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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现在我们所能知道名字的文学家，没有一个不是大学问家的。
难道几千年验证的规律，依然不能成为公理吗？难道独独我们的这几十
年历史例外吗？
当然，我国近几十年的历史，确实是中国几千年文明史前所未有过
的，也为人类文明史所罕见。正是由于这前所未有的历史，才会产生前
所未有的认为作家可以不读书的荒谬认识。张炜对此有所涉及：“我们
建国以来产生作家、确立作家名份的路子，奇特而又荒诞。只要能讲故
事、有点经历，甚至仅仅因为是个‘革命者’，就可以执掌文权当作家
了，弄到最后他不仅不是作家，就连知识分子也不是。这慢慢形成了一
个传统。这个传统毁坏了作家队伍，也让旁观的人误解。”张论又涉及
另一个问题，即作家的体制问题。作家其实不应是一个职业，作为行政
级别一级、二级地标志着，很可笑。作家可以同时是教授，是编辑，是
记者。他们作为社会的一员，时刻在社会生活之中，是不必另去“体验
生活”的。生活不是身外之人能真正“体验”来的，而古今中外任意一
部传世名作也不是这样人为地“体验”创作出来的，而大多是“一把辛
酸泪”，作为个中之人的血泪结晶。
作家应该是学者，如果还不是，就应该像张炜那样，有意识地去学
习。像刘震云那样，在完成了一部长篇之后，去集中学习古汉语，特别
是先秦散文的语言，他对笔者说：“我国先秦诸子的文字是非常美丽的，
文字是丰富的，多侧面的，以后，语言文学成为了为某一个政权服务的
载体，一直繁衍到我们手里，就已经荒漠化了，贫瘠化了。生活在语言
荒漠化的现实之中，对于作家是一个挑战。”这无疑是一种自觉的“学
者化”的认识；被认为先锋的代表作家徐坤在听了笔者的这一观点后，
脱口而说：“太好了！就应该这样，写书以后就应该是文化人的事儿。”
学者也应该尝试去做作家，至少应该尝试着写一些文学性的作品。
这方面，余秋雨是个较为成功的个例。对于余秋雨的文化散文，你尽管
可以有各种批评，你可以指摘出他多少条错谬，但他的散文依然能走出
象牙宝塔，走进千家万户。余秋雨在中国文化史上的意义，在于他的这
种开拓性，在于他较早地有意识地实践了学者的“作家化”。不，其实
余秋雨的意义在于将“五四”以来，或说是屈原以来学者、作家合一这
一传统；在于将中断了的链条的尝试衔接。
余秋雨把“学问”“学术”与艺术修养做了区别，认为：“在中国
历史上，艺术文化常常受到学术知识的吞食，艺术人格被挤压得萎靡不
振，端方整肃的饱学之士长久地蔑视着狂放不羁的艺术天才。直到今天，
许多搞艺术理论和艺术文化史的学者常常缺乏基本的艺术感受，广征博
引的艺术论文背后藏着一个非艺术的内核。”这确实是一个时代的悖论：
一方面有着艺术感受的作家普遍存在着艺术修养的营养不良，迫切地需
要着向“学者化”方向靠拢，一方面作为拥有“学问”的学者，却又“常
常缺乏基本的艺术感受”，需要向着作家化的方向渐进。其实，这正是
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是对立的同一，也是本文之所以要将其合论的原
因。
作家的“学者化”，并非是让作家成为那种“端方整肃的饱学之士”，
而是在原有的较好的对于生活的艺术感受基础之上，经过较为系统的艺
术文化的学习，形成自己新的一个层面上的艺术修养；而学者的作家化，
也并非是让学者改变自己的社会角色，而是要在自己的学术的艺苑里，
开僻艺术创作的一方园地，从而在一个新的层面上去感受自己的研究对
象。
仔细一想，其实当今的文坛，已有不少有识之士进行着这种尝试，
张贤亮的《小说中国》，是政治经济论著，而且发政治经济学专家之不
敢发；徐坤正在从事《中国当代女性文学》这一课题的研究，这是她的
专业，自不必说，她其实是学者作家化；梁晓声的一篇《中国各阶层经
济状况的分析》，可以说是一篇社会学的论文，可以去拿博士学位；王
蒙则在美国做客座教授；尤其让我为之击节叹赏的是阿城今年出版的一
本《闲话闲说——中国世俗与中国小说》，以写意笔法，论古说今，颇
发前人之所未发，是那些“饱学宿儒”所难以写出的学术专著；王朔的
情况不甚了解，但他要想“一不留神写出一部《红楼梦》”来，我看，
至少得先有曹雪芹式的学问，而且需要超过他的学问。否则，不论怎么
“不留神”，也是没有一本新的“红楼”问世的。
学者的圈子里，猛可之间，除了前文举过的前辈大家之外，新一代
的学者，似乎也就想起了徐坤和周国平，周国平的成就不被同业学者所
看重，但他深蕴哲理的美文，却深受读者喜爱，是另一个余秋雨。研究
文化艺术专业的学者，他们的研究对象是“美”，而他们的学术文章，
却枯燥乏味，全无诗人之心，全无美的直觉，皓首穷经，却只能在“匠”
的园林中自赏了，不亦悲哉！
写完此文，停机一想，现在街上最流行的散文大家如梁实秋、林语
堂、张中行、余光中，甚至汪曾琪，不都是大学者吗？汪曾琪还写过“作
家应是通人”一类的文章，就觉得自己的这篇文章挂一漏万，其中的道
理也是不说自明的。不过，再转念想来，还有“诗人”尚未读过“四大
名著”并以此自得，而这种没有文化的“诗歌”仍有地方发表，就又觉
得这个“不言自明”的话题还得说说。
如此诗人与诗人笔会
二月份的时候，王晓琪通知我，说中国诗歌协会在北京举办笔会，
让我去参加一下。参加这会我很有积极性，我喜欢诗歌，也关注中国诗
歌的式微，希望能切实地聆听各位诗人对于中国诗歌发展出路的高见。
预备采访的人物有贺敬之，我们是从小背诵着他的诗长大的，还有舒婷、
杨炼、北岛等。我想，这么重要的盛会他们无疑应该与会。
我对开幕式毫无兴趣，认为开幕式从来都是形式，没有实际内容，
所以，特意空过开幕式，翌日直奔会场。年轻的秘书长懒洋洋地递过名
片，我说，恕我寡闻，未闻大名。再看参加者，贺敬之等知名诗人昨日
出席了开幕式，就不再来了，其余的像这位秘书长一样，大多为偏远地
区的文学爱好者。正在这时，走进来一位会员，递上名片，是北京某中
学的语文教师，年岁倒是老大不小了，令我起敬。
老者引我去了会场，只见季红真安坐于前，面对众人像是答记者问，
不时点燃一只烟，从容应答，时有妙语。而众人发问的问题却着实让我
惊讶。刚刚引我入室的老先生，提问如何使今日的诗歌配合上三中全会
以来的精神，季红真随意摆手，答以多读读报纸即可，并不以之为怪；
另一位北京郊区的小青年，提问如何达到“功夫在诗外”，季红真开了
“多读经典”等三药方，此诗人却不依不饶，不无得意地大谈自己从未
读过四大名著，别人的作品也不看，但是每天就像是个写作机器似的，
能写上个十首八首诗。季红真先还答以书还是要读的，最后索性说，你
要实在不愿意读书也随你。
冷眼四望，几十位与会者全无愠色，似乎此等问题正当“研讨”，
于是乎笔者只能拂袖而去了。
季红真纵有妙语，运斤成风，估计也只能哀叹：“臣之质死久矣。”
批评家印象
季红真是我看到的最有才华的批评家之一。她才思敏捷，往往一语
中的，给我最为深刻的印象是底气足，说话冲，很有些男性化的感觉。
其实，嗓门大只是一个外表，主要的还是所谓的“气盛言宜”吧。在她
心里似乎已经把中国文学看得十分透脱，所以会有脱口而出，语惊四座
的境界。
另一次见到季红真是范小青的研讨会，季红真点燃一只烟，大嗓门
一开，大家都说，你这一说，大家都没办法说话了。她的讲话大意是说
她春节期间没有看文艺晚会，看了这本书。说任何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
主旋律，好莱坞就是美国的主旋律，但首先应该是艺术品。譬如美国的
枪战片，五分钟就有一个悬念。悬念、性、暴力是其三大要素云云。
这次研讨会，我见到另一位批评家白烨。十年之前，我曾去过中国
社会科学出版社，与他有一面之缘。散会后，我一提旧事，居然他即刻
就叫出了我的名字，记忆力惊人。他的发言在季红真之后，似乎难以为
继。他有些开玩笑地说，读这本《百日阳光》，总觉得“该发生点儿什
么了，可总还是没有发生什么。”大家一片哄笑，气氛即刻又活跃起来
了。大家都能听懂，这个“该发生点儿什么”喻指的是什么，在中国，
不能说出口的就只有男女那点儿事儿了。
小说中毫不涉及性，确实难以卒读，因为人类的生活本身也是离不
开性的。
这次研讨会上，还认识了另一位评论家雷达，雷达自然是鼎鼎大名，
他的许多批评常常是一语既出，遂为定评，比如他给池莉的评价，就成
为我采访池莉之前必做的功课。
雷达给我的感觉是太忙碌了，各种会都要参加，时常面带倦色，这
是名人的悲哀与无奈。
第二天，偶然的机会，一位朋友拉我去参加一个电影的首发式，又
见到了雷达先生。依然忙碌，依然有精彩的发言。
虽然忙碌，你要是采访雷达，还是能感觉到他的认真。前两天采访
他对于九八文坛的印象，第二天一早就来了电话，说是忘记了两部作品，
让我别忘了加进去，特意嘱咐其中一部放到最前面的位置。
除了这些优秀的批评家之外，中国文坛的文学批评给予我的总体印
象是虚假，是温吞水，批评家与作家之间尚未建立起良好的批评机制。
这一点，也制约了作家的进取。既然作品的品评相当大的比例是建立在
文学以外的因素上，怎能鼓励作家下大气力于作品呢？这种互相说好话
的文坛风气，其实真正受到伤害的是优秀的作家。他们的优秀作品，像
是珍珠一样混杂消隐在受到赞扬的凡俗作品的沙漠之中。
当然，批评界也受到社会风气的制约。这是我们无可奈何的现实。
天津的《文学自由谈》，也在呼唤真正的文学批评，但在虚假文学
批评的海洋里，显得势单力薄，淹没在各种研讨会、首发式、人情赞扬
文章的海洋里。
我们只能面对这个社会现实，评价我们的批评家。
在这个方面，周政保与我所见相同。政保其文虽然时常拜读于报端，
政保其人却直到九八年底，参加一个作品研讨会才得以相识。他的近视
程度不浅，我递给他一本书，看到他把头深深地埋进去，十分专注地阅
读。会后，我向他索要名片，他说，并无名片，就手写了一个电话号码
给我。午宴时大家对他举杯，他也并不敷衍，淡淡地说，要喝就喝白酒，
但又并不喝，这一桌喝啤酒的几位只好默然独饮。
他的性格属于那种各色的，独立的，在野的。批评家就应该是在野
的，以自由之身，才有自由的评点。晚上我采访了他，他果然对于批评
界的风气大为不满，例举了他对一些名人名作的批评，也说了被批评的
出版社的不满。事见我的采访文章中。
文坛媒体现状批评三则
《故乡面和花朵》压缩本纯属子虚
近日媒体轰轰扬扬的《故乡面和花朵》将压缩成十几万字出版一事，
引起书界反响。该书作者刘震云委托笔者撰文为之平反，称此事纯属捕
风捉影，是冤假错案。
笔者曾应某报之约，就1998 年读书界进行回顾，其中有论者论及此
书，意谓一部二百多万字的书可以压缩为十几万字，何必不写成十几万
字。因于9 日上午与刘震云通电话，为此向他打个招呼。刘震云反映强
烈，说此事纯属子虚，风头源自华艺出版社近日要出版关正文、李敬泽
的一部解读《故乡面和花朵》的评论著作，书名为《通往故乡的道路》，
遂有人误解为压缩本。
刘震云对于有些自由撰稿人道听途说，捕风捉影，不负责任的写作
方式表示了愤慨，并介绍这部解读，从大的方面着眼，是最近少见的好
文章。
报刊转载问题多多
写了刘震云的文章之后，勾起了很有同感的一件事，原来就想一笑
了之了。笔者曾以“王洪”的名字，在《中华读书报》发表了与王朔的
对话录，题为《我就应该是个小丑》，刘震云说他在许多报刊看到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