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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瑞记厂当时为他在别人的房间里用木板隔出了一个小小的地方，让他住上了“单间”，就令他受到了极大的鼓舞，他想都没想就辞掉了厂长职务，到瑞记手袋厂从仓管员开始干起。
在采访中，陈厂长如此说道：“这样做并没有什么，给员工提供这样的条件对哪个老板都不是难事，关键是老板能不能替员工想到。我们可以站在员工的角度想一想，一个人的生命只有几十年，在外20年，而这20年，对一个人来讲正是难得的青春年华。我们的利润都是员工们创造的，给他们一个好的生活环境又有什么过分呢？”
我们在广州的采访，都是在广州军区宣传部王爱军干事的帮助下进行的。有一天，在闲谈中，他告诉我们，他家里的亲人都是打工族，在广州打工的二哥刚刚病逝，妹妹与妹夫也在广州郊区打工。这引起了我们对他家庭的兴趣，在有一天吃过午饭，我们去到了黄埔区的经济技术开发区，来到他妹妹王春梅和他丈夫刘振华工作的地方，来到了这对夫妻的家中。李家运对此作了报道：
痛并快乐着的家
王春梅与刘振华都是湖北广水人，王春梅高中毕业，今年２９岁，来广州打工前曾在广水一家不太景气的卫生院里当护士。丈夫只有初中文化，３３岁，喜好修理。两人在１９９０年打工时认识并相爱，５年后结婚。婚后一年，就有了刘АＥ牡嚼矗蚱蘖┑拇蚬ど钇教砹瞬簧傧Ｍ屠秩ぁＮ伺从懈龊玫某雎罚蚬阒莼破仪跽窕⑼醮好芳芭醐＇一家妻俩在女儿到能上幼儿园时就把女儿从广水外婆家接到广州来念书了。可是，２００２年夏天，就在女儿小学二年级回老家过暑假期间，有天晚饭后在外婆家的楼上和同伴玩“架飞机”的游戏时，不慎摔到楼下把脑袋摔破。
得到女儿出事的消息后，几乎身无分文的王春梅急得连夜请假买火车票往家赶。王春梅所在的工厂叫广州世进电子有限公司，厂里的领导得知王春梅家出了事之后，马上让成立不久的工会给王春梅寄去了３０００元的医疗费，同时工会还组织了５００多名职工献爱心，筹集了３０００多元，也一齐寄了去。不论是自愿的还是工会组织的，厂里的员工还不时打电话去安慰她。
这样的领导，不失为好的善良的领导；这样的员工，也是充满着爱心的员工。因为，这种事故既非员工本身的工伤事故，也不是工厂的责任，能够关心照顾到这一步，那是分外的关怀了。因此，王春梅与刘振华早就铭感五内。
但是，这点钱显然不够，刘振华不得不把投资几万元钱开张的摩托车维修厂关掉，筹钱给女儿治伤。女儿的伤在武汉辗转了几家医院后，基本上康复了，但她们已经欠下了几万元的债务。现在，夫妻俩继续在广州打工，仁慈的工厂也并没有因为王春梅耽误了工作而辞退她。如今，女儿在黄埔区的同仁小学上三年级了，这是一家针对外来打工子女开办的学校，不过，对于王春梅一家而言，日子还是相当艰难的，因为这所学校要比当地有户口的小孩多交２８００元的借读费。 ％％％善的回归
效仿国外，“２００４年中国内地慈善企业家排行榜”也被胡润排列出来了。金源房地产的黄如论先生以高达２．１亿元的捐赠额排在榜首；贵州的张芝庭和天津的李金元分列第二名、第三名。他们２００３年的捐赠分别为１．２８亿元和６６４０万元。榜上有名的５０位慈善家在２００３年一年中，共捐赠了１０．２９亿元的现金和物资。
这项排名还显示出：获捐最多的项目是科普教育和灾害救助；最出慈善家的行业是房地产；最乐善好施的地域是浙江。
从榜单上不难看出，慷慨的慈善家们所在的行业最多的是房地产，其次是制药等健康行业。这与同样新鲜出炉的“《新财富》劳斯莱斯５００富人榜”的结果不谋而合——从这个榜单中发现，在过去的一年中，财富增长最多的是房地产业，此行业２００３年的财富总共增长了３８６亿元，其中有３１７．４亿元来自于新发现的１７位房地产大亨，他们人均财富达到１５亿元，比“《新财富》５００富人”的平均财富高出５０％。
从“２００４年中国内地慈善企业家排行榜”上看，浙江企业家显然是最乐善好施的——无论是从企业所在地还是从企业家的出生地来看，浙江都是遥遥领先。榜上１４位企业家是在浙江出生的，总部在浙江的企业也有１１个。
浙江人向来以勤奋、团结而著称，而且，他们在市场经济中也走得最早，而且大都历经过苦难，那些痛苦的经历让他们更加具有悲天悯人的情怀；而浙江企业家的成长经历和事业发达的体验更让他们懂得教育对于一个人的深远影响，因此他们大都乐意支持教育事业。除了地区文化影响之外，慈善事业的发展程度还与经济发达程度有着明显的关系。从上榜企业的所在地可以看出，浙江、上海、广东、北京和江苏排在前五名；而如果再从企业家的出生地考证，就可以看到地区经济类型的差异，浙江是输出企业家的地方，而上海则是对企业家最具有吸引力的地方。
只占５００富人排行榜第３６９位的黄如论，却捐出了２．１亿的巨额，几乎占了他财产的一大半，这种慷慨是并不多见的。一般言之，你手里有一百万元的钱，捐出１％到１／１０可以理解，（其实比尔？盖茨所捐的款项也只占他财产的这个比例），要如此“割肉”救世，非得下一个大大的决心不可。
黄如论是出生于福建的企业家，目前总部在北京，他的捐赠也主要用于福建和北京。其中１．８亿元用于修建福建江夏大学，“非典”时期共向北京市政府和海淀区捐赠现金１４００万元。黄如论表示：“我认为金钱有价也无价，我们要用有价的价值送无价的爱心。”
不错，在今天，巨富们的爱心开始闪现，而具有原罪的刚刚起家的手工作坊的老板们的恶心恶胆也不可小觑，这就是今天中国企业家的“两极化”现状。
旧社会有句俗话；叫“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现在民工们则说：“入错行，嫁错郎，都不顶一头栽进黑工厂。”
永远的伤痛
海涅在自己的诗篇中描写了永远令人难忘的图画：忧郁的纺织工人在飞跑不停的梭子旁弯着腰，为古老的封建的德国织着寿衣。他们以极愤恨的心情咒骂那个并未使他们摆脱饥寒和贫困的上帝，咒骂榨尽穷人最后几文钱然后像拿当狗一样把他们打死的国王，咒骂虚伪的“祖国”。那里到处都充满腐败和堕落，一切美好的东西很早就灭亡了。
梭子穿来穿去，机床嘎嘎作响，
我们织呀，日日又夜夜……
德意志呀，我们给你织寿衣，
寿衣里织的是无尽的诅咒——
我们织呀，我们织呀……
● 无法捏在一起的对比
在资产阶级革命前夜的英国，即在16世纪和17世纪的英国，基本上是一个农业国，城市很少。其中只有伦敦的居民较多，约为２０万人，像中国今天的一个小县城。而其他的城市人口通常都不超过１万到２万人。从这些城市的外表看，它们很像是一个个大的村庄。所有城市的总人口不超过全国人口的四分之一，其余四分之三住在农村。
英国的产业革命就是从纺织业开始的。由于许多新的发明，造出了并改进了机器纺车和织布机；每一台这样的机器可以顶得上几十个工人的劳动。机械师詹姆斯？瓦特制成了第一架蒸汽机，这种机器立刻得到了英国各工厂的广泛使用。
破产的农民大量进城，在海外掠夺积累了资金，加上机器的发明与使用，英国大规模的工厂、工业急剧地发展起来了，改变了英国的全部经济地理。大量的农民从东南部的农业区涌向西北部，那里在煤矿区铁矿区附近，出现了一些新兴的工业城市。纺织业生产的中心曼彻斯特——一个阴暗的城市，周围是被煤烟熏黑了的城墙，街道上遍布着被煤渣染黑的水洼——变成了英国工业资产阶级的堡垒，变成了它的自由主义的发源地。19世纪初，城市人口已占全英国人口的三分之二，而到19世纪40年代，城市人口就占全英人口的四分之三了。英国的财力与实力在17世纪初期还是一个远逊于法国、荷兰、西班牙的第二流的欧洲国家，可是到了19世纪初期的时候，它已经变成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强国，变成了“世界工厂”、“海上霸主”，变成了分布在世界各洲的广大殖民地的占有者。
英国之所以能够从欧洲的二流国家，变成一个世界强国，除了它的那些创造发明，除了它从印度等殖民地国家获得资源之外，国内的关键因素就是农民进入城市。这种进入为城市提供了廉价的劳动力，加快了工业化的进程。但是这个过程的源头是被迫和残酷的，是以农民牺牲土地为代价的。他们进城的结局其实也不美妙，不是找不到工作饿死街头，就是找到工作累死在纺织机前，而正是农民的这种牺牲，奠基了这个不可一世的“日不落”国家。
今天的中国农民却不是这样：其一，他们在农村有自己承包的土地，他们离开农村后，这块土地还是属于他们所有，这就是说，他们在城市即使找不到工作，也还有一条回农村去的退路可走；其二，他们不是被驱赶到城市，而是自己主动来到城市寻找工作。反倒是那时由于二元化的结构，政府设置了许多的栅栏，阻碍了他们进入城市的步伐。
５０余年来，政府的红灯——黄灯——绿灯的转变过程，实际是阻止了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使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其实，不单单是英国，美国、德国、法国和澳大利亚等资本主义国家，他们的经济快速发展都离不开移民潮，尤其是美国，可以说基本上是一个移民的国家。正是众多的移民，给一个国家带来了经济活力。据英格尔斯指标：一个国家的非农就业人口达到７０％，城市人口达到５０％，第三产业人口达到４５％，这才是一个先进国家的标志。而中国今天的民工进城，正像当年资本主义国家失去土地的农民进城一样，是国家强盛必然要走出的一步，只是我们今天的速度要比资本主义国家那时快捷得多。
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是充满血腥的，这一点我们在马克思《英国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和《资本论》等著作中都可以读到。法国学者保尔？芒图的研究显示，在英国纺织业中，工厂主大量雇用妇女和儿童，“他们在老板（老板把他们关在与任何可以感到他们痛苦的见证人隔得很远的孤立的厂房里）的任意摆布下忍受着无情的奴役。他们的工作日持续到14、16乃至18个小时之多，而且工头的工资是随着各个车间里所做出的活计来升降的，所以工头不允许他们缓慢一点时间。大多数工厂给予40分钟来吃主餐或仅有一餐，其中约有20分钟是被用来擦机器的。为了不使机器的运转停顿下来，工作往往夜以继日，毫不间断地连续下去。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被组成一些轮班小组：‘床铺从未冷过’。事故极其寻常，特别是在接近过长工作日的终了时。这时，儿童由于疲劳而半睡了，但还未离开工作，于是手指轧断了四肢被齿轮碾碎了，事故层出不穷。这些工厂即使没有恶劣的待遇，但劳动过度，睡眠缺乏，以及强加在未发育儿童身上的那种工作，就足以损害他们的健康并使他们的身体变形。再加上食品坏而不足，黑面包、燕麦粥以及变味的猪油。在利顿密尔，学徒们常常为了同工厂院子里所养的肥猪争抢猪槽内的食物而进行搏斗。工厂一般是不卫生的，工厂建筑师对于卫生和对于美观同样是不关心的。天花板很低，以期尽可能地少占空间。窗户狭小并且几乎经常关闭着。在纱厂里，那些细碎的飞花像云彩似地飘荡着并钻到肺里去，久而久之就造成了最严重的病害。在纺麻厂里，人们使用湿织法，那里，水汽渗透了空气并浸湿了衣服。拥挤在不流通的、夜间被烛烟污染的空气里，往往发生一种类似斑疹伤寒的传染性的热病。这种‘工厂的热病’的最初病例是１７８４年在曼彻斯特近郊被人发现的。它在很短时间内就在大多数工业中心流行起来并造成许多死亡。最后，车间和寝室的混杂，引起了道德腐败和危机发展，尤其是儿童时期。而且不幸的是，一些老板和工头的不端品行助长了道德败坏。他们往往乘机去肆意满足其卑鄙的本能上的欲望。通过这种腐败和痛苦、野蛮和卑鄙的混合，工厂就把地狱的全景摆在清教徒式的良心面前了。”
芒图的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