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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长期改革方案就无法出台。从整个改革过程来说，20 年其实并不长。
第二，矛盾的激化。矛盾的激化、爆发，也是造成不确定性的重要
方式。当矛盾激化到使个人对其自身利益在改革前后的相对位置难以判
断时，既定的成本…收益就被打破，人们更多的是指望确立一个公平的规
则。不确定性就是要去掉人们手中的牌。所谓激进，就是在短时间内去
掉人们手中的牌。布坎南曾经说过：“从某种意义上说，战时紧急状态
下对标准民主程序的背离却是符合民主的基本假定，因为只有在这期
间，集体的目的或目标才具有如此的广泛性。”人们往往认为在矛盾激
化、爆发的情况下，所发生的成本最大，其实，在这个时候，既定的成
本…收益的计较已无法存在，通常的成本…收益概念在这里不再有效。当
然，笔者在这里并不是主张激化矛盾，实际上，这种状态是可遇而不可
求的。
如果说直到前些年人们还更多地注意如何在不打破利益均衡的情况
下推进改革的话，那么，在今天，人们不禁要问，保护存量的改革能否
真正推进改革，或者说，哪些方面可以以存量的不动为前提进行改革、
哪些方面又必须以改革存量作为讨论的出发点。这本书是对作为过渡的
改革过程的分析，与此同时，它也不可避免地成为经济学（包括过渡经
济学）发展的一个过渡。
法学的理想与现实
——兼评龚祥瑞主编《法治的理想与现实》
冯象
今天诸位座谈社会科学的规范化和本土化，多少是觉得本土现有的
一套学术体制、标准和做法不中用了，谓之“失范”。失范本身算不算
学术问题，维纲兄已经就美国汉学家墨子刻先生的批评作了精辟阐述。
＇1＇我所关注的，是具体方法和技术问题。＇2＇方法服务于目的，技术产生
于需求。不同目的和不同需求的学科便有不同的方法和技术，本来是无
可厚非的。学术规范是学者的发明，现代学者是大学的产物；大学又是
许多学者谋生的地方，像美国大学那种高度行业化的学术生产和再生产
技术、“不发表则淘汰”的选拔制度所要求的学术质量管理方法，就未
必适合正面对着“下海”大潮的中国学者。这样看来，所谓“失范”，
无非是方法帮不了目的，技术跟不上需求，或者说学术的理想和现实脱
节、相互矛盾的现象。我就在这个意义上，谈谈现阶段法学研究中的失
范问题。
普通法国家法学院的课程，大都通过分析案例讲授。研究失范，也
可以从案例（即学术著作）入手。案例失范存在的问题，引导我们溯本
清源。我因为教课需要，正好留意过一些失范的案例，其中在学术界颇
有影响的，便是中国第一份关于《行政诉讼法》实施现状和发展方向的
调查报告，题为《法治的理想与现实》，龚祥瑞教授主编。＇3＇
关于《行政诉讼法》，＇4＇国内外研究已经不少。但在全国范围就这
部法律的宣传、理解、执行开展实地和问卷调查，却是龚先生和他领导
的课题组的创举。促成这次“方法论突破”的，是龚先生和北京大学行
政法专业研究生自1987 年开始的几次实地考察。尤其是1991 年夏，龚
先生在东北某基层法院一住四十天，跟着庭长下乡，看他办案“普法”，
认识到自己“一向作为西方法治原则介绍的若干观念，正由我国基层司
法人员加以实践”，乃至龚先生“带着来自西方文化库的对法的一种理
解去到这个远僻的山镇，居然和这位庭长达到了某种意想不到的融合”
（页2—3）。＇5＇
课题组的调查于1992 年夏进行，对象包括法官、行政人员、＇6＇律师、
原告和普通公民（工人、农民、干部、知识分子、离退休人士、个体户
等）五大类。调查问卷共计281 个问项和答案选项，由九名研究生和两
位教师带到12 个“有代表性的”城市直接调查。另有20 个边远省份和
地区，则由北大“高级行政法官班”的两届同学（均在职法官）和“亲
朋好友”代办调查。采用的方法包括分组座谈、个别谈心、通信（以原
告居多）等。得来的数据输入计算机做定量分析（页1—2）。除了一般
调查，课题组还挑了两个既非先进也不落后、成绩居中的行政庭搞“焦
点调查”，目的是考察和评价立案至执行全过程中，法院内外各种因素
（包括社会环境和关系网，承办人员的智识结构、行为能力、工作态度、
生活目的等）对秉公执法的影响（页5）。
龚先生对调查寄予厚望，称之为“一种从事实中抽象出诚实判断的
研究方法。”认为调查报告往“观念陈腐、思维保守的法学研究领域”
吹进了“新鲜空气”；希望自此法学可以开始摆脱“政治化”，把从“长
官意志”和“红头文件”出发、定了“调子”和“指标”下去搜集“事
实”的老一套颠倒过来，让学术竞争的“奥林匹克精神”光大（页2—3）。
可惜课题组这次“实证研究的尝试”，从选择材料、分析数据到提
出问题、论证观点，没有一个环节逃脱了失范。而且因为尝试得“大胆”，
它集中反映了现阶段中国法学的全部病征和弱点。于是龚先生的厚望并
未全部落空；作为失范的典型，这份调查报告反而成为治中国法的学者
的必读书。
以下我就分四题考察一下它的失范。然后就（我们这场讨论迟早要
涉及的）学术失范的本土意蕴提出一点看法。
一、统计数字漏洞百出
问卷调查的报告，一般第一章都要详细交待调查方法，调查人员和
调查对象的入选标准，问卷设计和答案合格率如何控制等技术细节，以
确立调查结果的可靠性。本书对这些细节语焉不详，却一味强调“诚实”
的思维方式，完全没有想到主观意图并不等于客观效果。
更不可理解的是，五大类问卷（普通群众卷、法官卷、律师卷、原
告卷和行政人员卷）的答卷人数都没有准数。例如普通卷的答卷人有四
类，分别是群众、法官、律师、行政人员，按地区、性别、年龄、文化
程度和政治面貌五项分别给出统计数字。可是这些数字相互出入而不加
说明，不知它们代表了有效答卷还是答卷总数；如果是前者，又包括哪
些漏项，为什么包括等。见以下两表：
表一（页272—273）
普通卷调查统计结果
个人情况（四类答卷人五个项目人数）
群众法官律师行政人员
性别1555 68 28 78
年龄1552 69 29 75
文化程度1546 65 29 77
政治面貌1417 60 27 74
表二（页291—292，307—308，319—321，330—331）
法官卷、律师卷、原告卷和行政卷
五个项目答卷人数
法官律师原告行政人员
地区277 126 92 305
性别266 122 84 282
年龄269 123 95 286
文化程度242 124 90 285
政治面貌259 119 85 270
统计数字这样明显的出入，确乎意外。令人对整个调查的设计、调查人
员的训练和工作态度、调查报告所提供的数据的可靠性不敢信任。
二、百分点统计不能预测趋势
课题组的目标，除了描述《行政诉讼法》的实施现状、还致力于预
测和解释它的发展方向。但是课题组所依据的，是一系列百分点统计。
众所周知，百分点统计只能描述过去（现状一经描述即成过去），而无
法推导将来。例如小菜篮子的菜这个月比上个月贵了多少，可以用百分
点表示。下个月菜价是否继续上扬，却和这百分点没有因果关系。道理
很简单：可能影响菜价的因素很多，往往还相互关联；只有知道了足够
多的变量在过去一段时间内的曲线，以及它们和我们要调查的那个变量
在那段时间内的一些可以确立的关系，我们才可能预测该变量将来的走
向。这就需要用回归统计。回归统计是将一个变量与一组变量用一等式
相连，以求得它们的动态参数的统计方法。而百分点统计只描述了一静
态参数（过去之事实），而不能解释、推导和预测任何事实。百分点不
涉及参数间的互动关系，即不揭示事物的因果关系。＇7＇
又如行诉案件撤诉率高，一直是研究者关切的。课题组在河南省南
阳地区五县市法院焦点调查的结果表明，1988—1992 五年期间，除1991
年南阳县和内乡县撤诉案件数比上年有所下降外，五县市撤诉案件的总
数一直在增加。尤其是土地行政诉讼案件的撤诉，占了行政诉讼案件撤
诉总数的近50％，南阳市更高达75 ％。课题组因此得出一个撤诉率逐
年升高的结论（虽然并没有给出五年中每一年的撤诉率），并且进一步
解释说，撤诉率高的实质是行政审判难（页126—127）。这就犯了一个
逻辑推理的错误。原告和法院迫于各种压力而导致撤诉，确是行政审判
难的一种表现。但行政审判难却并非撤诉的唯一原因。所以即使存在撤
诉率高的事实，也不能不加限定地把它和行政审判难相提并论。
三、问卷混淆了应然和实然问题
中国人传统上讲规矩、说话内外有别，加上多年来深入细致的思想
教育，在中国进行问卷调查难度可想而知。调查者首先要考虑的，就是
如何避免调查对象对有关“实际如何”的问题作出“应该如何”的回答。
因此，问题设计和问卷说明必须遵守非常严格的标准，才能保证调查的
质量。一些涉及大道理或敏感的问题，除了直接提问，还应该对不同对
象设计多角度、多层次的间接提问，以便把对象的觉悟和行为区别开来。
可是课题组忽视了这些最基本的问卷控制。例如，因为许多法官同
意了几种社论式的说法（“无论如何，作为法官我很自豪，”同意者54。1％；“有理想有正义感的人才能加入法官行列，”同意者72。0％；“目
前在中国要当个好法官是需要勇气的，同意者80。8％），或表示了成为
法官的主要原因是“工作需要、组织安排”（52。2％）和“自我选择，
因为有某种理想和追求”（35。7％），就评价说“中国社会有一支自我
感觉比较良好的法官队伍”（表2—7—1，2—7—2，页17—18）。这似
乎太天真了一点。法官的自我感觉到底如何，还需要从他们的具体行为
和工作态度上得到验证。这和政审是一样的道理。
再如一个相关的毛病是大问题套小问题，不知得到的回答是针对问
题的一部还是全部。表6—5 问赞同不赞同“《行政诉讼法》的制定，对
中国法制建设来说是进了一步，是一次重大突破，引起了国外人士的关
注”（页280）。可是不赞同者可以是不觉得“进步”、“突破”，也可
以是不知道外国人的“关注”。再说，泛泛地赞同“进步”和“突破”
这些用得很滥的大词儿，又有什么研究上的意义呢？
这就暴露出病根是课题组的疏懒，一厢情愿地从自己的结论出发提
问题，有时候甚至连自己需要什么样的回答都没闹清楚。这才有了表2—3—1 和表2—4 的矛盾回答：绝大多数（89。3％）的律师完全不赞成或
比较不赞成“有没有《行政诉讼法》没有什么两样，社会上各种不法现
象依然如故”这样一句拗口而空泛的话。同时却有40％的律师同意“行
政审判是一种形式，实际上解决不了什么问题”（页11—12）。
四、先入为主的循环论证
课题组大而化之的论点不少，而且往往要答卷人直接表示赞同或不
赞同。赞同了便是结论，不赞同则是问题。这样循环论证得出的结论，
归纳起来约有三条：（1）《行政诉讼法》是走向法治的第一步，因为行
政诉讼在中国和西方一样，也是要驯服政治权力的“脱缰野马”（页26）
（2）法治源于西方；在西方文化中，法被看作正义“或达到正义的一种
制度”。法因此受到了信仰，法治才得以实现（页73）。（3）中国行诉
难的根本原因，是人民不信仰法。种种来自领导和社会关系网的干扰，
都是国人在文化意识（或称思维模式）上未能将法等同于正义，缺乏基
于此种正义的善恶判断标准的结果。无怪乎中国人至今“虔诚地相信”
法是统治阶级的意志（页72—73）。
三条当中，前两条是为达到第三条而下的判断，先已看作是不证自
明的真理。但是我们只消读一读《行政诉讼法》第一条，就会发现在中
国行政诉讼的目的，主要还不是限制政治权力。法庭的受案范围，只列
出了八项“具体行政行为”以及法律、法规规定可以提起诉讼的其他行
政案件（第11 条）。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