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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黑龙江省某煤矿来个参观团。团里有个在郭前旗工作过的军干部。他在井下参观时，发现一个窑工的面孔十分熟悉，便冥思苦想。后来终于想起来：此人可能就是土匪头子大五洋。
这位军干部赶紧向厂领导汇报了这一情况，并查阅了这个窑工的档案。只见履历表上清晰的写着姓名：杨武大。这位军干部一拍桌子；“正是他！”
厂领导赶紧问：“他是谁？”
军干部说：“杨武大，你们倒过来念。”
厂领导读到：“大武杨。”
军干部说：“对，就是他。这个人原是郭前旗一个大土匪头子，报号‘大五洋’，他手上沾满了人民的鲜血。此人解放后逃得不知去向。没想到，这小子到这来了。”
1950年，匪首大五洋在黑龙江某煤矿被抓获，后被我公安机关镇压。
1948年9月，中共中央军委命令林彪、罗荣桓发起了辽沈战役。东北人民解放军迅速占领锦州，截断了东北敌人向关内的退路，之后把长春围得水泄不通。兵临城下，许多被困在长春的国民党军队率先起义，其余的投降。
陈荣久当时也被困在长春。后来见大势已去，再跟着国民党只能是死路一条。他和陈万才商量后，于9月14日率领自己的独立营投降了解放军。
他的一个营被收编在解放军某部的骑兵团。经过整顿和思想改造，他当上了二营一连的副连长。陈万才调到一营，也担任了副连长。
全国解放后，国家政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指示》要求：在全国范围内大张旗鼓地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重点打击土匪、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份子和反动会道门等五个方面的反革命份子。1950年10月，政治运动首先在党政队伍中开始。此时，身为解放军某部独立团二营一连副连长的陈荣久坐卧不安。他回想起自己这些年走过的路：当土匪，劫军车，杀害解放军战士，抢劫百姓财物他越想越怕，越想越睡不着觉。他知道：一旦东窗事发，自己的罪行将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共产党一定不会饶了他。莫不如早点给自己找一条后路。思来想去，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一咬牙，趁一个黑夜，他腰别着枪，乔装改扮，溜出长春，徒步跑到小合隆镇，之后坐上了北去的列车。他坚信古人的一句话：大隐隐于市，小隐隐于林。他坐上火车一口气逃到哈尔滨。为了生存，到哈尔滨后，他不得不干一些出力的活。经人介绍，他当上了某工厂的运煤工，整天赶着马车，为工厂运煤，一天要干十来个小时。弄得一身煤灰，一张白脸变成了黑脸。晚上躺在床上累得浑身疼痛。
忽然有一天，他在运煤的路上遇见两个熟人——他们都是郭前旗同乡。幸亏他戴一顶狗皮帽子，身穿劳动服，一脸的煤灰，没被对方认出来。以后的日子里，他又多次遇见郭前旗的熟人，又几次侥幸躲过了碰撞的机会。终于在一个晚上，他辞掉了这份工作，只身逃往黑龙江省某林场。他当上了一名伐木工，终日在深山里伐木，油锯整天的叫唤。每放倒一棵树，他便扯着嗓子喊：“顺山倒了哎”
时间一长，他又厌倦了这份工作。他觉得干这份工作莫不如蹲大狱，还能落个清闲自在。像他这样的一个财主家的少爷，一下子干这种工作，对他来说就是一种惩罚。
终于，他又辞掉了这份工作。来到了内蒙古呼伦贝尔草原上。他认为：自己是蒙古族，自己的祖宗是草原人，他来草原上也是一种回归。
他清晰记得：他有一个远方的表兄就住在呼伦贝尔草原，叫达木格。只有他能接收他，容纳他。
他在草原上转悠了十几天，终于找到了表兄。
表兄已经50岁了。他还是小时候在老家见过一次表兄的面。这么多年没见面，已记不得表兄的摸样了。若不是他还记得姑父姑母的名字和表兄的名字，表兄也不认识他。
表兄是个牧民。他暂时住下来，帮表兄放羊。
他对表兄隐瞒了身份。他说，因为他们家是地主，土改时家产被共产党分了，老婆跟他离婚了。他被定为四类分子。由于他成分太高，在郭前旗根本讨不到老婆。为了成个家，他只好来投奔表兄。
表兄达木格根本不信。在他与陈荣久的言谈中，发觉他根本不是个普通的庄稼人，也不是普通的牧民。因为每次谈起种庄稼，他说的都是外行话；谈起放牧，他又扯得太玄乎。
表兄决定对他进行一番调查。
达木格托他为自己放几天羊，他要到临旗去买十几只羊。需五六天才能回来。
陈荣久满口应允。
达木格坐上火车，一口气来到郭前旗的达里巴屯。达木格以前曾来过这样里，对这里很熟悉。他在屯子里一打听，没有人不知道陈荣久大名的。原来他先当土匪，后投奔国民党，最后又投降解放军，镇反运动中又亡命天涯
达木格回到家乡后，立即向旗政府报了案。
陈荣久在呼伦贝尔盟被抓获，后被人民政府镇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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