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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国作家对话-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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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需要科学精神的时代。

写出带着露珠的生活
——关于我国儿童文学的访谈

晚春初夏“单衣试酒”的节气,使人在庸常中猛然意识到,快要过
“六一儿童节”了。媒体的目光也一年一度地将他们金贵的镜头聚焦于
孩子们,以及与儿童有关的行业。“我怎么觉得像是我在过六一儿童节
呀!”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所搞儿童与媒介研究的卜卫不无玩笑地对记
者说。是的,尽管人人都懂得,儿童是未来,今天的种芽,就是明天的
大树,但人们在高速运转的生活节奏中,平时仍无暇关注孩子们的问题,
因此,一年一度的孩子们的节日,也就显得格外宝贵。作为《时代文学》
专刊的记者,关心的是当下儿童文学的状况及其拓展。为此,对有关的
作家、批评家、出版家进行了采访。

记者首先与曹文轩通了电话。曹文轩至少有三个社会角色:北京大
学的教授、研究当代文学的学者、儿童文学作家。大概也正是由于多重
社会身份,他对记者关于“儿童文学现状”问题的采访,并未局限于问
题自身,而是纵横捭阖,横说竖说,将“儿童文学”置于文学总体之中。
他一气谈了五个方面,大致可归纳为“儿童文学的误区”:

首先,关于“儿童文学”的分类本身,就不够科学,至少可以

说,这些年过于强调了门类。文学就是文学,是超越门类的。我的

《草房子》被认为是儿童文学,实际上主要是大人受感动。有些作

家首先想到的是对象,而不是艺术本身。我可以将《草房子》规定

为儿童文学,但首先想到它是艺术,然后,才是对象。

其次,是这些年作家把太多的心思咀嚼在庸常的现实上。此风

气已延续长达十余年,可以从所谓的“新写实主义”开始。我不否

定写庸常的现实,但作家都如此,则是一种不正常的格局。花瓶与


痰盂都是现实,既然有人只看到痰盂,我就应该格外注意花瓶。我
始终不能明白,为什么要回避美,而只以丑为现实。为什么一方面
对于西方的“以丑为美”感兴趣,一方面对于西方的钢琴,对于西
方的《泰坦尼克》这些美的东西也感兴趣?美,怎么是矫情?

再次,我想谈谈文学如何感动今世的问题。以为感动今世,就
必写令世。这个误区带来一个令人怀疑的凝视存在的方向。这个方
向只知道观照现实。现实精神与写现实不能划等号,现实主义精神
绝对不能理解为叙述现实。写今天的他们不等于写他们的今天。文
学可以强调今天的现实,也可以倾向昨天的现实。从前的现实也是
现实,而且是经过沉淀后更为准确把握的现实。文学所表现的基本
的人性、生存状态、审美欲望是永恒的,从前与现在是息息相通的。

此外,另一个误区是给儿童文学的定义:给小孩儿带来快乐的
文学。“快乐”应该说是“快感”,包括喜剧的快感与悲剧的快感。
后者更为重要。西方儿童文学自安徒生以来,主要是悲剧的快感,
而我们的定义,则把这种审美的快感变成轻浮的嬉笑。“游戏”的
概念,西方实际上是放在悲剧的范畴。

过于看到思想的力量,而很少看到美的力量。二者至少应该相
等。“思想”在经历了一段时间之后,不过是一个见解,而美则是
永恒的。“新写实”就是只看到思想的力量。近日我看《北京文学》
时,发现有的作家不写人性恶,而是写人性的下作,写其无耻的一
面。这种现实主义其实是一种庸俗的现实主义。现在的文学作品实
际上就是两大块,庸常的写实生活,占85%,另15%是学西方的半
调子的。中国文学的根本出路在于中国自身传统的、古典的运用,
因为,“人的内心实际上是倾向古典的”。这个论题有机会可以深
入探讨。

这些当然不止是儿童文学的问题,而是整个文学的问题。当然,
儿童文学归根到底是文学。

中国少年出版社社长海飞在“六一”前夕格外忙碌,但他仍然准时
发来了笔谈的传真。他当然很清楚,他所代表的不仅是一家出版社,而
且是整个出版界的声音。他的笔谈,似乎是在对儿童文学出版做系统总
结:“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四老’现象。一是靠‘老祖宗’,二是
靠‘老外’,三是靠‘老作家’,四是靠‘老面孔’。古典文学名著、
外国文学名著及老一辈名家的作品,一出再出,重复不已。一经出版,
开本、版式、装帧、封面几十年不变。这种现象,使我国的儿童文学读
物的出版缺少活力。在江总书记提出抓好文艺‘三大件’以来,这一领
域的发展进入了一个较为繁荣的时期。如以《男生贾里》为代表的反映
中小学生生活的校园小说,以《花季”·雨季》为代表的青少年自画青
春小说,以“金犀牛丛书”为代表的成人作家儿童小说,以“天狼星丛
书”为代表的科幻小说等可以说是其中的佼佼者。今后,要想取得质的
飞跃,只有变靠‘四老’为抓‘四新’,即抓儿童文学新作的原创;抓
国外一流儿童文学新作的引进,让我国的小读者与国外的小读者处在同
一阅读线上;抓儿童文学创作新军的建设;抓推出儿童文学的新面孔和
新的标志性读物,加快与国际少儿出版的接轨。”


研究儿童文学的学者、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汤锐,在与记者的对话
中,则着重指出了“由青少年自己创作作品的这一新的动向所具有的意
义。”她说:“继深圳少女郁秀的长篇小说《花季·雨季》之后,‘自
画青春’长篇小说丛书9 种以及类似的作品,一经问世,就以其无可比
拟的鲜活的真实生活气息征服了年青的读者。过去由资深儿童文学作家
创作的作品总多少游离于真实的少儿生活之外,况且在格调上总会带有
成年人的沉郁、四平八稳、居高临下、不自觉的教训和粉饰生活,这在
青少年自己的作品中是看不到的。他们尽管有偏激和不成熟,但却绝对
真实地反映了少年人的‘现在时’的生活状态和心绪,对于传统的成年
人‘过去时’的儿童文学创作是一种有力的冲击。”她认为:“当代儿
童文学作家应该从对比中获得重要的启迪。”

不约而同,另一位儿童文学作家,现任作家出版社副社长的白冰,
有着与汤锐极为相似的意见。对于汤锐提出的文学现象,白冰说这些小
作家“本身就在生活之中,带着露珠似的生活,因而能写出鲜亮的作品,
这一点是目前很多作家做不到的。”当然,这个命题并不是意味着儿童
文学作家要让位于小作家,而是要从中“获得重要的启迪”(汤锐语)。
因此,白冰说:“如何准确地把握现在儿童的心理,是重要的命题。譬
如秦文君由于与孩子们始终保持有密切的接触,因此,她能够写出真实
表现孩子生活而又对时代具有极强穿透力的作品。”“当然,这不仅仅
是个生活的问题,还有根本观念的问题。中国大致有三种儿童文学观,
一是以长者为本位的传统文学观,根本否认儿童的独立性;二是以儿童
为本位的封闭儿童观,只承认儿童独立的价值,却忽视其现在的状态;
三是开放的儿童文学观,不仅承认儿童的独立人格,而且同时注意民族
文化对于儿童的塑造,承认儿童世界与成人世界的沟通,注意培养儿童
对人的模式选择中的批判精神,注意培养健全的人类个体。”“除了观
念的转变之外,还要注意适合这个时代孩子的阅读习惯。现在的孩子是
卡通时代的孩子,如果不考虑这一点,儿童文学也许就要失去读者。相
反,谁能拿出现在儿童喜欢的作品,谁就不仅得到儿童读者的喜爱,而
且,他就指引了儿童文学发展的未来。”

在电脑蓝色的屏幕上整理完采访记录,记者突然想起了两千多年前
的屈原。“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可惜,他精心培育的
“兰花蕙草”,却追逐功名,贪婪求索,一片“众芳污秽”。这不能不
说是屈原的悲剧。而今天,站在世纪之交时空的峰颠上,我们不能不珍
惜“重塑国魂”的历史契机:“冀枝叶之峻茂兮,愿俟时乎吾将刈。”
我们期冀着收获的季节。

文学是心与心的宇苗飞船
——毕淑敏散文管窥

一、毕淑敏散文印象

再认识毕淑敏,是读她的散文新作《保持惊奇》。“更加逼近人的
本质,毕淑敏的创作又上了一个台阶。”读了这本散发着墨香的散文集,
我与此读者所见略同。如果说,《素面朝天》作为毕的散文处女作,已


经显示了作者自然无饰、娓娓而谈、善用比喻等等方面的基本风格,为
其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她的目光关注毕竟局限于素面朝天的外在
风貌,虽然她也时时窥视一下素面下的内心;而《保持惊奇》,就高扬
起个性、人性的大纛,直面人的主体世界。

毕淑敏的文章为什么会予我以大家风范的直观感觉?我想,可能是
源于她的传统的对于社会人生的责任感,源于高原生活对于生命的顿
悟,源于她的由医生而文学的人生经历,当然,也源于她作为女性作家
的出发点,并由此影响她的表述方式。

当然,也源于她的创作之路是大道,而不是捷径中一鸣惊人地杀出
的。谁都知道大道是正途,所以,在文学创作的大道上,熙熙攘攘,拥
挤着渴望成功的奋斗者,它需要的是深厚的文学功底与真见卓识,所以,
虽为大道而难于成功;与此相反,寻求捷径者,只消苦心孤诣,或故作
高深,让读者越难懂就越仰慕;或忽发奇想,使编辑以为先锋前卫领异
标新,一夜成名,各领风骚三两天。

二、逼近生命的本质

毕淑敏的作品,特别是散文新集《保持惊奇》,日趋显示了逼近生
命的本质的特点,日趋深入人们的内心深处,这与它的医生经历似乎有
关。“医学与文学面对同样的标本,它们追求的最终目标是身的康健和
心的美好。”有感于此,毕淑敏手中的笔,就如同手术台上的手术刀,
是不肯将其视之为扬名立家的工具的,因为,她知道这是关乎人命的生
死攸关的事情,因此,她意识到,“文学是心与心的宇宙飞船,假如在
尝试多次后仍无法对接,读者飞驶的舱门将对你紧闭,任由你一厢情愿
的作品太空舱,在自圈的轨道里游荡,垃圾一堆。”(《医文异同》)

毕淑敏看到过太多的死亡和痛苦,因而对生命就格外珍惜,对人们
怀有宽厚的爱,有一种重任在肩的责任感、崇高感。在早先的一篇散文
中,她引用过福克纳的一段话:诗人和作家的特殊光荣就是“提醒人们
记住勇气、荣誉、希望、自豪、同情、怜悯之心和牺牲精神,这些是人
类昔日的骄傲。为此,人类将永垂不朽。”(《凝视崇高》)我当然无
意把毕淑敏与福克纳相比,但她确实没有一刻忘记作家的这一光荣。

在《保持惊奇》中,毕淑敏以〈我很重要〉作为开篇。这无疑是她
的一份宣言。观点并非独创,从西方文艺复兴时期开始,先哲们既已高
举人性的旗帜,张扬个性,崇尚自我。只是在中国,多少年来仅有一面
集体主义的旗帜高高飘扬。真理和谬误确实只一步之遥,我们不敢说“我
很重要”,“我们在不重要中生活得太久了”。因此,作者才要大声宣
布“我很重要”!在以后的文章中,不管是议论友情还是婚姻、电脑还
是环保、香港听歌还是日本旅游,你都能隐隐地或明确地听到这一宣言。

在《我很重要》《保持惊奇》《热爱说话》等篇什中,毕淑敏发现
了一片新的散文沃土,那就是直面民族的痼疾的疗治。当然,这也并非
新的发现,远的不说,鲁迅的对于国民性的痛加针砭,针感犹在。但不
同的时代,有着不同时代的意义。毕淑敏手术刀下的患者,是近几十年
形成的新的病症,它们是计划经济的滋生物,是依附于社会体制下的病
毒、肿瘤。人们对于这些病毒、肿瘤不仅习以为常、安之若素,而且认


为是原本如此,应该如此,因为,它们原来就是有意栽种的疫苗。譬如,
每个人几乎从小所受到的就是集体主义的教育,个人主义是万恶之源,
这种机制吸纳了五千年传统文化中可以利用的部分,使社会成为一个扼
杀个性的巨大的磨床,使不论怎样个性锋芒的人,都要打磨成为“一块
滚圆的鹅卵石”,“不再会惊讶江河的波涛。”传统的中庸之道与这种
集体主义的结合,不仅扼杀自我,抿灭惊奇,甚至暗哑每个个体的喉咙,
“君子纳于言而敏于行”,话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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