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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温州打工的贵州民工在小酒馆里小饮看着天还未黑而三哥住的地方却提前看不清楚了，我感到一阵怵惶。三哥在家时好歹自己还有一间房两床棉絮，可是今天他除了自己多病的身体之外就一无所有了。应该说，今天三哥的身体都已经不属于他了，他的身体早就在他决定外出打工那一刻起就交给今天的老板们了！下班后的三哥本来打算要做饭来吃的，因为三哥有胃病，他不能和大家吃食堂，所以得独自一人开伙。听堂弟说，一个卷心菜三哥可以吃三天！我今天无论如何不让三哥自己做饭吃了，我说我请他们吃饭。本来三哥不答应我请他吃饭，好在堂弟帮着说话，三哥终于同意了我的要求。因为三哥晚上１２时还得上夜班，我只好在离他上班不远的一家小餐馆里请他和另外的两个堂弟吃饭。三哥是个不沾烟酒的人，我给两个堂弟要了几瓶啤酒，再由他们点上几个菜就算是请三哥他们吃饭了。饭吃到晚上８点钟时，我不忍心再让三哥坐在餐馆里了，我害怕多留三哥坐一分钟就会多增加他上班时的一分危险，我怕他因为陪我而不睡觉，到时上班突然睡着时他的双手会被机器砸断。８点一过，我结了账就催三哥快回去睡觉。
第二天下午６点之后，李家运的三哥又骑着一辆破自行车来看李家运。他的三哥本来是有一件事要托他弟弟办的，而李家运却执意要我劝他哥哥去考医学院，因为他三哥的医学知识并不比一般的医生差。但是他三哥十分固执，怎么也不听劝，于是两个争吵起来了，以致他三哥连求什么事都没有说，就立马下楼拉门而去。
我追下楼，看着上了自行车离去的三哥，我的泪水再也无法控制，只好任由它巴嗒巴嗒地砸到地上。那晚，我一个人在温州街头毫无目的地乱走，脑子里凌乱不堪，真想大醉一场，可是当我的脚刚抬进灯红酒绿的酒吧大门时，我的眼前就会出现一双瘦瘦的手在一台机器前不停地忙碌，那是三哥的手。我怎忍心去醉，知道么，我在酒吧里喝下一口酒就得三哥辛辛苦苦地干上一个小时，因为三哥每干一个小时才能挣到１．６３元钱，你说我忍心去醉么！我一个人陪同我孤独的影子在深夜的温州街上走来走去，直到我累了困了，才拖着疲惫的身体回招待所！此时温州的许多居民都入睡了，但是还有我三哥和成千上万的打工者，还在冰冷的机器前加着班干着活！
李家运的三哥不但太瘦，而且气色不好，一副病病歪歪的样子，如果他还坚持着在那里干，很可能过不了多少时候就要出问题。而在温州的那些小手工作坊里，像他三哥那样的打工者比比皆是，每天干１２个小时，没有星期天和节假日，是一个十分普遍的现象。
虽然我们没有见到他三哥的老板，像这样把工人的生命不当一回事的老板，肯定是良心被狗咬去了一半。
据广东省总工会女职工部对制造业一线女工所作的调查显示：近半数的女工一天工作１０到１２小时。
这项调查说，女职工整体工资有明显的提高，月平均工资达到了８９６．９５元。但是，近一半的女工工作时间长达１０到１２小时，如果限制加班加点的话，相当部分女工工资就跌到了当地最低工资水平线以下。
据调查，当前广东女职工月平均工资在１５００元以上的占１１．３％；５０１～７００元的人数最多，占２４．１４％；３００元以下的占２．１％。另外８０．９％的女职工反映工资能按时发放；１０．６８％的女职工反映工资有时能按时发放；只有３．８％的女职工反映工资不能按时发放。
这项调查同时显示，女职工加班加点、超时工作的情况仍较为严重。有１５．５％的女职工每天加班１小时以上；有２２．３％的女职工每天加班２个小时以上；有１３．１５％的女职工每天加班在３个小时以上；甚至有７．８％的女职工每天加班在４个小时以上。有近一半的女职工每天工作时间为１０～１２个小时。
据介绍，该课题组的调研样本分布主要放在制造业一线的群体上，覆盖面较广，涉及广州、深圳、珠海、东莞等１０个城市中的电器、玩具、制衣、制鞋等９大类共４９家企业。
这个数据具有相当的典型性，它反映的是打工妹的普遍状况。如果不计算她们超时工资，她们其实拿到的仅仅是只能维持起码生活的最低工资（按珠海市人民政府２００３年１月３日规定，市直、香洲区、横琴开发区、万山海洋开发试验区、淇澳管理区５１０元／月；斗门区、金湾区４３０元／月。这是指８小时工作制的工资。），换一句话说，在这些老板之中，起码有一半的老板是无视劳动法，无视职工的身体健康的。这样的老板的人心，不说全黑，起码也是半红半黑的那一类。
日本《产业新闻》的记者福岛香织在２００４年两会期间发自北京的一篇报道说：《中国打工妹处境凄惨》。
“刚从农村出来的打工妹，每月只有３５０元工资，却要从早上７点工作到夜里１２点，没有休息日，生病之后就会失去工作”；一位打工妹在做清洁工作时不慎从５楼跌落，摔成了腰骨骨折。雇主却拒绝为她支付住院费。在一位志愿律师的帮助下，她最终获得３．６万元赔偿费；“我们的工资常常被雇主以进修费和担保费的名义克扣掉”……这些是记者听到的一些年轻打工妹的控诉。
在全国人大会议为解决就业和社会保障问题提出种种措施的同时，北京举行了一次由来自农村的打工妹参加的小型座谈会。她们谈到了自身所处的严酷工作状态，政府的政策似乎不能惠及到她们身上。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负责人在记者招待会上曾表示，所有的劳动者都有权得到劳动法的保护，并承诺将完善工人灾害补偿保险制度，以及有关最低工资标准和劳动合同的法规。但是，参加座谈会的一位打工妹说：“我们不知道自己到底有什么样的权利。”
日本记者的一句话说得很好，“政府的政策似乎不能惠及到她们身上。”
这些打工者的苦，这些打工者的“耗命”，是老板们一味追求利润的结果。老板们如果能多一点人性，多一点善良，那么民工们也就多一点福寿，这无关国家的政策，而关乎老板的良心。
● 人性化关怀的厂主们
１９８２年，港商戴明瑞先生来深圳投资创办瑞记公司。２０年来，瑞记从创业以来只有几万元的资金、几十个工人的小型作坊式工厂，扩展到拥有多个生产制造基地，近６０００名员工、产销量位居国内同行业前列的大型日用箱包、电器手袋制造企业。而建于龙岗镇南联邱屋村的瑞记手袋厂，就由陈金典先生任厂长，占地５万多平方米，建筑面积８万多平方米。
董事长戴明瑞先生认为，人（员工）是企业中的最宝贵因素，最宝贵财富，也是公司赖以生存的根本。因此，他要求管理层的主管人员，都必须对每一个工人给予人性化的关怀，把员工的追求价值观与企业对员工的尊重、关爱、教育、管理统一起来，把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仁爱精神与西方国家的人本思想有机地结合起来，为员工打造一个温馨的家园，形成了具有瑞记公司自己个性的中西合璧的企业文化。
瑞记手袋厂厂区内不仅有漂亮、整洁的办公楼、生产车间，还有较宽敞的职工宿舍、职工食堂。在职工宿舍中，有两幢新盖的“夫妻楼”十分引人注目，那是分配给在厂里结婚的新婚夫妇使用的。
广大的厂区中有序配置着假山、人工湖、微型动物园，以及篮球场、排球场、羽毛球场、溜冰场、桌球室、乒乓球室，还有能容纳上千人的电影院、装修高雅的卡拉ＯＫ室、电视室。整个厂区里绿草密布、鲜花盛开。这一切让我们感到它把工作、休闲和娱乐都融为了一体。
我们去参观了一下职工宿舍，那里面安装着太阳能热水供应系统，一年四季都有热水供应，可以洗到热水澡。
较有特色的还是那里面的“夫妻楼”。
瑞记手袋厂的夫妻楼在那两幢“夫妻楼”楼里，已经住上了８０对夫妻。不管是老的工人，还是刚进厂的新员工，只要夫妻双方都在厂里打工、又没有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都可以在厂里安上一个小家。
“夫妻楼”里是嘈杂而热闹的。小孩子叫，电视声闹，洗衣机响，炒菜的锅铲子叮当敲，组成了一曲“生活乐”的交响曲。尽管每间房间不大，也有一房一厅、一卫一厨，并有太阳能热力设备，可以称得上“麻雀虽小，样样齐全”的了。
现在，让我们撷取两座“夫妻楼”里的故事，来看一看民工们的“打工乐”。
四世同堂的打工族：
不知不觉间，当初只身来深圳打工的雷鹏飞身边多了１０个亲人，他们一大家子竟然在瑞记手袋厂组成了一个四代同堂的家族。
深圳瑞记手袋厂民工业余时间在打篮球如今已是厂里采购员的雷鹏飞当初只是普通的流水线工人。当他结婚后带着新婚的妻子回到工厂时，厂里给他安排了一间夫妻房。尽管只是一间简陋、狭小的铁皮房，但比其他工厂那些天天相见却不能共同生活的打工夫妻来说，雷鹏飞觉得自己简直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就是这一点，他在这家工厂一待就是十年没有挪窝。
后来弟弟雷小鹏长大了，他又将弟弟带进了自己所在的工厂。弟弟结婚后又把媳妇带了来，厂里又分给了夫妻房。再后来，兄弟俩相继“开枝散叶”，两个小家庭就在异地他乡做起了楼上楼下的邻居。
出外打工竟然能过上其乐融融的家庭生活，两兄弟又异想天开地想把父母亲接过来一起生活。如果不是亲眼所见，记者也不会相信他们的想法能够实现。２０００年１２月２日，两兄弟告诉记者，他们一家现在分了４间夫妻房。不仅父母住上了，就连１０月份专门从老家来的爷爷奶奶也住上了一间。
现在，雷家兄弟两对小夫妻在厂里上班，爸爸雷万能承包了厂里的小餐厅，妈妈就在家里带小孙子。最惬意的要数爷爷奶奶老两口了，两个老人每天５点半就起床，厂里的鱼塘、花园、动物园、菜地就成了他们的乐园。（《深圳商报》李晓锋/文）
喝满月酒醉了的父亲：
２０００年１２月１日，李燕光和周素玲的儿子满月了。对于住在瑞记手袋厂打工夫妻楼里的家家户户来说，这是一个欢庆的时刻。一年前，他们吹吹打打地将厂里相识相恋的李燕光和周素玲送进了夫妻楼里的洞房；今天，他们要在这里为夫妻楼里第一个爱情的“产品”举杯共庆。美丽的月光下，初为人父的李燕光有些“醉”了。
微带醉意的李燕光不时地向记者唠叨自己的幸运。他告诉记者，他原来在老家湛江当城管队员，１９９８年在朋友的介绍下来到这家工厂时，只是想趁自己年轻时在外面长点见识。要想在这个城市有自己的空间自己的家，对当时他来说，是想都不敢想的奢望。
然而，想像不到的事却接踵而来。首先是遇到了同在厂里打工的广西姑娘周素玲，刚开始，相互爱慕的两人还有很多顾忌，平时听到的许多打工夫妻生活中种种不便和尴尬使他们对未来的生活有了阵阵担忧。
但他们美梦成真了。在新千年来临之际，两人高高兴兴地住进了厂里为他们装饰一新的新房。
打工夫妻房使李燕光打破了原来对生活的规划。他说他不想回老家了，在这里有房有妻有儿的日子，让他“醉”了。（同上）
厂长陈金典，他本身就是一个从福建到广东来打工的打工仔，长年的打工生活，让他领略了太多的打工夫妻不能共同生活而造成的人间憾事。１９８８年，在外打工多年的他结婚了，尽管他当时已是一家塑胶厂的厂长，但仍只能和别人合住一间简陋的铁皮房中。现在这家瑞记厂当时为他在别人的房间里用木板隔出了一个小小的地方，让他住上了“单间”，就令他受到了极大的鼓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