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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于中国对外关系中加以考察。Van Ness 认为，中国只有在六十年代才
真正实施过第三世界路线，八十年代则是以现代化和向西方开放为主
线，中国对第三世界的认同已无多大实际性意义。Scalapino 文章基本上
是对中国近年与东亚邻国关系的一个纵览。
这些文章尽管没有很多创造性研究的新发现，却从不同侧面提供了
关于中国民族特性探索的诸多真知灼见。不过，该书也难逃一般论文集
的通病，整体理论框架仍常有不一致、甚至矛盾的地方。每一位作者都
必须先提出自己的操作性定义才继续其主题讨论。最明显的是，民族特
性主要是一种原初的情感认同还是易受环境影响的情景式认同，是否应
该从国家为中心的角度去考察民族特性的界定，本书作者对这些问题明
显未达成共识，甚至在同一作者的文章中都存在自相矛盾的观点。不过，
应该指出，民族特性这一概念本身就充满了不同的定义，不同的作者从
不同的学科，以不同的角度往往提出截然不同的看法。
该书有说服力地说明了1989年事件给中国民族的自我界定所带来的
危机。但国家和知识分子们如何去应对这一危机的问题却没有得到真正
理性的分析，书中作者往往一厢情愿，夸大中国知识阶层与国家的决裂。
笔者不同意关于中国知识分子由“补天派”变成“拆天派”的结论，中
国知识分子追求自己独立人格依然是一个正在继续的过程，并在市民社
会和重商主义并生的时代又遭到了更多的挑战与机遇。
后冷战时代是意识形态衰落的时代，民族主义如何被动员操纵以填
充意识形态的空白，稳定剧变中的社会秩序，无疑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课
题。遗憾的是，本书作者并未多做探讨。九十年代以来，以借鉴东亚新
权威主义（或曰权威多元格局）并逐渐回归传统文化和本土特性的新一
轮自我特性的界定，的确值得我们认真对待、研究。
书中从外交方面探讨民族特性的文章均是从国际关系理论中所谓的
“第二种印象”（Second image）角度出发的，强调国内自我界定的变
化如何影响对外关系。鉴于当今中国的国际化特征，我们应更明确地考
察国际和国内力量如何互动影响中国自我民族特性的求索与界定。最
后，Van Ness 还应考虑中国在国际上对台湾外交攻势的对应，如何影响
其第三世界政策。
总体而言，尽管有不少缺失，该书仍不失为一本杰出的学术著作，
值得学界注意。它提出的问题比解决的问题要多得多。我国学者应加入
这一场新的关于寻找我们自己的讨论，这在理论和现实的意义上都是再
重要不过的了。中国民族特性的求索既是属于世界，更是属于我们自己
的重大课题。
当代中国政治研究理论建构问题的一个案例
——评葛登·怀特的《骑虎难下》
徐斯勤
一
自七十年代末以来，西方社会科学界对中国的经济改革已分别自经
济学、社会学及政治学各学科领域进行了大量实证研究及理论化尝试。
作为政治学的学习者，笔者注意到，欧美政治学界在这两种层次上的研
究成果质量上似乎存在一定程度的差距，亦即，以个别经济部门或地区
为基础的经验性研究层出不穷，而能兼顾全局由博返约的理论建构工作
则至今仍旧为数不多。关于中国经改的政治学建构取向成果，主要出现
在1992 年之后。＇1＇葛登·怀特在1993 年出版的这本书中，如同其他在
上一年度出现的理论性作品一般，企图通过对经改实际过程的分析，寻
绎出影响经改步骤、速度、方向，及实质结果的政治因素与动力。此外，
不同于他人的是，怀特此书中不仅仅及于改革的政策过程，同时也着重
分析了发动经改的政治成因和经改产生的政治效果。
在此一论述过程中，怀特环绕着三个核心概念，分别提出了三个主
要论证。首先，相较于东亚其他地区，中国的“发展型国家”
（developmental state）作为促进经改成长的主要规划者及干预者，在
1949—79 年间所采取的毛式发展策略，不但未能达成发展目标，而且造
成了削弱统治政权正当性（legiti…macy）的强烈危机。因此，1979 年起
经改的最终考量，是在政治上彻底转换中国发展型国家的本质，藉以重
建政权的统治正当性。其次，正如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自由化，
中国的市场化经改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复杂的政治过程。具体上，由于改
革的经济逻辑与政治制度之间的紧张，使得经改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必
须依据不同权力和利益单元间持续的政治联盟及重组作为支持基础。而
联盟及重组产生的权力竞合结果，基本上决定了改革政策的内容与实质
成效。最后，作为经改的终极目标，建设“市场社会主义”意味着一定
形态的“国家—社会”关系。然而，在市场化及所有制结构变迁中，新
兴社会阶层与组织逐步形成，原有的许多社会团体也发展出某些自主性
空间。这些变化，蕴积了形成一相对于国家部门的“市民社会”（civilsociety）的丰富潜能，对既有的国家—社会关系以及意识形态、党政建
制构成变革的推力（页4～13）。
为印证上述三个理论命题，怀特提出一个贯串全书的分析框架。首
先，就经改的政治面而言，其主要意义为在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体
系中，经由在不同层级上的政治过程，由不同行为者对权力的行使及控
制展开合作与竞争。其次，上述政治行为者主要有三：中央的政治领导
人、国家机器中的政治机构（institutions）＇2＇，以及各种社会阶级、
阶层与团体。这三种行为者的互动过程，是由一组既定的政治游戏规则
所规范。而界定这些规则的根本事实则在于：各种政治机构和社会团体
虽然各有不同的利益与目标，但中国的政治系统与决策机制基本上仍是
高度集权化与阶层化的（页13～20）。
以下，笔者将分别针对怀特的上述三部分核心概念和论证的前两部
分，从概念界定、理论假说与分析框架的提出或逻辑推演上，予以述评。
二
怀特的第一个主要论证，如前所述，环绕在中国发展型国家本质的
转变与发动经改的政治意义上。此处主要的问题，在于“发展型国家”
这一概念用于中国的适切与否。此一概念被正式用于分析国家（state）
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主要是由于查默斯·江森（Chalmers Johnson）
所著，1982 年出版的“通产省与日本的经济奇迹”（MITI and the Japanese
Miracle，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一书的深远影响。在该书中，
江森以日本在二次大战前和战后的经济发展为佐证，说明在资本主义和
市场经济之下，国家部门透过经济官僚组织的干预和引导，能够超越新
古典经济学派为国家设定的简政与被动角色，促成经济迅速成长，甚而
胜过西方国家以市场规律主导经济发展者。这种“做最少的事即是最好
的政府”情形，可以美国为例，江森将其国家部门称为“管制型国家”
（regulatory state）。国家部门的主要职责与活动，仅限于管制规范
各个经济主体在市场竞争中遵守竞争的游戏规则，确保市场经济能顺畅
运行。而经济发展的方向与产业结构的调整，绝大部份由市场决定。相
对于管制型国家的，则是以日本为典型的发展型国家。国家部门的活动
不仅止于规范市场竞争，同时更在于订定经济发展的目标、方向、重点、
优先顺序，主导产业结构变化、改造个别产业的比较优势（parativeadvantage）、并贯彻依此制定的产业政策。而在国家部门扮演这种角色
时，是以不逾越私有产权制度、市场运行逻辑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前提作
为基本格局。
由此可见，发展型国家此一概念的分析价值，主要来自于由实证经
验中发掘出国家部门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下主导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
补充了新古典学派对于政府在自由竞争市场中职能认识上的不足。换言
之，此一概念的有效性和适用性，必须置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系统中
来检证。离开了这个系统，则将国家部门的角色与主导经济发展相联结
的这种特色，也就失去了它的分析意义。在江森之后继续以发展型国家
为核心概念的著作，例如罗伯特·韦德（Robert Wade）的《统治市场》
（Governing the Market，1992）以及陈立德（Steve Chan）的《东亚
式的发展动力论》（East Asian Dynamism， WestviewPress，1990），
都是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作为此一概念的应用范畴。
是故，怀特在《骑虎难下》一书中的起点——毛泽东时期的发展型
国家，无疑是将发展型国家此一概念的内涵，延伸到了原本并不适用的
范畴，因而失去了其与经验界某一特殊现象之间在认知上的对应关系
＇3＇。中国在70 年代末实施经改之前，无论是在怀特所谓的“发展式毛泽
东路线”（developmentalMaoism，页22）时期，或是“激进式毛泽东路
线”（radicalMaoism，页23）时期，都谈不上以市场作为经济运行的主
要规律或场域。换言之，在这段时期内来谈发展型国家部门的功过，意
味着它与市场经济之间的关系如何影响经济成长，这在经改之前的那种
经济格局下事实上是不具分析意义的。更何况，在此书中发展型国家的
概念，在怀特看来，是放在与其他国家相互比较的视野之中提出的（页
4）。由这个角度看来，怀特并非将此一概念在此书中作了独树一帜的特
殊运用，而是在企图继承江森以来的用法基础上来进行的。其比较的参
考点，主要是其他那些适于此一概念分析的东亚国家。然而，怀特事实
上悖离了此一概念的应用范畴。其悖离的关键，在于他自行将此一概念
扩张定义为：只要国家部门通过某种形式的“计划”或策略性行动，进
行具有制度化类型政策干预，而在经改发展过程中扮演中心角色，便可
算是发展型国家（页4—5）。这个定义在应用上至少有两个问题。第一，
所谓“计划”究竟是指“经济计划”（economic planning）抑或“计划
经济”（planned economy），抑或两者皆可，怀特并未区分。如果是指
前者，则日本、南韩、台湾属之，如果指后者，则经改前的中国、北韩、
越南属之。但如前所言，在计划经济的格局下，所谓发展型国家并不具
有分析上的意义。第二，所谓国家部门扮演中心角色，照怀特解释，是
排除了那些以资本主义逻辑和市场竞争作为经济变迁主要规律的国家。
（页5）但是，如此一来，像南韩、台湾，甚至日本，这些广泛被认为适
于发展型国家分析的地区，将变得不适用于怀特的定义。
与此矛盾的是，怀特在并未澄清这两个定义模糊之处的情况下，再
径自将东亚发展型国家分为“国家资本主义”（statecapitalist）类和
“国家社会主义”（state socialist）类（页5），而将一般学者认为
适用和不适用于此一概念的国家，统统一网打尽。至此，怀特便顺理成
章地将毛时期的中国国家部门也纳入此一概念的应用范畴，而未察觉此
一概念不同于其他概念的真正经验指涉（市场经济）已然流失，也未察
觉此一概念在怀特自谓的比较性视野之下，其实已经成为比较政治学者
萨托里（G。Sartori）所说“概念的过度延伸”（the overstretchingofconcepts）的典型例子，因而丧失了此一概念在应用上的可比较性。
而当怀特将经改之前经济上的相对落后视为毛式的发展型国家失败之
时，事实上谈的是苏联式官僚型发展策略或群众动员式发展策略的失
败。这两种策略，均是以国家部门为主导。而经改后相伴于经济快速成
长的，则是市场部门相对于国家部门在经济发展上主从角色上的交换（六
至八章）。这种转变，依照怀特在本书中给予发展型国家的定义，事实
上说明了1979 年以来的经济成长过程，也就是一个国家部门角色日渐为
市场部门取代，因而在根本上日益远离发展型国家的过程。这样的推论，
是由怀特的概念界定与经验事实陈述而来，但这与怀特在本书中所欲证
明的第一个命题——经改的发动和过程代表着中国的国家部门由毛式转
变成其他类型的发展型国家——却并不相符。
三
本书的第二个主题，是以经济自由化过程中的政治动力为核心概
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