从三倍票价开始炒起。演出完毕，谢幕时间长达二十分钟，我的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
有人在说：“金星怎么没以前跳得高了？”
“你不知道，她能重新站在台上已经是个奇迹了！”
的确，是我为自己争来的奇迹。化妆间里有个医师，我每跳完一幕，就得找他帮我按摩腿，只有这样才能跳完全场。可是我完成了，竟然完成了。站在台上谢幕的时候我左腿是凉的，右腿是热的，眼眶是烫的。但当观众全部站起来为我鼓掌的时候我心里就明白了，这个舞台依旧属于我 ，它没有抛弃我 ，它一直在那儿看我能不能站回来。那一刻所有的怀疑和困惑都烟消云散，我对自己说，我赢了。不服输、不认命，赢了自己，赢了心里的脆弱，还有一个巨大的“为什么”。从今以后我会扎扎实实地站在舞台上，舞台还是那么爱我。
好多年以后别人提起来，都会开玩笑似地说，金星在舞台上的那一瞬间真不是人。的确有那种奇妙的感觉，有人的形状，也有不是人的空灵，老天爷的眼睛就在我身上。我觉得宇宙之间有种力量特别奇妙，我只能把它描述为人的意念。有这样一种意念在，你就永远不会绝望。
每一次灾难都像是给人生的某个阶段盖了层顶，你得不断向上，拱破了这层顶，就到了另一个层面。你可以觉得医疗事故让你跳不了舞了怎么那么冤那么不幸啊，也可以认为那是因为你问老天讨了那么大的一份礼物，所以它必须安排你承受一些磨练，就像是和生命讨价还价，我能承受多少磨难，就可以问老天要多少人生。再接着向上拱，你就会发现，那既不是惩罚也不是礼物，而是命该如此，所有的一切都在成就一个特殊的金星。
磨难会带你看到不同的东西。如果当时真瘸了怎么办？那我就到深山里的小山村里，教孩子们跳舞，跟他们讲外边的世界，或许能发现另一个“金星”。面对着青山绿水，最干净的空气，最清凉的水，同时也是最贫困的物质生活，继续去体会生命。那命运会把一个不一样的金星带给我，我也欣然受之。
我的脚到现在也没有全部恢复，不可能再像正常人的腿一样了。左腿上还留着疤，月牙形的，那是生命在我的腿上刻了个印记。我接受这个记号。每次看到它，我会特别安心，今天给我什么我都不会受宠若惊，拿走什么我也不会怅然若失，人生的最底端已经把我的生命拉宽了。谁都不知道我付出了多少，我不说，我也说不出来，只有老天爷知道。所以从那以后它会慢慢地把你要做的事情交给你，因为它知道你有那个承受力。
我每天洗澡都能看到这个月牙形的记号，随时都在提醒我现在在做什么，为什么放弃，又为什么坚持。那是一个月牙形的勋章，从老天那里拿的。
如果说为什么之后我能熬过那么多偏见，那次经历也得记上一功。如果说我是少年派，那次手术是那场暴风雨，那我遭遇的社会偏见就像是那只老虎。我们在海上飘着，漂多少时间也不知道，但最后我活下来了，靠的是信念。面对老虎时我心里也有恐惧，有抵抗，但最后它成了陪伴我漂洋过海的伴侣。
生命给了我那只老虎，它把恐惧、孤独、坚持、信任都放在一个相对具象的东西上，陪伴着你成长，但当这些都过去了以后，你上岸时它的任务完成了，它走了。但是不会消失，少年派回忆起来永远有那只老虎，我们谈到那个少年派的时候，也永远不会忘记那只老虎。具象的存在给你那个经历，它走了以后还会一辈子在你脑子里，告诉你——你是谁，你经历了什么，你怎么过来的。
困难、灾难和幸运一样，永远在每个人的生活中存在，但是灾难不属于你个人，是属于生活的一部分，你往前走之后，灾难会在经历之后变成一种特别的伴侣。
本文选自金星新书《掷地有声》，「一个」首发。
金星，舞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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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295 说说你找工作经历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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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说你找工作经历好吗？
陈西问同乘g30次高铁（合肥&ndash；北京）的邻座应届大学毕业生小江：作为一名刚毕业的大学生，能跟我说说你找工作的经历吗？
小江答陈西：
我在天津一所一本院校学会计专业。大概从年初开始，我就着手找工作了。一开始，我去了天津比较大的一个民营会计师事务所，在那儿实习了两个多月。事务所工作挺开心，专业对口，也学得到东西。本想争取一下，就留在那里工作得了。但这个事务所的待遇比较低，实习生转正入职后初始工资1500元，工作两三年后，加上提成啥的，大概能拿到4、5千元，但基本工资始终是1500元。经反复考虑后，我选择了放弃。
在这期间，学校里搞过几场校园招聘会，我也去投了简历。当时过来招人的企业，都是些天津当地从事基建、重工的央企，比如中建集团等。但它们提供的职位，往往要求应聘者同意派驻在项目工地上工作。所以最终拿到offer的基本都是男生，我们女生不合适。
在找工作的过程中，我的家里人以及一些朋友都问我：“你学会计的，干嘛不去银行啊？”唉，银行我当然也想去啊，但这样的好工作，不是随便就能得到的。我有几个天津的同学，家里有一定的社会关系，所以在家里人的疏通、帮助下，顺利地进了银行。可惜我这样外地的学生，在天津也不认识什么人，所以也就没怎么刻意考虑去找这方面的工作。
不过后来我很幸运，尝试报考了天津的一家事业单位，没想到竟被顺利录用了（是的，没有依靠社会关系）！我这次做高铁去天津，就是去报到、入职的。
我觉得自己的性格，应该不会太喜欢体制内的生活。但人总要现实些，我刚说过，我觉得自己很幸运。
（责任编辑：金丹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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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296 因为梦见你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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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怡微
六月时，我和学妹小蓓一起去参加剧本课程最后的全班聚餐。从木栅动物园到内湖，在捷运上的时间，几乎就要整整一个小时。文湖线是台北捷运中比较特殊的一种，无人驾驶。木栅又是山区，一路像古早的火车，比缓慢更缓慢。我们并排坐在阒静的车厢里，想要说些什么重要的话，却总归词不达意。
我们没见过几次，且每一次都是在上课前后。我们上课的那间教室也不是普通的教室，而是学校相对华丽、典雅，展示性的课堂，像古代的私塾。第一次上课时，我被安排坐在第一排，眼前全是长枪短炮，集中了台湾各大报社的记者。小个子的吴念真导演被里三层外三层的人团团围住，但他十分镇定，游刃有余。一直从岛内政治，聊到为什么要来学校兼课，从大台北的几起新命案一直聊到看好班上哪位学生。他指着我对桌的一个男孩子，说“他的作品我选中两篇，很不容易”，刹那间所有的镜头都调转，对准那个男生一阵狂拍。在那一刻，像童话里的点石成金。几年前我也当过不短时间的兼职记者，对这样的场面很不陌生，我们班上还有一位当过几十年记者的学生，他和我一样，在如此分明很熟悉的场合里，坐得一动不动，连上网都不敢。只是默默地、有力地注视。说不清楚到底在想什么，像退役后看比赛，明明内心惊涛骇浪，还硬当自己是观光客。
在台湾读书我总是很愧赧，尤其是面对选拔。这似乎也源自童年开始生怕被嫌弃的阴影，所有的珍惜都带着惶恐。但另一方面来说，我也喜欢上写作课，喜欢故事轰炸，喜欢听各种人说起自己的家。暖流派的导演自不必说，他常常轻描淡写地石破天惊。淡淡说，曾经教过我的一个老师，名字是挺有意思的，叫“傅抱石”。或者，有天李登辉说有本书很好看你要不要看，我一看日文，看不懂。他说“你怎么可能不懂日文！”
其实我也觉得他应该是懂日文的。有的人长得就很像听得懂某种外语。
而他最擅长的，莫过于聊到父母、衰老和死亡。许多故事已经听过很多遍，但仍然比不上现场从他口中说出的那一遍。我们的辅导老师更加善感，几次像中学教导主任似的将我们特地留下，只说“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想，我每次上完导演的课，回家都哭着跟我老公说，我好感动。”其实我们也很感动，但我们当中还没有一个人有老公。无法分享，都显得有点弱势。女老师总是带着嘴里的老公来上课的，这种青春期的感受倒也挺久违。
小蓓就是在第二次课程结束之后，主动与我打招呼。一般会主动和陆生打招呼的台湾年轻人只有两种，一种是对大陆有兴趣、去过大陆的人，另一种是非台北人，他们觉得台北人有点冷漠，觉得自己也是异乡人。小蓓属于后者。
但异乡人到底还是有能级之差。很多本地人并不会知道这种细腻的差别。到台湾以后，我一直在学习怎么当外地人、外省人，生怕犯错，被大做文章。至于台南人、彰化人、云林人、澎湖人、金门人则对我一点差别也没有，总之都是台湾人。但在他们之间，却似乎仍有远近之别。
小蓓从台南来，是家里最小的妹妹。在学校念法律系，今年是毕业年，已经考上台南成功大学的硕士班。也就是说，我们的相识，是注定很快就要分别的，像那种签证到期前遇到一个谈得来的人。我已经过了那种真的相信“反正网上联系也很方便”的年纪，但我也不知该怎么跟她尽诉，我曾经遇到过很多像她这样的女孩子，如果天时地利，就一定可以人和。可惜被各种偶然分开了，尤其msn倒了以后，有很多人真的再也找不到了。
小蓓写作经验不多，但十分认真。但凡老师给她一点意见，她都回去重写一遍。我也不确定老师是不是知道她的努力和顶真，我记得中学时候班上总有这样的女生，但到了现在渐渐无迹可寻。导演有时开玩笑说“你们法律系的人最无聊了。”我都觉得她脸部肌肉很不自然，像承受了重拳。隔周她就带来一个显得不那么无聊的新剧本，都是写她的家族生活。
而我真正开始喜欢这个学妹，也确是从她说自己家的事开始。她父亲继承家业开中药铺，母亲原来在贸易公司上班，后来辞职和父亲一起开店。我说，那可真是需要很大的勇气，你妈妈很爱你爸爸的吧。她说，我从来没有想过这样的问题耶，或者我应该去问问妈妈。我说，那让你为了一个男人放弃学完七年的法律，去开中药店你愿意吗？
她说，不愿意。
那个时候我就笑了，我觉得挺好玩的。我心里估摸，她以后是一个会愿意的人。而我这种心肠很硬又总说愿意的人，才是真的基本属于反之。
我们后来常在一起聊天，每节课前，她都带我到附近吃饭。我们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