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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本知识，更坚定了赖雅的政治立场。1949年布莱希特离开美国后，赖雅是他所有作品的正式代理人。后来。布莱希特成立著名的“柏林剧团”时，赖雅是惟一被正式邀请赴德成为永久团员的美国人。
银白；执子之手（1995…1967）执子之手（3）
40年代，由于反法西斯战争，好莱坞拍摄了一些正面描绘苏联社会的电影。1942年的《斯大林格勒的好男儿》即出自赖雅的手笔。1950年左右，赖雅应布莱希特之邀到德国去，希望能再次联手大干一场。作为左翼作家，布莱希特的名声在40年代扶摇直上，具有了世界的知名度。然而，他对赖雅的态度却前后判若两人。虽身为共产党人，但布莱希特为人自私，常常善于利用别人。渐渐，赖雅感觉到了布莱希特邀请他是一种虚情假意，而他整天被手下那帮人包围着，沾沾自喜。性情爽直的赖雅对他这种令人敬而远之的态度非常不满。过不了多久，他就不辞而别，回到了美国。一个对待朋友充满“古道侠肠”的热情的人，遭遇到这样阴险的欺骗，当然是感觉非常沮丧的。布莱希特为了挽回友谊，写了几封并不诚恳的信给他。当然，赖雅没有给他回复。但是，赖雅不会因为布莱希特的人品而轻视他的作品。他依然热情地向大众介绍布莱希特的作品。1943年，赖雅不幸摔断腿还轻度中风。此后，身体状况每况愈下，1954年，又一次因中风而住院。年华老去，创作精力也日减。赖雅年轻时颇有“千金散尽”的侠士之风，故虽曾富有，但到晚年已几乎没有什么积蓄。1956年冬，他申请到麦克道威尔文艺营的居住机会。他希望能抓住最后不多的机会重振雄风，东山再起。也许，“麦克道威尔”对他而言会意味着好运，就像42年前，他以《青春欲舞》一剧入选“麦克道威尔”戏剧节那样。而这一次，他遇到了张爱玲。一个将和他走完余生的东方女性。
第二天晚上，在大厅里，不知为什么，爱玲的心里老是想着那位赖雅先生。她的目光不禁偷偷地滑过大厅里每一个人的脸。可是，没有他。爱玲心里浮起淡淡的失望。
“爱玲小姐，晚上好！”爱玲回头一看，赖雅正站在她背后呢，朝着她微笑。
“你好！赖雅先生！”
“叫我甫德吧，朋友们都这么叫我。你的英语说得很地道，你来美国很久了吗？”赖雅诚恳地问。
“不，我来美国才半年。我一直都呆在纽约。”
“是吗？！”赖雅颇感惊讶，凭着爱玲熟练的英语，他以为她已经来美国很久了。
两天后，一年之中最猛烈的暴风雪袭击了这一地区。一夜之间，千树万树梨花开。整个文艺营广袤的大地披上了银装。天寒地冻，冷冽彻骨，爱玲还从没有经过这么寒冷的冬天。艺术家们都挤缩在温暖的大厅中。爱玲和赖雅则趁机聊天，谈话内容也渐渐深入，颇有“酒逢知己千杯少”之感。在听完彼此的“传奇”后，都不禁感叹“生命的无常与人生的美丽”。两颗心越走越近了。
他们的感情继续向前快速发展着。3月底，他们开始到对方的工作室里作客。4月1日，他们在大厅里共享复活节的正餐。爱玲把她的《秧歌》给赖雅，并且希望得到他的指正。
雪后初霁的日子。赖雅轻轻敲开了爱玲工作室的门。
山舞银蛇，好一派冰雪风光。赖雅与爱玲在雪地上走着，簌簌有声。赖雅取出了那本《秧歌》。“甫德，你不喜欢，是吗？”爱玲小心翼翼地问。
不，爱玲。没想到，你的文章写得那么漂亮。文笔又是如此优美。”赖雅认真地说。
“可是……”爱玲似乎有些不信。“可是政治观点和艺术并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爱玲从他的眼里读到的是真诚。他们在道边的一块大石头上坐了下来。赖雅开始给爱玲讲他人生中的一些奇闻异事和早年的一些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故事。爱玲听得津津有味，浑然不觉夜暮降临。归来的路上，天寒路滑，赖雅轻轻地握着爱玲的手，怕她滑倒。爱玲觉得有一股暖流流过心间。她觉得干涸的心田正被一种春的甘露滋润着。
雪地上，留下两串深深浅浅的脚印，一直伸向远方。……到了4月，天气渐渐转暖。爱玲与赖雅之间的关系也开始越来越亲密。因为赖雅的风趣幽默，赖雅的宽厚仁慈，爱玲心头那种苦旅天涯的愁苦情结也开始越来越淡了。脸上的笑容也越来越多了。他们常常在晚饭后携手去散步。谈话的主题转向中国的书法艺术、中国政治著作，包括共产主义和反共产主义的。他们并不想以说服对方为最终目的。只是把对方看成是最值得信赖的人。赖雅也常到爱玲的工作室对她的新作《粉泪》给以建议和指导。到了5月，他们的关系已非常亲密，也有了实质性的变化。赖雅在5月12日的日记中写道：“去房中有同房之好。”（Went to the Shach and Shacked up。）可惜，陷于热恋中的他们，不得不面临分别。文艺家在文艺营的逗留时间是有期限的，冬季为4个月，夏季则更短。赖雅的期限为5月14日，他将转到纽约州北部的耶多（Yaddo）文艺营去。
爱玲坚持要去送他。自从跟胡兰成分手后，爱玲自认为已心如死灰。没想到，在异国他乡，她心内的爱情之火，又被另一个男人点燃。可是，新的生活才刚刚开始，她却不得不跟所爱的人分开。“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
火车还没有来，小站里只有稀稀几个人。爱玲跟赖雅谈到了一些很现实的问题，比如她的代理人、出版商、美国市场以及她经济上存在的问题。尽管她手头比较拮据，还是拿出一些现款送给赖雅。赖雅再三推辞。他被爱玲的一片赤诚之心感动了。赖雅曾多次去国离乡，但这一次分别，却感到从未有过的牵挂。这时候，火车的汽笛已经鸣响了。
“再见，别忘了来信！”赖雅望着车窗外爱玲孤独的身影，不禁再三嘱咐。轰隆隆的车轮一声声巨响，碾过离人的心头。两个人的车站，夕阳照得见她的忧伤。
赖雅在耶多文艺营的期限只有六个星期。期满后，他搬到萨拉托卡泉镇（Saratoga Springs；NY）的罗素旅馆（Kussell Hotel）中去住。7月5日，他收到爱玲的信，却让他大吃一惊。信中说：爱玲已怀上了他们的孩子。虽然，赖雅在心里深爱着爱玲，也渴望跟她在一起，但谈到婚姻，总还是觉得顾虑重重。以前，有几次，他也想对爱玲说出这个要求。但最终都是理智战胜了情感。他自己年轻时就讨厌过安稳的家庭生活。现在，他已离婚30年了，独来独往惯了，他怕伤害爱玲。再说，他已今非昔比。身体不好，创作力减弱，又没有固定收入，朝不保夕。这能让自己所爱的女人幸福吗？思考再三，赖雅觉得自己应该负起责任来。他觉得自己应该努力去开创今后的共同生活。赖雅写下了一封激情洋溢的求爱信。写完后，尽管外面下着倾盆大雨，赖雅还是开心地冒雨到邮局去寄出这封信。他已经等不及了。那时候，爱玲也已结束了在文艺营的期限（6月30日），并获准在10月可以重返营地。这时，她暂租在纽约市W第99街一位营友罗丝·安德逊（Ruth Anderson）的公寓里。
两天后，爱玲亲自来到了萨拉托卡泉镇。她还没有收到信，但她必须来与赖雅会面。走在小镇的街头，古色古香的街灯发出幽暗朦胧的光。爱玲与赖雅聊了很久，很久。赖雅再次向她求婚。但是，赖雅坚决不要孩子，他称孩子为“东西（The Thing）”。爱玲最终是听从了赖雅的要求。爱玲在年轻时并不特别喜欢孩子和动物。但这次必竟是亲骨肉。我们无法推断“不要孩子”究竟是不是出自于爱玲的本心，还是因为现实的无可奈何。当时爱玲已36岁，再要有孩子的机会已经不多了。但当时，他们的生活颠簸动荡，居无定所，没有固定收入，赖雅身体又不好。爱玲在作出决定前，肯定是经过慎重考虑的。这之后，她曾有一段时间病得相当重。这可能与人工流产有关。后来，她在英文小说《赤地》中增加了女主角被共产党干部当情妇遗弃后，做人工流产的情节。对临床体验的冷静描写，以及从字里行间透露出的痛苦之情，更可作为其有亲身体验的证明。
1956年8月14日，赖雅与爱玲在纽约举行婚礼。马莉·勒德尔和炎樱均在座。炎樱也是惟一一个爱玲两次婚姻的见证人。婚后，他们一起畅游了纽约。在这“蜜月旅行”里，爱玲终于有了一种“归家”的感觉。尽管这个家只是暂时租来的。但是，对于从小缺少家庭温暖，又在外飘泊多年的爱玲来说，这一天她盼望得已经太久太久。
对他们两人而言，这一次的结合，都不能不归结为缘份。当时，赖雅65岁，爱玲才36岁，与他女儿的年纪相当。而且，两人在政治立场上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赖雅是著名的左翼作家，对苏联和马克思主义都怀着崇高的信仰。但张爱玲却是《秧歌》和《赤地之恋》等反共题材小说的作者，两人的政治立场可以说是对立的。而且，他们在性格上也存在着诸多差异。赖雅开朗外向，而爱玲则内向孤僻。然而，尽管有着这么多的不同之处。他们俩还是走到一起来了，并且走得那么近。对爱玲而言，在陌生的异国他乡，她实在需要一个宁静的避风港湾。漂泊太久的心灵，需要一个可以憩息的岸。因此，她珍视这份可遇而不可求的姻缘。
10月，他们又重新回到麦克道威尔创作营。时候已然是深秋，他们庆幸又回到这田园牧歌般的美丽乡村。这也是一个滋生了他们爱情的地方。然而，不久之后，赖雅又一次中风。这次疾病使他变得非常虚弱。不能正常写作，连几十年保留下来的记日记的习惯也不得不一度放弃，或是写得很短。在这段时间里，爱玲的身心都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爱玲都把赖雅看成是在美国值得依赖的人。可以想见，在赖雅刚病倒之时，爱玲的心情是多么沮丧，又是多么的孤独无助。爱玲常常整夜整夜守候在他的病榻前，默默地祈祷着：“甫德，你要好起来！你要好起来！”
夜阑梦回的时候，赖雅从昏睡中醒来，看到爱玲还靠在他的床边。
苍天不负苦心人。几个星期后，赖雅的身体终于慢慢康复起来了。午后或黄昏，爱玲常常扶着赖雅出去散步。由于拖着病体，赖雅走得很慢。爱玲却觉得很幸福，很满足了。
夕阳渐渐沉下山去。晚秋的风，吹得落叶飘飘而下。爱玲接住一片落叶，轻轻地抚摸着它干枯的茎脉。“甫德，我真害怕，有一天你会离我而去。你不知道，你病倒在床上那些天，我的心里有多么恐惧。”爱玲说。
“爱玲，相信我，我会坚持住的。为了我们的将来，我决不会离开你的。”赖雅说着说着，不禁悲从中来，老泪纵横。他们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天边，夕阳沉醉。
银白；执子之手（1995…1967）执子之手（4）
到了10月底，赖雅的病已康复得差不多了。但是，到了12月19日，病又一次复发，赖雅因脸部麻痹送回医院，几乎失音。爱玲的心又悬了起来。几天后，便是西方最盛大的节日——圣诞节。那天早晨下了大雪。爱玲一早便出去采购了一些物品回来。赖雅也挣扎着起来要帮爱玲做点事情。丰盛的晚筵摆上来了，有爱玲最拿手的几道中国菜。灯下相对而坐，爱玲许下了自己新年最大的愿望：期望来年甫德身体康健。说完了，她又禁不住转过身去拭眼泪。在爱玲的精心照顾下，赖雅的身体又开始好起来。到了1957年1月20日，赖雅已经能够出远门到波士顿去探望他的兄弟爱恩斯脱、哈勃许塔脱，还可以到波士顿最大的费伦百货公司（Filene′s）去购物。1月23日，他和爱玲一起乘长途巴士返回文艺营。接下来，爱玲继续把她的中文小说《赤地之恋》翻译成英文。3月13日，她把完成的打字稿寄往纽约。在当时爱玲的心中，赖雅的病情一直是令她最担心的。她总是担心着在某一天，赖雅又会突然病倒。除此之外，便是经济上的沉重压力。文艺营虽提供免费的食宿，但却是没有报酬的。赖雅虽有庞大的写作计划，包括一部传记、两部戏剧和两部小说，但因为身体原因，除传记外，都没有完成。而爱玲的几部小说，除《秧歌》外，投寄出去都犹如石沉大海。她跟赖雅曾找戴尔（Dell）出版公司面谈过。戴尔公司认为，出版爱玲的作品对公司而言，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