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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不兴白发人送黑发人，于是季知墓碑上简单地刻着“你的亲人怀念你”。我反复擦着这块黑色大理石，在地上洒一杯威士忌，也给自己倒一杯，靠在墓碑上慢慢喝。
“季知，你只想到自己的难处，你怎么这样任性。”
从公墓出来要走很远才到停车的地方，太阳很亮，山上很静。我伸手遮一把阳光，口很渴，很想喝一杯啤酒。
我的上司涂永明在这时打电话给我，嘱咐我上车前要用桃木枝扫身，不要把邪祟的气息带给他，他的老婆刚刚怀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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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233 穿T恤听古典音乐
/tＸt｜？小说天堂
作者/田艺苗
现在想起来，在音乐学院读书那几年，只剩下忙忙碌碌的5月。考学、中期考核、准备毕业作品、准备答辩，最抓狂的功课都被安排在5月。就这样，10年最好的时光和最好的时光中的最好的天气，都留给了琴房和图书馆自习室里右手边靠窗的位子。这件事像失败的初恋一样叫我耿耿于怀。以至于毕业之后；我决定把下半生时间都用来过成青春叛逆期，再不想循规蹈矩。
那时候我学的是作曲技术理论。白天上课、读总谱、读各种论著，晚上七点赶去听音乐会。
有时候，傍晚站在17楼琴房的窗口，听坎切利或阿沃&bull；帕特；有时候，深夜躺在地板上，听坂本龙一。那通常是一天中有点实质性内容的时刻。音乐似乎可以改变些什么。它将你抛出了时空隧道。在那个纯洁时分，天空与海洋尚未成形，混沌之梦的预感多么迷人。一切可能，一切重生。那些艰深的所谓作曲技术理论，高级复调、远关系转调，又能说明什么？它们与音乐本身无关。作为一个搞理论出身的写作者，我总是想把音乐家的想法解释清楚。到后来发现，音乐中最美妙的部分，正是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灵感火焰。于是我明白了为什么莫扎特从不谈论他的音乐。
毕业之后，我不想搞理论，只想听音乐。听到喜欢的，就写几句，后来给一些音乐杂志和文艺杂志拿去作唱片推荐。这通常是业余音乐爱好者的工作。我知道，站在一个爱乐者的立场，你心里的音乐才会纯粹鲜活；我也知道，文字无法成为音乐的介质，我只能写下零星感受，送给那些在黄昏和深夜里与我一起聆听的人。后来这些文字被结集出版。去签售，有读者建议，光有文字没有音乐叫我们如何领略音乐的妙处？不如你来一边播音乐一边开讲座吧。我觉得那也不错，独乐乐又众乐乐，于是一边卖书一边开起了讲座。我给讲座起了个文艺的标题，“穿t—shirt听古典音乐”。
“穿t—shirt听古典音乐”。其实我想说的是，听古典音乐，穿什么并不要紧。你可以穿t恤、穿牛仔、穿西装、穿睡袍……反正不穿t恤也可以听古典音乐。当你看到这个标题，大致已经明白了我的意思。古典音乐不是老古董，不是装饰品，它没有那么高不可攀，也不需要附庸风雅。它不是世上最装逼的音乐。艺术本身就是为了质疑一切规则与繁文缛节而生。
“穿t—shirt听古典音乐”，初听起来挺酷挺新鲜的，像一句口号。口号喊多了叫人怀疑，它好像成了另一种装——“以不装逼的形式装逼”。为此我经常自我检讨。记得有个女性杂志曾发我一问卷，问：“与上一辈相比，70、80后的女性有何不同？”我答：“我们这一代女性普遍受教育程度比较高，知性优雅、举重若轻，但也缺乏感染力和爽辣的生命力。”后来我想，我想出来这么个轻快的艺术活动，多少也是时代面貌之一种。我等无力，却也清醒，质疑一切狂热的所谓伟大崇高的使命，只求活得轻盈真实。
穿t—shirt听古典音乐也是我一直以来的生活方式。记得那些个忙碌的5月，我白天赶功课，晚上赶去听一年一度的“上海之春”音乐节。下课了来不及换衣服，常常一身破烂t恤，在演出铃声响起那一刻冲进巴洛克式音乐厅，对领座小姐投来的白眼傲娇微笑。中场休息的时候，回头看见我的师兄师弟们正穿着数十年金不换的黑色t恤，围在门口吸烟讨论。大概只有搞音乐的，才敢标榜自己无需附庸风雅，听音乐会不过是工作。
十年前的很多轻狂行为，现在想来时常羞愧。人过了青春期，希望他人尊重自己的时候，才懂得礼仪。所以现在，有时间我都是盛装去听音乐会。视线越过自拍嬉笑的年轻人，凝望形容端庄的老去的人们，一边猜想会有什么样的记忆、故事和坚持深藏在他们的沉默里。
当你在浩瀚文献中彷徨，步入漫长历史，走进一段又一段音乐家们为理想战斗的艰辛人生，此时聆听古老的音乐，确实是轻松不起来。我身穿时尚t恤，讲课时总有点儿放不开，回答台下家长们问起孩子今年应该考几级不肯练琴怎么办的时候，偶尔会走神。我想起父亲求学的年代，想起自己20年的音乐道路，我的理想丢失在哪里？我是不是应该干点儿更有价值的事？但更有价值的事是什么呢？
我想，在这十年中，我更了解古典音乐了。记得刚来作曲系那会儿，大家都急着想了解当代音乐，想知道活着的贝多芬应该干点儿什么？我们如饥似渴啃外文文献，听遍了能找到的所有打口cd，我甚至还写了一本至今也卖不出去的书，《时间与静默的歌——20世纪西方现代作曲家的孤独吟唱》。在光怪陆离浑水摸鱼的现当代音乐中，我们最后发现，经得起推敲的创新最终都是来自传统。勋伯格的序列主义是20世纪一面颠覆传统的旗帜，究其本质，是推翻传统和声原理之后，借力文艺复兴与巴洛克时代的古老技法；以一曲《春之祭》惊世骇俗的斯特拉文斯基，在写作岁月中一步一步回溯过去，回到古典时期、回到巴赫、巴赫之前……；我们跟随大师足迹，一点点补课，补那时为追新音乐节而翘掉的音乐史课。从现代回归传统，从传统再次领会当代。学习古典音乐，不正是最有价值的事么？
古典音乐是什么？它不是海顿、莫扎特、贝多芬，也不是维也纳、大牌指挥家、dg黄标唱片、欧洲百年乐团、晚礼服、名流晚宴。我想它是一份高贵而谦卑的技艺，质地精良、精工细作，极讲究，经日积月累与反复融合改进，沉淀出一系列至臻完美的规范；它是一份秉持贵族精神的情感，低调清雅，清高的随意，不懈追求美与真理，不肯溶于浮华时代；而它又是真实人性的，不曾被苦难或荒诞的命运磨去棱角与血性。当我过了青春年华，终于了解音乐之于我人生的意义，它变得越来越神圣，也越来越平凡。十年之后，我低头看看自己，仍旧是穿了t恤在听古典音乐，我再次确认了，这就是我想要的生活。
写作叫人清醒。做了十年寒窗苦读的书呆子之后，“穿t—shirt听古典音乐”，这一份轻装上阵，正是我所求的。
本文为田艺苗新书《穿t恤听古典音乐》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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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234 法律之上，床垫之下
txt=小＿说＇＿天。堂
作者/＇美＇ 伍迪·艾伦
1。
威尔顿小溪镇，位于中部大平原的中心，牧羊人小树林以北，道博点的左手方向，形成普朗克常数的悬崖峭壁之上。这里，土地肥沃，大部分是在地面上。每年一度，从仁慈的上苍刮来旋风，掠过田野，把农人吹得只好放下活计，又把他们吹到几百里地以外的南方，安顿下来，开几家精品店。六月一个星期二，灰蒙蒙的早上，沃什伯恩家的清洁工康福特·托拜厄斯，十七年如一日，来到沃什伯恩家。九年前，她已经给解雇了，但这并没有阻止她过来做活。沃什伯恩一家自从停了她的薪水以来，就更看重她了。托拜厄斯在给沃什伯恩家干活之前，曾在得克萨斯的一个牧场照看马匹。当一匹马对她耳边轻声讲话时，她的神经崩溃了。她回想起来，“让我最震惊的是，这匹马知道我的社会保险号。”
那个星期二，康福特·托拜厄斯走进沃什伯恩家时，这家正外出度假。（他们躲进一艘驶往希腊诸岛的游船，三个星期里，一直藏在水桶里，水米未进，但是，凌晨三点时，他们也溜出来，到甲板上玩推牌游戏。）托拜厄斯上楼，去换灯泡。
“沃什伯恩夫人喜欢每星期二和星期五换灯泡，无论是否需要，都要换，”她解释说，“她喜欢新灯泡。床单被单是一年洗一次。”
清洁工一进主卧室，就知道，有什么东西不见了。她马上就看到了，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有人曾经上了床，还把床垫上的标签撕掉了。那标签上写着：“撕掉标签属违法行为，只消费者除外。”托拜厄斯打了个冷战。她的双腿发软，难以支撑。有东西告诉她，去儿童卧室看看。确确实实，那里也是一样，床垫上的标签给撕走了。现在，她浑身的血液都凝固住了，看到墙上出现一个硕大的黑影横压过来。她的心跳个不停，几乎叫喊出来。正在此时，她看出来，这黑影是自己的。于是，她下了决心要减肥，然后，给警察打了电话。
“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警察局长霍默·皮尤说，“这种事情，威尔顿小溪从来没有过。的确，以前有一次，一个人闯进这里的面包店，把甜圈点心里的果酱都吸走了。但是，等他第三次犯案时，我们的神枪手就从屋顶上把他打个正着。”
“为什么？为什么？”沃什伯恩家的邻居邦尼·比尔抽泣说，“真荒谬，真残酷，消费者以外的人剪掉了床垫标签，这是个什么世界？”
“在这之前，”当地学校老师莫德·菲金斯说，“我出家门时，总是把床垫留在家里，可现在，我只要离开家，不管是去购物，还是下馆子，我把所有床垫都带上。”
2。
当天半夜，在通往得克萨斯阿马里洛的公路上，两个人开着一辆红色福特，飞速行驶。车牌从远处看，像是真的；凑近一瞧，竟是用杏仁糖做的。开车人的右手臂上，刺着一行字：“和平、爱情、庄重。”当他把左手臂上的袖子卷起来后，又显出一行字：“刺印有误——右手臂不算。”
他身边是位金发女郎。如果她长得不那么酷似阿贝·维高达（abe vigoda，1921… ，美国电影电视演员，以饰演老黑道出名。）的话，也算是漂亮。开车人叫博·斯塔布斯，刚从圣昆丁逃出来。他因到处乱扔东西而被捕。具体说，他在街上扔了一张巧克力糖包装纸，因而定罪。法官表示，因此人无悔过之意，判其两个无期徒刑。
女人叫多克希·纳什，嫁了一个殡葬管理员，帮他一起工作。一天，斯塔布斯走进殡仪馆，想随便瞧瞧，却突然深有感触，想跟纳什打情骂俏，但她当时正忙着给尸体火化。不久，斯塔布斯和多克希·纳什就开始暗通款曲。虽然，她很快就发现了情况。她的殡葬管理员丈夫威尔伯很喜欢斯塔布斯，愿意免费给他下葬，如果他同意当天就办理的话。斯塔布斯把他打晕过去，拐上威尔伯的老婆就跑了。但在跑之前，他留下一个充气的橡皮娃娃，充作威尔伯的老婆。三年过去了，威尔伯·纳什度过了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忽一日，他心生疑团，因为他要老婆再给他添一点鸡，但见她突然爆开，在屋里飞来穿去，越来越小，最后，落在地毯上。
3。
霍默·皮尤只穿袜子时，身高五英尺八英寸。他的袜子，连同他的双脚，都放在一个大旅行包里。在他自己的记忆里，皮尤一直是个警察。他父亲是个有名的银行盗匪。皮尤想要同父亲在一起，唯一的办法是逮住他。皮尤逮捕父亲总共九次。他珍惜父子之间的交谈，虽然许多次交谈是在两个人相互射击时进行的。
我问过皮尤，对此有何看法。
“要听我的理论？”皮尤说，“‘两个流浪汉，出门去见世面……’”他唱起了《月亮河》。他妻子安把喝的端上来，给我的账单是五十六元。正在此时，电话响了。皮尤冲了过去。电话里的声音传遍屋子，带着深深的回声。
“霍默吗？”
“威拉德，”皮尤说。来电话的是威拉德·博格斯，阿马里洛的州警察。阿马里洛的州警察是一群离不开爆米花的人，他们不仅要体格健壮，还必须通过严格的书面考试。博格斯的书面考试两次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