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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好像在看着一座山或看着纯净的微风，也没有许多要回答他的。
有一个人跳上窗户的胸墙，进行通报，而另外的人似乎已经到了房前，我自然站起来，叹息着。这人说：“不行，你为什么这样叹息？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有什么特殊情况吗？有什么倒霉的事吗？我们不从中休息一下么？一切都完了么？”
什么也没有完，我们跑到房前——
“你老是迟到。”
“怎么说老是我”——“就是你，你不愿意跟我们一起的时候，就呆在家里。”——“缺德。”——“什么？缺德！你说什么？”
这个晚上我们就这样头顶头地干起来了，也不顾白天黑夜。很快，我们背心上的钮扣互相摩擦，有如牙齿上下碰撞；一会儿我们又互相追逐，彼此距离总是差不多；我们浑身发热，像热带的动物一样。我们又像古代战争中的胸甲骑士一样跺着脚走，昂着头，往小胡同下面进军，我们又以这种攻击姿势继续向大路上挺进，个别人进入街道的沟渠里，但他们并未消失在黑暗的斜坡前，而是像陌生人一样站在上面的田间小道上，居高临下地看着我们。
“你们下来！”——“你们先上来！”——“你们把我们拽下来嘛，别忘了，我们并不蠢。”——
“你们说说看，你们可是胆小啊！只管来嘛！来嘛！”——
“真的吗？你们？就是你们，要把我们拽下来？没瞧瞧你们那副熊样？”
我们开始攻击，我们被胸脯撞击着，被摔在沟渠草丛里，我们跌倒了，是自愿的，草丛里到处一样的暖和，草丛的冷暖我们不知道，只觉得累。
我滚向左侧，以手当枕，这时我真想睡觉！虽然我想用突出的下颚把自己顶起来，但却滚进了更深的沟里。然后我手臂支撑前面，两腿斜缩，向前扑去，结果又掉进了一个深沟，肯定比前一条沟更深，但我一点也不想停止这种游戏。我真想在最后的一个沟渠里充分地放松自己，躺下来美美地睡上一觉。特别是我的膝盖，我几乎忘记了它。我躺着，我躺着笑了，我的背有毛病。当一个男孩双肘贴着髋部从斜坡越过我的沟渠跳向大路上时，我看看见他墨黑的鞋底，这时，我眨了眨眼。
月亮升得相当高了，一辆邮车在月光下驶过，微风四处轻轻飘起，在壕沟里我也感觉到了。附近的树林里已开始沙沙作响，这时，一个人躺着不怎么觉得孤独。
“你们在哪儿？”——“过来！”——“大家一起来！”——
“你躲什么，别胡闹！”——
“你们知道邮车过去了吗？”——
“没有！已经过去了吗？”——
“当然，在你睡觉的时候，邮车已经过去了。”——
“我睡觉了吗？我可没有睡呀！”——
“别吭声，有人看见了。”——
“我求求你。”——
“过来。”
我们靠得很近地跑着，有的人彼此握手，头昂得不够高，因为大家都在朝下走路，有人发出印第安人战斗时的呐喊，我们疾速奔跑，速度之快，前所未有。在快跑时风也助了我们一臂之力，恐怕什么也挡不住我们。在超过别人时，我们可以交叉手臂，而且安静地环视周围。到了野溪桥我们就停下来了，继续往前跑的人也返回来了。桥下的水冲击着石子和植物的根部，好像还并不多晚，我们之中居然没有人跳到桥的栏杆上去。在远处的灌木丛后驶出一辆火车，所有车厢通明透亮，玻璃窗肯定都打开了。我们中有一个人开始唱起了矿工之歌，我们也都跟着唱。我们唱得比火车前进的节奏要快得多，我们摇晃着手臂，歌声的力度不够，但我们歌声紧迫，并因此而开心。如果有一个人将自己的声音融入并领起其他人的声音，他就如同被鱼咬住一样，大家跟着他唱起来。我们唱近处的森林，唱远方的游子，声声入耳。大人都还在活动，母亲们正在收拾夜晚的床铺。
时间到了，我向站在我旁边的人亲了一下，和离我最近的三个人拉了拉手，然后开始回家了。没有人叫我。我拐进了第一个十字路口，在那里他们看不见我了。我在田间小路上跑着，又进入了树林。我赶往位于南边的城里，从那儿就到我们村了。
“注意，那儿有人，他们不睡觉。”
“那他们为什么不睡觉？”
“因为他们不累。”
“他们为什么不累？”
“因为他们是傻子，”
“傻子要累多好啊！”——
（陆增荣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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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悝—黄仁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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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悝（音魁）又名李克，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不常被提见的人。《汉书·食货志》有段记载：
陵夷至于战国，贵诈力而贱仁谊，先富有而后礼让。是时，李悝为魏文侯作尽地力之教，以为地方百里，提封九万顷，除山泽邑居参分去一，为田六百万亩，治田勤谨则亩益三升，不勤则损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减，辄为粟百八十万石矣。又日籴甚贵伤民，甚贱伤农，民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故甚贵与甚贱，其伤一也。善为国者，使民毋伤而农益劝。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税十五石，余百三十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岁终为粟九十石，余有四十五石。石三十，为钱千三百五十，除社闾尝新春秋之祠，用钱三百，余千五十。衣，人率用钱三百，五人终岁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不幸疾病死丧之费，及上赋敛，又未与此。
魏文侯在位于公元前４２４至３８７年，所以李悝是孔子和孟子间的人物，他的政策也表现着中国封建制度业已崩溃，各地域间的诸侯组织全民，发动生产的情形。《汉书·食货志》里这一段提到以小自耕农作纳税人，注重高度精密耕作，各农家仅有极少的收入，甚或不足，政府切身感到它的命运与上述小自耕农的生存有密切的关系。这些因素，一经透过历史，成为中国以后两千四百年立国的经常状态。
李悝的设施，也创造了一种计划经济的原始风格。社会的发展，不由它自身作主摸索而成；乃是由政治家以鸟瞰的态度裁夺。为什么中国的历史，在先秦就有这样的特色？我们追究当日背景，至少可以提出片面的解答。
中国的农业，开始于黄河中流的黄土地带。黄土的土壤能够垂直的堆砌，内中保留着很多由下至上的细管，因之地下的水分能够向上浸淫，不待灌溉，加以土质疏松，在农业初兴的时候，即用最原始的工具，也能在这地区耕耘。在公元前一千多年，同时在这地区出现无数的初期农业部落。将他们予以有系统的组织者，乃是周朝创业之主的文王之子，武王之弟的周公旦。他的设计，以“礼”为依归。所以有一部《周礼》的著作，至今仍传说作者为周公。
《周礼》的现今版本，在公元前后出现时即被斥为伪书。例如铜质货币出现于东周，较周公要迟好几百年，而《周礼》已经提及铸币的衙门，还解说政府要经常巡视市场，以纠察物价是否公平，商品是否符合标准。这书里也提及中央政府所直接控制的领土方千里，是谓“王畿千里”。此外每五百里见方为一“服”，共有九服。各服内的诸侯因距王都的距离不同，他们向中央政府应尽的义务也有差别。其实周都镐，在今日西安附近，并未向外每边等距离的拓地五千里。以当日技术之简陋，既不能在地图上精密的确定其疆界，也无从于实地立桩勒石。
《周礼》也提到井田制度，那更是中外学者争论的渊薮。有些人说每八家各有地一百亩是为私田，其中一百亩是为公田，有《诗经》为证。又有些人称井田之井为长方形而不是正方形，有些人更说井田整个不可能，全部系杜撰。
我们今日以长时间远距离的姿态观测，《周礼》确在很多地方表现当日行政的精髓，其实际作者是谁无关宏旨。倒是王畿千里外有九服的一种观念，却只用书中的一两句话，就已解释得明白。其症结则是中国的中央权力，在技术尚未展开之际，就先要组织千万军民，所以只好先造成理想的数学公式，向下笼罩着过去，很多地方依赖理解能力，不待详细的实地经验。我自己曾考唐朝均田制度遗下的资料，也看过宋朝财政的数字，以及明朝的统计，回来对井田制度的结论，则是在平地分田割土如切豆腐干，非不可能，如果确有此种机会，中国的官僚就会按文字行事。可是实际上最理想的办法，通常也不过将假设几何画案迁就于实地，按情形打折扣，再次之，正方形之井妥协而成长方形，甚至百亩变成七十亩五十亩，八家以七家六家顶着算数，都无不可。总之，有如王畿和九服，其用几何图案作理想的标准，不出“间架性的设计”，这是立法的基点，不是实际考成的尺度。
周朝人之所谓“礼”，也有一种广泛的解释。传统所谓“礼者理也又履也”，若以“背籴”（即邻国有饥荒，吝不加以粮食接济）一事解释，就是所谓“非礼也”，不仅不礼貌，而且不合情理，违反处世的基本原则。
利用这些条件，更通过宗法社会的组织，周朝创造了中国的封建制度。它和欧洲中世纪的feudalsystem以及日本迄至近世纪的“幕藩制”有若干相似的地方。原则上王室不直接编制全民，财政收入也按“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的间接交纳，层层节制，那土地当然不能买卖，要是土地易主，则根据遗传的金字塔，如“诸侯立家，大夫有二宗，士有隶，子弟”的组织，就会整个垮台了。
公元前６世纪以后，这种制度即无法维持，因为人口激增，货币通行，客卿活跃，战事动员波及全民，鲁国和郑国开始“履亩”“作赋”，也就是逾越过去间接管制的办法，国君开始向全民抽税。郑国和晋国又颁布刑法，更是摒弃礼的成规，去普遍的管制全民。上述李悝的“计划经济”行于公元前５世纪和４世纪之间，其“尽地力之教”，也就是不受封建的约束。商鞅在秦国变法，行于公元前３５０年，更是全面扫除封建，而整个的代之以“郡县制”。此门一开，国君统制全民，土地可以买卖，官僚不再世袭。所以顾炎武说“封建之废，自周衰之日，而不自于秦也”。
从李悝的计算我们更可以看出一个重要的历史环节。当日天灾频仍，食粮价格极不稳定。《史记·货殖列传》也说“夫籴，二十病农，九十病末”，“上不过八十，下不减三十，则农末俱利”。因此可以看出米贵时石值铜币九十钱，贱时低至石二十钱，相差四倍半，即算平价仍有两倍半以上的出入。因之政府的方针，总在“平准”，也就是要做到“民毋伤而农益劝”。然则粮食生产，到底重要，所以种田的为“本业”，其他都成为“末业”。传统的重农政策以及低水准平等思想，由来如此。再则货币的流通，也以供食粮流通为第一使命。彭信威作《中国货币史》，称世界上历史中的货币只有两大系统，一是希腊罗马以贵金属作商人整批贸易的工具，一则是中国的贱金属货币，最初即已普遍的行使于民间。又因食粮价格波动之大，商人不一定能有无，也可以“背籴居奇”，这样又顺便解释了传统中国对商人歧视的由来。
从以上情形看来，中国立国最初即与西方迥异，其重点是技术上的着眼不同。先秦从封建到郡县，政治家依赖人类的智力，造成庞大的组织，是以美国法学家herrleeg。greel即坚称中国在公元之前，已拥有２０世纪超级国家的姿态。可是郡县制也开官僚政治之先河。在公元之前即由皇帝遣派官僚向几千万人民征兵抽税受理诉讼及刑事案件，是超时代的政治早熟。因之更难放弃间架性的设计，以至于一般政令上面冠冕堂皇，下面有名无实，官僚间的逻辑被重视，其程度超过实际行政效能，又仪礼也可以代替行政，种种流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