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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3，《报告》仅仅以中央和地方财政收支的多少及其占国民生产总
值的比重来说明国家能力的强弱，其实，中央和地方的权能范围就不清
楚。在目前的现实中，很多重大的基础设施项目，如京九铁路，大西南
通道的建设，辽河、淮河等重大江河的整治，都是中央和地方共同投资，
或者地方投资，中央给予适当补助，甚至广大沿线老百姓也有大量投入。
《报告》在分析问题时，不是将其简单地作为地方财力，就是根本不予
考虑，但是它却干着《报告》主张应由中央去干的事情。将这部分财力
单独列示出来，并将其加到中央财力中去作进一步的分析，不是更接近
中国的实际，更能说明中国的问题吗？
例4，发达国家的财政体制经过长期发展已经相当规范，而中国原来
的财政体制原本就有很多问题，目前又处于变革过程之中，特别是出现
了很多非规范的做法，甚至是随意行事，其中，中央出政策，地方拿票
子，上面请客，下面付帐，就是突出一例。这些钱名为地方财力实为中
央财力，难道还不清楚吗？
总之，说句不客气的话，中国的财政问题和国家财力也许是目前谁
也说不清楚的一个最混乱、最头痛的问题，不仅中央说不清，地方也说
不清；主席、总理、省长、市长说不清，财政部、财政局也说不清，统
计本上的数字是一回事，实际的情况是另一回事，因此，对于这一问题
的分析和研究必须十分小心和十分注意。《报告》忽视了这个问题的复
杂性，企图用如此简单的几个指标，解释如此复杂的问题，未免过于理
想化了。
参考文献
（1）Douglass C。North，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W。Norton＆pany，。。
Inc。，New York，1981；《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中译本），上海三联书店1991 年版。
（2）Mancur Oison，The Emerge of Market Economic in Easteurope，Edit byC。Claude，。。
Press Blackwell，1992。
（3）林毅夫：“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1989；译载《财
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上海三联书店1991 年版。
（4）Ernst Cassirer，The myth of the State， New hava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46；《国家的神话》（中译本），华夏出版社1990 年版。
（5）刘军宁：“善恶：两种政治观与国家能力”，《读书》，1994年第5期。
（6）康芒斯：《制度经济学》（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3 年版。
（7）樊纲，张曙光等：《公有制宏观经济理论大纲》，上海三联书店1980 年版。
（8）周其仁：“中国农村改革：国家和所有权关系的变化——一个经济制度变迁史的回顾”，
《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4 年，夏季卷，总第8 期。
经济的过渡与过渡的经济学
——《中国的过渡经济学》读后
唐寿宁
原社会主义国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提出了一个有待经济理论
加以解释的大课题，为经济理论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改革模式的
多样化、改革过程的持久性，有利于人们从比较角度的探讨、有利于人
们加深对改革的认识，自然也会促进改革过程的经济分析——过渡经济
学的建设。中国的改革作为这一制度变迁的一个重要部分，其独特性，
使得中国的改革经验对于改革过程的经济分析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如
果说十多年前中国开始改革时多少有点“摸着石头过河”的话，那么，
近年来则已经对改革战略和改革过程形成了某种自觉的认识和把握，中
国经济学家正试图从理论上对中国的制度变迁道路作出分析和概括，为
过渡经济学的建设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中国的过渡经济学》一书正
是中国经济学家这一努力的记录。
经济理论是对经济事实的解释，随着经济事物、经济现象的变化，
经济理论也要有相应的发展。这一点对于过渡经济学似乎更有针对性。
过渡经济学是对改革过程的分析、对不同改革模式的比较。不同改革模
式在改革的不同阶段表现出不同的绩效，从而使得经济学对于改革的解
释，不可避免地带有阶段性的局限。就这一方面来说，《中国的过渡经
济学》一书，也不例外地带有这种痕迹。
这本论文集里所收入的论文，是中国经济学家写于1990…1993 年的
论述改革问题的文章。在这一时间里，中国的改革相对于其它国家来说，
显示出巨大的成功。因此，这本书的作者普遍带有这样的倾向性，即中
国的改革模式与其它模式相比较，是一种更优的选择，因为中国的改革
是在没有引发社会震荡的情况下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市场作用范围的
扩大和经济效率的改善；即使不从国际比较的角度而是仅从中国自身的
角度看，这本书的各位作者也至少认为中国的“渐进式”改革模式对于
中国来说是最为可行的。
随着改革过程的深入，不同改革模式所可能带来的各种效应开始较
为充分地体现出来，人们可以更深入地对不同的改革模式作出评判，从
而促成过渡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那么，《中国的过渡经济学》一书对
过渡经济学的发展给出了什么启示呢？
旧体制会随着新体制的进入而改变吗
在向市场经济过渡中，已有的改革模式分为两种，一种是前苏联及
东欧国家采取的模式，人们通常称之为“激进式道路”；另一种则是中
国采取的模式，被概括为“渐进式道路”。所谓“渐进式道路”，就是
“不从对资产存量的再配置入手，而着眼于在资产增量的配置上引入越
来越多的市场机制”（《中国的过渡经济学》页193，以下仅注页码），
其本质特征是“在旧体制还‘改不动’（阻力较大）的时候，首先在旧
体制的旁边或缝隙中培育和发展起‘新体制部分’，然后随着整个经济
体制结构的变化和各方面条件的变化，逐步深化对旧体制成分的改革”
（页153），概言之就是“体制双轨”。
这本书的作者在分析“渐进式道路”的可行性的时候，隐含地持有
这么一个假定，即随着引入新体制（或新的交易方式），旧体制会相应
地逐步发生变化、逐步缩小直至最终完成过渡（樊纲虽然提到渐进改革
存在着“体制复旧”的危险，但他把这一因素纳入摩擦成本中，并认为
“新体制的成长有利于减少摩擦成本”）。这一假定对于“渐进式道路”
的可行性的重要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如果新体制的引入对旧体制的改变
不能起作用，反而被旧体制所利用、同化，那么，渐进改革所表现出来
的各种优点就变得毫无意义。因此，讨论上述假定的现实性，就是一个
极为重要的问题了。
1。公共物品的唯一性。
“渐进式道路”倡导“体制双轨”，首先在原有的经济领域中引入
新的经济主体，对于新的经济主体，按照新的制度…规则进行交易，所以，
“体制双轨”实质上允许存在两套不同的制度…规则。制度…规则属于公
共物品，就公共物品的本来意义来说，其消费具有不可排他性，从而使
得公共物品的存在具有唯一性。可是，“体制双轨”又确实使作为公共
物品的制度…规则的消费具有排他性，改变了其唯一性。不过，“体制双
轨”对公共物品唯一性的改变是极其有限的，相当多数的制度…规则是无
法“双轨”的。更重要的是，以实体形式存在的公共物品（军队、政府
部门、立法部门等）只能是唯一的，而以非实体形式存在的公共物品（主
要是制度…规则）又是依存于实体性公共物品的，这样一来，“体制双轨”
对制度变迁的作用就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公共物品一般来说是不能体制
外生长的。
2。新体制经济向旧体制纳税。
中国渐进改革战略取得成功的最重要标志就是新体制经济获得了高
速的发展。新体制经济的增长对于改革当然是有意义的，本书的作者对
此有许多分析，认为新体制经济的成长“可以提供不断增长的‘收入增
量’，从而为旧体制的改革提供必要的‘补偿’”（页153）。不过，本
书的作者忽略了新体制经济成长对于改革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在旧体
制仍然存在的情况下，新体制经济各主体必然要成为旧体制的纳税者，
为旧体制的维持甚至扩大提供资金。这样，也就使旧体制得以继续存活
下去，甚至生命力更强。当然，新体制经济各主体作为纳税人，对体制
变革会具有某种约束力、具有一定的选择权（如可以通过逃税、少纳税
等方式提出抗议），但是，对旧体制的这种威胁相对于向旧体制所提供
的支持来说，份量是轻得多的。旧体制能否继续生存下去，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它聚集收入（税收）的能力，对旧体制的不满如果不能通过税收
较为充分地表现出来的话，就不会起什么作用。
3。旧体制因新体制而“再生”
随着新体制经济的发展，附属于旧体制的实体性公共物品（如办公
用房、设备等）开始具有越来越高的市场价值，在保护存量的前提下，
公共物品的这些收益的归属自然落入旧体制之中。这样，旧体制所掌握
的旧资源因新体制经济的发展而获得新的生命，旧体制甚至可以凭借这
些存量成为与新体制经济竞争的有力对手，因为其成本更低、进入更容
易。这种“再生的旧体制经济”一方面赞成按照新的规则进行交易（因
为它们从中得利），另一方面又不愿意失去旧体制（因为它们从中获得
最大的租金），“体制双轨”在这里陷入停滞。
成本…收益的分析有效吗
这本书对于过渡经济学的最大贡献，也许就在于作者们都努力对改
革过程进行纯理论的分析，运用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概念讨论改革
过程中的利益冲突、改革的成本与收益，这样一来，中国的“过渡经济
学才真正获得了正统经济学的概念基础”（页10）。
对改革过程所进行的成本…收益分析，使人们对改革所要触及的利益
关系有一个清晰的把握，便于寻求各种降低改革成本的方案，使改革成
本最小化。从这样的分析出发，本书作者普遍认为改革应力求在不损害
既定利益的前提下进行，“既然改革成本与利益分配和利益冲突直接相
关，寻求最佳的改革道路或方案的努力就必然转化为使改革方案尽可能
少地损害部分人的利益的思考”（页10）。承认既定的成本…收益分布、
承认既定的利益关系而进行改革，这似乎是改革方案选择的一个合理的
出发点。可是，进一步的思考使我们发现，这犹如在扑克游戏进行过程
中途改变游戏规则一样，这时候，参与游戏的每个人手中都拿到牌，也
知道相应于既定规则自己手中牌的好坏，现在突然要改变规则，那么，
牌好的人自然不愿意，牌差的人倾向于赞成，这样，就很难（甚至不可
能）在游戏规则的修正上达成一致。更为关键的还在于，由于参与游戏
的人手中都有牌，因此，每个人都会提出有利于自己牌的规则，于是，
即使是经过每个人之间的讨价还价，也难于提出一个公平的规则。
因此，纠缠于既定的成本…收益似乎在这里陷入了困境。有必要转换
一种思路，即如何使人们对自己今后（或一段时间以后）的成本…收益状
况不确定。扑克游戏在发牌之前确定规则，就是这个道理。参与游戏的
人在没有拿到牌之前，对于自己将拿到什么牌是不清楚的，因此，能够
就一个公平的规则进行讨论并确定。社会主义国家已经存在了几十年，
已经不能指望在人们手中无牌的情况下制定规则了。那么，又有什么出
路呢？有两种思路值得讨论。
第一，拉长人们的预期。对于人来说，有意义的成本…收益都是有时
间性的，人们也只能把握到相对短时间内的成本…收益状况，超过一定时
间，情况就变得模糊、不确定。因此，如果在改革方案的选择与实施之
间引入时滞，使得参与讨论的人不能清楚地辨认他自己在改革方案实施
时的状况，那么，改革方案就能够较顺利地通过。另外，还要求改革方
案的效力维持一个最低限度的时间，以防人们的短期行为。改革作为一
个过程，其时间是很重要的。如何拉长人们预期的长度，是一个极为重
要的问题，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么，许多改革方案就无法出台，或说
许多长期改革方案就无法出台。从整个改革过程来说，20 年其实并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