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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节那天，爱玲跟炎樱到一个美国女人家里吃烤鸭子，出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深蓝色的街道特别干净，灯火橱窗，新寒暴冷，霓虹灯晶莹可爱。爱玲喝了一点葡萄酒，人已微醉。走在街上，她仿佛又回到了上海。当年，跟表姐在沪上霞飞路逛的情景，历历在目。情景是多么相似啊！转眼人已在天涯。忆及旧时光景，爱玲觉得很快乐。夜来风寒，也许是受了凉，爱玲回去就呕吐了。刚巧胡适先生打电话来，约她去吃中国馆子。爱玲告诉他刚吃了回来吐了。胡适告诉她要保重身体。搁下电话，爱玲的心里一阵暖流，眼眶湿润了。一定是胡先生怕她过节寂寞，特意来邀请她的，爱玲感到了一种久违了的被关怀的温暖。
这之后，爱玲再也没有见过适之先生。后来便听说了胡适先生返台湾，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消息。又隔了好些时，在报上看到噩耗，爱玲感到惘惘然的。也许，在她心中，胡适已经是一个历史上的人物。胡先生是在一次宴会上演讲后突然逝世的。也就是中国人所谓的无疾而终。以适之先生谦和宽容的性格，他应该有这样的死法。只是此后，爱玲每每翻开那本先生圈点过的《秧歌》，总会想起先生的微笑……
1956年2月，转眼间爱玲来美国已经四个月了。但是，她的生活还是没有多大起色。她的英文小说《秧歌》销路平平，没有再版，并未给她带来多少经济收益。她又没有什么新作出版。作为一个职业文人，这无疑会给她带来经济上的窘迫。于是，爱玲不得不另谋出路。她向位于新罕布什尔州彼得堡的麦克道威尔文艺营提出了居住的申请，爱玲请她的代理人玛莉·勒德尔（Marie Rodell）作保，又找了司克利卜纳出版社的主编哈利·布莱格和著名小说作家马昆德做她的保证人。不久，她的申请就被通过了。
银白；执子之手（1995…1967）执子之手（2）
麦克道威尔文艺营创建于1907年，由著名作曲家爱德华·麦克道威尔的遗孀——玛琳·麦克道威尔夫人创建。创建文艺营的设想是让许多有才华的艺术家得以摆脱世俗生活的干扰，而在文艺营提供的安静条件下从事创作。
3月中旬，爱玲离开纽约，先乘火车到波士顿，再转长途巴士到新罕布什尔州。到了彼得堡市区，又雇了一辆计程车，到市中心外数英里的麦克道威尔。直可谓是“长途跨涉，舟车劳顿”。彼得堡的冬天，天晴得早。前几天这儿刚下过一场大雪。爱玲坐在计程车里，衣衫单薄，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寒冷。离市区越来越远了，外面是漆黑黑的一片，什么都看不清楚。忽然，爱玲看到前面有一座灯火通明的大厅和几十所透着灯光的小房子。远远望去，那样子就像是欧洲中世纪的小城堡。灯光柔柔，乐音袅袅，恍如世外仙境。“这是中国的桃花源吗？”爱玲想着便笑了。车越开越近了，可以看到门前车道两旁耸立着的参天大树。地上残雪未消，踏上去“簇簇”有声。爱玲忽然有了一种“回家”的感觉。麦克道威尔文艺营就在眼前了。人的一生逃不掉一个“缘”字。爱玲也许没有想到，她将在这里再次遇见一个改变她命运的男人。她死灰般的心里将再次燃起熊熊的激情之火。
站在门外，爱玲听得到里面觥筹交错的声音，听得到里面的欢笑声。她默默地在心里说：“你好，麦克道威尔！我来了！”麦克道威尔文艺营坐落在新罕布什尔群山之中，确实景色宜人。文艺营是由四十多所房舍构成的建筑群，其中包括28所大小不一、彼此分开的艺术家工作室，一所图书馆，十来所宿舍和一所文艺营大厅（作大型社交中心和管理中心之用）。这些房舍有的建在草坪上，有的是建在一片中等规模的森林中。
文艺营的日常生活安排也是完全站在艺术家们的立场上，为他们考虑的。早晨集中在一起共进早餐。餐毕，回到自己的工作室各抒其才，埋头工作。为了避免干扰他们创作构思的连续性，管理中心将午餐篮子放在工作室入口处，任他们随时取用。下午4点钟前不允许集会，4点后，艺术家们又重新相聚，或娱乐，或谈话，或喝鸡尾酒。晚餐又是集中在文艺营大厅中享用。张爱玲到来文艺营后，安置在女子宿舍，分配给她一间环境幽静的自己单独的工作室。这几年饱经动荡飘泊，爱玲终于短暂有了这么一个“洞天福地”般的写作环境，当然是备感欣慰的。她希望能在这里写出她继《秧歌》后的第二本英文小说。她打算写的是小说《金锁记》的展开本，暂定名为《粉泪》（Pink Tears）。她希望能借此书的出版发行，在美国文坛占有一席之地。
爱玲把全身心都投入到文学创作中去，很少参加社交活动。
那一天，该是3月13日吧，爱玲第一次在大厅里遇到了赖雅。文艺营的大厅是艺术家们快乐的大聚会。有各种艺术门类，各种风格的艺术家们在此相与论道。那一刻，赖雅正与一群艺术家们在愉快地举杯喝酒。爱玲初来乍到，没有什么熟人。而且，这儿东方人是极少的，更显出她的与众不同。爱玲随便挑了一本文学杂志，在沙发的角落上翻看了起来。其实，爱玲已经注意到赖雅，那个风度翩翩的老人，他是整个大厅里最活跃的人物。显然，赖雅也注意到了爱玲。一个显得有些落落寡欢的东方女人。
“小姐，我以前好像没有见到过你！”赖雅微笑着举着酒杯来到爱玲面前。“我从中国来！”爱玲也极有礼貌地回答。赖雅被眼前这位既庄重大方又和蔼可亲的女人吸引了。四目相对之时，爱玲的心中有一种强烈的触动，但又说不清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这正如她在一篇文章中所说的：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要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那也没有别的话可说，惟有轻轻地问一声：“噢，你也在这里吗？”不知道，爱玲当时的感觉，是不是也是“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惊喜呢？这时候，赖雅正想继续和爱玲聊下去，那边有几个人在大声叫他。“对不起，我们明天有机会再谈好吗？”赖雅礼貌地对她说。
那一晚，回到工作室，爱玲的心里久久不能平静。
赖雅的全名叫甫德南·赖雅，1891年出生在美国费城一个德国移民家庭。他的童年，是在完全按照德国生活习惯的家庭中长大的。从小便会讲流利的德语。5岁时，随父亲横穿大西洋去德国探亲。早在孩提时代，赖雅常常能在喜庆的场合按照优良的德国传统即兴赋诗，显示出他的文学天赋。1908年，17岁的赖雅进入宾西法尼亚大学攻读文学专业。20岁以前，他就创作了不少诗，以及一部名为《莎乐美》的诗剧，成为颇有知名度的青年作家。1912年，他进入哈佛大学攻读文艺学硕士学位。1914年，他凭借一部《青春欲舞》（Youth Wish Dawce）的剧本，被乔治·贝克教援（Professor George Baker）吸收到著名的戏剧研究组去。这部戏剧人选彼得堡召开的麦克道威尔戏剧节（Mac Dowell Colong）。同年夏天，他获得哈佛大学文艺硕士学位。随后，由于著名的伊丽莎白时代的学者威廉·尼尔逊教授（Professor William Neilson）的推荐，他在麻省理工学院开始教英文。然而，赖雅的性格是活泼好动的，他不喜欢过一成不变的生活。这时候，他迷上了棒球和摄影。1914年，他离开大学，成为《波士顿邮报》驻欧洲的战地记者，报导第一次世界大战。回到美国后，他住在纽约的格林威治村（Greenwich Village），并开始过一种自由撰稿人的变幻不定的生活。在那里，他以其颇有魅力的个性结识了许多好友，其中包括华莱士·史蒂文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奖的美国作家辛克莱·刘易士以及其他美国著名文人。
1917年，赖雅曾以一夜功夫完成一则短篇，并被当时颇有声望的《星期六晚报》杂志刊登。同年7月他与吕蓓卡·郝威琪（Rebecca Hourwich）结婚。她是一个活跃的女权主义者。16岁便加入华盛顿为争取妇女投票权而进行的示威游行，还曾参加反对美国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游行。他们两人的性格似乎都不适合于过家庭生活。赖雅结婚时，父亲曾送他一笔钱作为贺礼，希望他能把新房好好装修一下。而他却到纽约最豪华的饭店去花了个精光。父母要来看他时，他不得不事先把其他东西典当来租家具。因此，两人婚后是各干各自的事情，聚少散多。1916年至1920年，赖雅写过各种类型的文章发表在诸如《新共和国》（The New Republic）、《哈泼氏》（Harper′s）等杂志，及《星期六晚邮报》（The Saturday Evening Post）上，内容从英国诗人济慈到外国烹饪，无所不包。他有一个理想化的见解，他确信美国中西部是美国文化的中心地，必将产生出伟大的作家来，同时又不忽视着制度上的缺陷，放眼于这个国家的过去和未来。
1920年，他在《麦克劳氏杂志》
上连载了一篇名为《人、虎、蛇》（The Man the Tiger and the Snake）的中篇小说，获得2000美元的稿酬。他是一个喜欢“把握当前生活”的人。他去了欧洲，先后旅居在巴黎、柏林、英国及土耳其，并有机会访问了更多的文学界重要人物，例如庞德、福特、康德拉等人。女儿霏丝的出生曾一度使他很着迷。他试图和妻子商定过一种较为正常的夫妻生活。因此，他们在缅因（Maine）的罗宾汉（Robinhood）一起生活了一年多。然而，琐碎的家庭生活更加使两人的差异无法调和。1926年在吕蓓卡的要求下两人以离婚结束了这种名存实亡的夫妻生活。离婚后，他的时间主要分成两部分。一块是住在纽约布鲁克林（Brooklyn）的公寓；另一块是和以前一样周游世界各地。什么时候缺钱了，他就把文章出售给诸如《女士家庭杂志》（Ladies Home Journal）和《红皮书》（Red Book）等刊物。这些文章从某种意义上是为了维持生活而出售的一种商品，因此，也不可能是经过反复艺术推敲的严肃的能为他赢得声誉的文学作品。
1927年客居柏林时，赖雅结识了德国剧作家贝托脱·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自此成为莫逆之交。30年代在美国，赖雅的知名度比布莱希特大得多。赖雅为宣传布莱希特的作品，一直不遗余力。
1931年8月，赖雅应朋友电影导演约翰·休斯顿（John Huston）之约去好莱坞当编剧。赖雅在南加州一住就是12年，赖雅启程之时，他的朋友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辛克莱·刘易士预言他会一夜成名。然而，他的预言不幸而落空。赖雅的横溢才华虽备受制片人和导演的欣赏，但好莱坞的高薪（每周起码500美元薪水），使他沉浸于“梦幻工厂”的逸乐之中。加之，赖雅又是一个生性热情的人，他总是热心地为朋友修改稿子，把许多金钱和时间贡献给朋友。他曾为捷克记者和德国舞台导演移民到美国做保人。30年代的好莱坞是左翼思潮的大本营，在那里，赖雅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信徒。此后，他始终是以一个激进的左翼作家的形象著称于世。但他并没有加入美国共产党，只是亲密的同路人。1933年初，德国的纳粹势力猖蹶，布莱希特从德国逃亡出来。赖雅热情地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设法将他的家眷弄到美国，并在加州的圣太莫尼卡（Santa Monica）定居。赖雅是布莱希特在美国本地少数几个作家朋友中知心的一个。赖雅与布莱希特合作过两部电影剧本，协助布莱希特好几部戏剧的修改和演出，又是《伽利略传》的主要英译者。布莱希特经常给赖雅讲一些马克思主义方面的基本知识，更坚定了赖雅的政治立场。1949年布莱希特离开美国后，赖雅是他所有作品的正式代理人。后来。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