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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它与历史上前面任何一个事件都不同的是，它是自发的。它是那些愚昧者仇恨的实现，是他们的泄愤。可以说，在那个年代里，什么最愚昧，什么就可以高高举起。仿佛没有人指挥，但是却又像有人在指挥着。就这样，愚昧浩劫了一切。过往的一切悲剧都将在那个时代找到翻版，而历史上没有上演的也上演了。在上海上演的这出“新梁山伯与祝英台”只是这悲剧中的一个而已。
刘达临：还有一件十分震撼人心的事发生在安徽。“文化大革命”前一年，一个农村少女，暗恋上了县剧团的一名男演员。一次看他演出，在他卸妆后偷走了他的戏靴，当然引起了非议。她告诉父母，今后非他不嫁。当时他才16岁。以后县剧团到附近演戏，父母便捆住了她的手脚，将她锁在仓库里，可是她磨断绳子，撬断窗棂，又光着脚板跑出几十里去看他演戏。后来，她感动了一位婶婶，这才领着她去见他，央求他给她一张照片。他没有照片给他，给了她一张手笔画的拙劣的海报，签上了他的名字，海报上是似他非他的一个戏装男人。他二十六七岁，是县剧团的“台柱子”，在他眼里，她不过是一个情感有点儿偏执的小女孩儿。后来“文化大革命”开始，他被游斗。一次他被游斗到她那个村，她发了疯似的要救他，冲入人群，与游斗者们厮打，咬伤了他们许多人的手。她没救成他，反而加重了他的罪，使他从此被关进了牛棚。一天夜里，她偷偷跑到县里去看他，没见着，看守的一个“造反派”头头当然不许他们见，但是调戏她说，如果她肯把她的身子“给”他一次，他将想办法早点儿“解放”她所爱的人。她当夜“给了”。不久她又去县里探望她爱的人，又没见着，为所爱之人，又将自己的身子“给”了“造反派”一次，而这一切，她爱之人一无所知。东窗事发，“丑闻”四播。她的父母比她更没脸见人了，于是将她跨省远嫁到安徽某农村，丈夫是个白痴。十余年转眼过去，“文化大革命”后，她所爱的人成了县剧团团长，一次又率团到那个村子演出，村中有人将她的遭遇告诉了他。他闻言震惊，追问她的下落，然而她父母已死，婶婶也死了，村中人只知她远嫁安徽，嫁给一个白痴了。他当时正要结婚，于是解除婚约，剧团团长也不当了，十余次下安徽，足迹遍布安徽全省农村，终于在同情者的帮助下，寻访到了她的下落。她亲自开着一辆吉普车前去找她，要带走她，要给她后半生幸福。但是她得到妇联方面的预先通知，从家中躲出去了，不肯见他。他只见着了她的傻丈夫，一个又老又傻的男人和一对傻儿子，双胞胎，三个傻子靠她一个女人养活，家里穷得可以想象。他还看见了一样东西——他当年签了名送给她的那张海报，用塑料薄膜罩在自制的粗陋的像框里，挂在倾斜的土墙上，她一定希望有一个她认为配得上那海报的像框，却分明是买不起。他怅然地离开了她的家。半路上他的车陷在一个水坑里，正巧有一农妇背着柴从山上下来，他请她帮忙。那憔悴又黑瘦的农妇，便默默用自己的柴垫他的车轮，那农妇便是她要找的人。他当然是万万想不到也认不出她来的，而她却知道眼前正是自己永爱不泯的男人，但是她一句话也没说。她当时又能说什么呢？看着他的车轮碾着她的柴转出水坑，她只是重新收集起弄得又是泥又是水的柴，重新背起罢了。他实在过意不去，给了她100元钱作为酬谢，那100元钱当然是她的生活所非常需要的，但是她竟没接。她默默对他鞠了一躬，背着柴捆，压得腰弯下去，一步一蹒跚地走了……
徐兆寿：这两个事件都是父母包办婚姻造成的，组织包办实际上就是封建礼教的另一种形式，这是我们回避的。例如那个安徽农村的妇联，为什么还要给这出悲剧加上如许的遗憾？她们是什么用心？也许在她们看来，这是为那个还有着16岁梦想的妇女着想。在一般人眼里，他们这又何苦呢？即使相见又能怎么样呢？他们相隔悬殊，肯定也是不幸福的，不如留下些遗憾吧。我相信当人们看了这个故事后，持这种态度的人不在少数。但是，所有人都侵犯了一个真理——这一切应该由她自己来定，这不仅仅是侵犯了那个妇女的自主权。人们还是生活在愚昧之中，尽管这种愚昧看上去也是很美的。
刘达临：那个时代毕竟过去了，人们享有的婚姻自由度也大大增加了。据1989年至1990年全国两万例“性文明”调查，90年代初婚姻途径的状况：非自主婚姻，城市居民占2％，农村居民占4。3％；自主婚姻，城市居民占97％，农村居民占95。2％。从这些数据来看，时代的进步是很快的，但是，那些旧的、落后的、腐朽的东西是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的，它至今在社会生活中还占有相当大影响，据调查，我国目前城乡夫妻属于包办婚姻的占2％，比率虽不小，但如以全国有两亿家庭、两亿夫妻计，那就有500多万对夫妻、1000万人处于这个状况之中，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的人口了。
直至20世纪后期，在少数地区，包办婚姻数量之大、情节之严重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如黑龙江省1978年未给予登记的13427对夫妻中，经审查就有867对是包办买卖婚姻。广东省高州县大坡区良垌乡自1980年到1986年结婚的有83对，其中属换亲的就有40对，占48％。
徐兆寿：在我老家现在出现这样一种情况：近年来，在市场经济的影响下，村里人也不像过去一直呆在家里，现在都出去了，到外面去打工。有些是父子都出去，打两三年工才能勉强让一个儿子结婚。他们给女方家的彩礼相当丰厚，几乎就是买卖婚姻。不知道这种情况在其它地方怎么样？
刘达临：由于文化上的落后和经济上的贫困，很多地方把女人视为可以买卖的物品嫁出去，它表现为多种形式。一是明码标价，进入人肉市场。在东北农村，五六十年代流行过“单眼皮200元，双眼皮400元”的说法，自进入80年代以来，女人的“价格”与日俱增。
二是较多地以收取彩礼的形式出现，这是被风俗习惯掩盖着的带有买卖因素的行为，它是劳动力由娘家向婆家转移的一种物质补偿。据全国婚姻研究会等有关部门的统计，彩礼数额达3000元以上的地区，1980年只占全国农村的0。5％，到1986年已占10。5％，有的省高额彩礼区达47％。1980年娶个媳妇一般花彩礼100元至300元，而六年中涨了10倍，但在这期间农民的平均收入只不过增加了1。1倍。
买卖婚还有一种赤裸裸的形式，就是直接把女子卖钱，有人还靠卖女儿成了“万元户”的，如山西省蒋家坪村的杨晚成将三个女儿一共卖了13300元，买主无一例外都是傻子。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抗婚而自杀、他杀、私奔、出逃的事层出不穷，造就了许多人间悲剧。
徐兆寿：我们如何来尽快地治理这种现象呢？
刘达临：一是以行政、法律的手段加以制止；二是从观念上加以改造，现在农村特别是一些十分贫困的乡村，旧的封建观念还很兴盛，新的婚姻观念和平等观念根本没有生存的可能，所以要加强移风移俗的宣传；三是从经济上加以消灭，买卖婚姻从根本上讲还是贫困导致的，是贫困导致了当地落后愚昧的婚姻风俗，是贫困剥夺了妇女的经济权利，所以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还是要脱贫。
第五部分第73节 一份检讨书
敬爱的党组织、领导：
我和×××同志在××乡镇工作期间，没有严格遵守组织纪律，发生了不该发生的不正当恋情，辜负了党和组织多年来对我的教育和培养，我深感痛心，我要深刻反省自己，现将我们之间不该发生的不正当爱情向党和组织做详细汇报。
我们之间有亲密行为的接触共三次。第一次是在月光下。那天，我们俩写材料，写到很晚，感觉累了，就打开收音机听音乐，听的是《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我们听着美丽动人的乐曲，月光洒在窗棂上，我们情不自禁地互相对望了一眼，我感觉到自己脸有些红，心跳有些加快，连忙低下头。但我抑制不住自己，又抬起头，望着她，她也望着我。我们俩对望了几分钟，然后我们就开始一起轻轻地哼唱，然后，我轻轻地握住她的手。我错了，我不该和她唱歌，更不该握她的手。
第二次是在河边。我们工作了一天，晚上吃过饭，出去散步。不知不觉走到了村外的小河边，河水哗哗地流，倒映出她美丽的身影，我想起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诗，就朗读起来：我愿意是激流／只要我的爱人／是一条小鱼／在我的浪花里／快乐地游来游去……她也情不自禁地和我一起朗读。然后，我就握住她的手，她也握住我的手。然后我又拥抱了她。我错了，我不该握她的手，更不该拥抱她。
第三次是在村里的老井旁。我们去提水，水弄湿了我的衣裳，也弄湿了她的。透过湿衣裳，我看到她挺起的胸，我感到自己的心跳加快，就控制不住自己，抱住她亲吻她，然后，我们发生了关系。我错了，我不该抱她亲她，更不该做那种出轨的事。
我犯了不该犯的错误，对不起党和人民，我现在非常痛恨自己，非常难过。我现在已经和她分手，我们之间也没有任何来往。请党和组织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会改正自己的错误，重新做人，成为一名好同志。请党和组织接受我的检查，严格考验我吧！
徐兆寿：这是当时被某个刊物发表了的检讨书，选在您的《我的性学之路》一书中。典型的八股文，典型的虚假年代的真情表白。一看就是改了不知多少遍，煞费了多少苦心。我们权且把一切都当真的来分析，我们可以给他们设想成两种情况：一种是婚外恋，一种是未婚恋。这个很可能是一种婚外恋，否则组织上也不可能这样大动肝火，但即使是婚外恋，他们的感情是何等真挚、纯洁。在那个时候，婚外恋有成的吗？
刘达临：也有，但很少很少。
徐兆寿：在那样一个年代，在集体利益、国家利益至上的变态日子里，个人的利益是何等渺小。他们即使愿意，他们即使表现得多么崇高，也会被无情的集体利益所扼杀。集体是个什么东西？是许多人的组织？是国家？是民族？有时候是，有时候却不是。准确地说，它是一种观念。自古以来，老百姓有自己的想法吗？没有。“民以食为天”，他们的想法仅仅是吃饱穿暖。兴，百姓苦；亡，百姓苦。那么老百姓的想法从哪里来呢？从圣人那里，从统治者那里。六、七十年代老百姓所尊行的是一种什么样的集体观念呢？说到底，实际上还是封建礼教观念的沿袭。是一种什么观念呢？我觉得它就是一种“存天理灭人欲”的程朱理学观念。您是怎么分析这种深刻的观念的？
刘达临：集体主义是好的，但它不能和个人主义对立起来。在那个不正常的年代，人们把集体主义和个人的欲望对立起来了。在对个人欲望的否定方面来说，它和程朱理学的确是相同的。
徐兆寿：在我们国家过去几十年里，一直有一种行为，就是当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相冲突时，总是个人利益作为牺牲品。如果这种牺牲是个人自愿的，那么它无疑是崇高的；但是如果个人是不愿意的，而集体或组织却强迫他牺牲，那么，这种行为无疑是犯罪。在过去，一种狭隘的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观念盛行，这也是其中的一种。然而，在过去几千年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等“三纲五常”的伦理观念下，一种所谓的集体主义观念形成了，这就是所谓的忠君思想和家族观念。这种观念在解放后摇身一变，就成了集体主义。从来都认为个人在集体面前是微不足道的，从来都以牺牲个人的利益而换来集体的脸面。我们一直在喊追求“平等、自由”，在这样一种观念下，哪里有平等？又哪里来的自由？在那个年代，我们谁曾听到某个个人以法律的名义状告集体的？有多少的悲痛、不平和愤恨都在集体主义这个魔掌下流泪、哭泣，但是没有人听到，即使听到了也不会掉下同情的眼泪的。
八十年代以来有吗？有了，但是依然很少。如果一个员工因为气愤难平把一个单位告了，那么这个人就很难有立足之地了。因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