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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的。尤其是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到商品经济的社会转轨期间，金钱的地位、利益的地位是最重要的，包括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包括恋爱，他找的不一定是人，而是这个人的金钱、地位、条件……很多很多的因素。那我觉得这也可能是人的一种异化。比如说我写《永不瞑目》时，肖童死了，紧接着我就写了公安厅的庆功会，说这一仗打得如何漂亮，要不是一个特情人员不幸身亡，那就圆满了。大家都在弹冠相庆。对一个特情人员的死，该怎么办就怎么办，说就报个烈士吧。那观众就不干。因为观众看到的是肖童为这件事倾注的生命和情感，你这样轻描淡写，观众就不干，就产生了悲剧感。悲剧感就是鲁迅先生说的，有价值的东西不被承认，把有价值的东西撕碎，毁灭，这样的场面在我们这个社会中是存在的。那么谁真正体会到他的价值呢？欧庆春，只有欧庆春一个人，给他买衣服，买领带，弄花，找他父母，所以她最后在内心说我们两个的关系是我们两个人独享的秘密。我们这个社会，对人的价值，对人的情感，我觉得还没有到在每一个角落都受到尊重、关注的份上。我觉得文学应该关注这些。不是说谁故意不人道的对待人，而是人的价值，人的个体情感，常常是被整个社会所忽略的。
问：能不能说你作品里的悲剧通常是人道主义的悲剧？
答：我认为是这样的。我认为在这个社会的某些角落还存在着对人的价值，对人的个体情感不够尊重、不意识的现象，作为文学就是呼唤这个东西。我看过刘心武的《如意》，一个看门的老大爷，喜欢上一个格格，一直不能如愿，粉碎“四人帮”后可以结婚了，前一天却得心脏病死了。格格在屋里哭，这时作者有一句旁白：这个世界很大，一个人死了，但是只有一个人为他哭。这个电影是很多年前看到的，现在想来仍然感动。
问：你这次的新作《拿什么拯救你，我的爱人》，人道主义似乎得到空前的强调，像对龙小羽判决上的审慎，对四萍的批判与怜悯……这是出于一种新的尝试还是其它什么？
答：不是。我这个小说没想重点表现人道主义的问题。我主要想写一个很贫穷的人，我现在对社会上很贫穷人的心态有兴趣，他们想的，就像龙小羽说的：贫穷使我没有尊严，没有快乐，我一早上醒来就想着今天中午到哪儿能吃上中午饭，晚上到哪去睡。他想的都是这个，没有快乐。这样的一个人，当他面对一个机会，当这个机会要丧失的时候，他的表现是什么？是很平静的，丧失就丧失吧，还是要拼命挽救？甚至要违背自己的人性，违背自己从小的生活信条，做一些不择手段的事。我是想写这些东西。《爱人》这本书主要是表现一个人的人性教化和他的生存本能，生物本能之间的搏杀。他的人性部分，他从小受的教育是不能杀四萍的，四萍再怎么样，他这一棒子都劈不下去。但是当他面临最严重的生存关口时，他还是把这一棒子劈下去了。所以这是毁灭他自己人性的，这一点我觉得对他自己也是非常残酷的，最痛苦的是这个。
问：说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是不是他的人道主义要比别人更强烈一些？
答：从要求上应该是这样，因为文学是人学嘛，他不是写风的，不是写月的，他是写人的，他是关心人的。我觉得在现在的作家当中我算是比较强烈的。
问：当韩丁意识到救了龙小羽就是失去了罗晶晶，但他还是去救了，我觉得这里面的震撼力对于一个人来说不亚于堵枪眼，炸碉堡。
答：我写的时候反复体会，我甚至把自己摆进去，设想我特别爱一个人，但我做成了一件事，这个人反而得离我而去了，我还能不能做？我反复体会发觉我能做。为什么呢？因为韩丁这样做对龙小羽是生死的问题，对他自己只是一个爱情丧失的问题。他不做，这个心也是没法安的，一个有正常良知的人，他会去面对这个痛苦的。那么这种给人的震撼是属于人性的，这时候善占了上风。这也是一种人道主义。
问：你小说里有很多个人的悲剧和痛苦，以及由此产生的命运的荒谬感，不知是不是受存在主义之类哲学思潮的影响？
答：我是业余作家，各种文化思潮对我的影响肯定有，但是比较浅，不是很系统。比如萨特的东西啊，存在主义的东西啊，我只是略知一二。我主要还是受自己对生活的看法的影响。我对个人和社会，个人和集体产生的矛盾和冲突，是比较关注的，有兴趣，如此而已。
■理想主义与英雄主义
问：你在写《便衣警察》时，主要人物比如周志明心中充满了理想主义。写到后来，你笔下人物心中的理想主义越来越少了。你觉得是因那时的社会现实和现在的社会现实不一样造成的，还是你自己思想的变化造成的？
答：主要是外界环境不一样了。比如说如果我把雷锋那样的状态写到现在这个社会中，那就不够真实了，你没看见报纸上就登过有人学雷锋被送进了精神病院的怪事。现在的青年如果都写成周志明那时候的心态，那也有问题。他们受的不是这个教育。不是生长在那样的社会大环境下，他怎么能有那样的心态呢？你比如说我写韩丁，韩丁的心态和周志明是完全不一样的。现在有没有雷锋，周志明那样的人？有，但很个别，文学上不能作为普通人物写。如果让韩丁得了遗产先捐给希望小学十万块钱，那样倒是高尚多了。但读者还能接受他吗？接受不了。
问：如果那样就只有理想主义没有现实主义？
答：理想主义也不是，那叫伪理想主义，伪浪漫主义。所以应该说是时代在变化，人物的心态是随着时代变的。《便衣警察》后来出版剧本时，在后记里我写到，有人建议我写续集，我当时说，多少年以后社会都发生变化了，如果周志明还是这样一种心态，他会被人笑话，成为一个笑柄。但是我又不愿意改变他的形象，所以不写续集。我要是写一个四五十岁的周志明，写成一个大款，跟人做生意，整天……这个我受不了。这不是周志明。但你要还是写原来那样一个周志明，他不成傻子了吗？主旋律也是分时代的，现在这个时代，你五讲四美三热爱，你有善良之心，你有纯洁的理想，你有爱国之心，已经是主旋律了。
问：除了理想主义之外，英雄主义也是你小说的一个亮点。不过《便衣警察》那种英雄主义是一种关乎国家的、社会责任感的。而现在你作品里的英雄主义大多已经不是堵枪眼，炸碉堡，而是更人性化的……比如为了爱情，属于比较个人化的英雄主义。这在你创作中是不是有意识的一种转变？
答：这一点我意识到了。现在这个时代普通人的爱国心一般是不表现的。只在特定的环境下，比如申奥成功，表现出来。所以我写《永不瞑目》，肖童先是因为爱情，才要去公安局做这个事。在小说里肖童有段独白，大意是这件事他做得久了，进入到缉毒队伍的氛围去了，升华了，所以决心一定要做好、要做得漂亮，他有对国家，对祖国的自豪感。他同学看不起他，以为他吸毒，他心里暗暗地想：你们不知道我现在在做什么，我现在是为国家做事，我是一个英雄！他自己非常有自豪感。所以我认为肖童也是一个英雄，他是一个革命烈士。人们以为他完全是为爱情，其实不是的。小说里是写他做的一切是为了国家，包括他的七一演讲，他自己原来也觉得这是什么烂词儿啊，但到他戒毒时，他情不自禁地念这个词，特别虔诚，这时候他心里想的是黄河大合唱。有一段是《东方红》的旋律。到了那时候，他觉得《东方红》是代表了国家的，一下子他热血沸腾，他已经是变成了这样一个精神状态。这个状态是在特定的时候产生的，而不是一上来就是我为了爱国我怎样。现在长期的和平环境，商业竞争的氛围，年轻人已不是周志明那样的状态。但肖童这样的状态我认为是会产生的。在孤立无援、绝望的时候，他会产生。他爱国，他要为国家做这个事。还有《玉观音》里的安心，她回到缉毒队伍有多种原因，包括她要报答他原来的丈夫，包括为她死去的儿子报仇，才放弃了这样的一场爱情，回到队伍中去，但是也包括她多年来受的教育，她的禁毒理想。所以我写安心时，杨瑞问她为什么大学毕业还跑到那么个小地方，她说，你不知道，你进入到公安队伍时间长了以后，那种氛围，就像一个“场”，在这个“场”里你是随着转的。在这个氛围里，你渴望战斗，渴望贡献。所以她回到缉毒队伍中也包含了大的理想和英雄主义情结。
■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
问：你笔下人物命运太牵动人心，令读者在为之唏嘘不已的同时常常感叹造化弄人，甚至油然而生一种宿命感。请问你是唯心主义者还是唯物主义者？
答：我是唯物主义者。在唯物还是唯心这个问题上，从我的作品来分析我这个人会不直接，那是我这个人的某一种情绪，不完全代表我的世界观。我的世界观基本上还是人的存在决定人的意识，这是唯物主义的一个核心思想。一个人的举动都不是凭空而来的，都是环境对他的影响。我觉得《拿什么拯救你，我的爱人》是典型的唯物主义写法，就是一个人的存在决定一个人的意识。
问：但是为什么你的作品有时传达给读者一种人定不胜天，人没法跟命运抗争的消极情绪？
答：人定胜天是唯物主义的思想，人在某种情况下不胜天，也是唯物主义的。自然界太大了，物质太大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太小了。可能是我写人的善良愿望、心情和社会现实相拼搏的时候，人的一方老是比较弱势，给读者造成了某种错觉。把这样一个态势写的比较明确，可能是我对生活的一种情绪吧，不代表我的世界观和我对外部世界理论上的看法。确实，很多人说看我的小说心情不舒服，会忧郁，看的时候放不下，看完后又堵着口气。我不否认我作品的个别段落调子是稍微灰了一点，稍微沉闷了一点。我要给自己的作品加一点亮色并不难，但这并不等于唯物主义。网上有些人特别希望我写一个《永不瞑目》续集或者a、b版，比如肖童没死。那我觉得纯粹从阅读角度分析，说明网友还是喜欢上这个人物了，他们还是喜欢大团圆的结局，这是中国人的欣赏习惯。美国人也这样，你看美国电影绝大多数是大团圆结束的。我是逆读者欣赏潮流、欣赏规律而动的，其实不好，对我的小说销售是不利的。有人看我的小说和电视剧就是中途放弃的，因为他们不忍心看下去。再比如我可以把《拿什么拯救你，我的爱人》再多写一章，就是让韩丁和罗晶晶又走到一起了，我可以把这一万字写得非常美，两人幸福生活重新开始，但那就不是这个味道了。
来源：《北京青年报》 2001年9月14日
言情只是暂时的 我最喜欢写政治小说
有好多人觉得我身边肯定是美女如云，但我的生活中确实没有，……那些都是想像出来的。
我是一个胸怀大志的人，但这几年确实是做小儿女状，撒了点儿娇。
其实我最喜欢写政治小说，大的人物，大的政治背景，大的事件，我对官场很熟悉。
解玺璋（以下简称“解”）：《便衣警察》是你的第一部文学作品吗？
海岩（以下简称“海”）：在部队的时候，写过一个独幕话剧，在师里参加过文艺汇演，那时才１６岁。
解：从《便衣警察》到《拿什么拯救你，我的爱人》，你感觉到没有，在你的作品中谈情说爱的成分越来越重了？
海：写《便衣警察》的时候没怎么涉及爱情，主要是写那几年对人们的生活产生重大影响的政治事件，像天安门事件，粉碎“四人帮”，老干部平反，写的是大的政治变动当中一个人的命运的起伏。那个时代读者都特别关注国家大事，“四人帮”倒了，天安门事件怎么评价，平反不平反？谁受委屈了，谁受冤屈了，谁又出来工作了？整个社会都关注这个。现在这个时代不同了。
解：为什么后来你的作品中爱情的成分越来越重了呢？海：我没有有意识地转，原因之一是时代发生变化了，一般的读者可能会对更人性化的东西、更个人化的东西更关注，以小见大地思考社会，思考人生。
解：从《便衣警察》到后来的写作，中间好像空了一大段时间？
海：大约１０年左右，中间写了一些散文和中短篇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