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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敖快意恩仇录-第5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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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表示一定是“男儿”,但比起周围的白虎成群来,至少还够看看样子。最耐人寻味的是,
梁肃戎下台后,跟我又吃饭、对我又赠书,完全回复到一个正常的东北人,并且愈老表现得
愈有落日余晖,他的故事,告诉我们,国民党虽然坏,但有的党员还有良知,只是显晦之
间,愧对国人而已。又一个老贼级的故立法委员吴越潮,一天向我说:“国民党中有坏人也
有好人。因为有坏人,所以无法把国家治好,丢了大陆;但因为有好人,所以虽然丢了大
陆,还没完全垮台。”我回答道:“我承认国民党中有好人,但是有了又怎样?有了还不是
有意无意间帮助坏人作恶?二十年前,在美国新闻处副处长司马笑的家里,叶公超就向我
说,他加入国民党,原希望他两脚踩到泥里,可以把国民党救出来,结果呢,他不但没把国
民党救出来,反倒把自己陷进去。
  可见纵使好人,加入了国民党,也无补于他自己的牺牲,只是帮国民党苟延残喘而
已。”我一生痛恨国民党,我痛恨它,与这岛上一般痛恨它的人不同。一般人从小被它骗,
骗得加入它,成了或做过它的党员,最后才有所觉悟,但仍要跟它接龙、跟它画虎、跟它委
蛇、跟它待兔……我却全不如此。我从在北京念小学时就对国民党厌恶,这一厌恶使我一直
坚持不做它的党员,虽然这一坚持,带给我几十年的不方便、“不识时务”,但我不但不后
悔、反引为自豪:余致力不屑与国民党同流合污,凡四十年。四十年问,且由厌恶国民党,
演变为痛恨国民党。不但痛恨,且能在有生之年、在国民党的地盘上,把这种痛恨,发之为
文、印之成书、公之于世,李敖的伟大,于此可见。
  以上所写猪猡纪,多下笔在“中国猪”身上,而少落墨在台湾人身上,为什么?因为,
台湾人悉为“中国猪”几十年教化的产品,为猪子猪孙,其猪性不足深论,论猪性,擒贼擒
王擒到那票坏的外省人身上,即知源头活水、即可了然,故对台湾人属性,我点到为止。试
看我写《共产党李登辉》、《李登辉的真面目》等书,以及与斤丰瑜合作发表独家报告——
《揭发李登辉“鸿禧山庄”贪污舞弊案》,乃至于我写的《民进党研究》、《冷眼看台湾》
等书,究其元凶祸者,皆那票坏的外省人使然,台湾人只是从犯而已。正因为我早就看清这
点,因此在政治方面,我带头反抗国民党时,我心里早有准备,远在十四年前,一九八四年
二月二十五日,我回信给牟力非,就提出《我为什么支持王八蛋?》之说,我写道:
  ……我的看法是:“‘搞民主’的中国知识分子”,即相当于反对党人士,这些人士,
因为是政治人士,他们的品德,即不能高估(对搞政治的人,不论哪一派,都要严子注意,
不可轻信)。我们支持他们,支持的,不是他们本人,而是支持反对党政治,我们为反对一
党独大、一党独裁而支持他们,他们也就在这一“反对”大方向上的正确,而值得我们支
持。除了这一大方向的正确外,其实由政客对政客观点对比,他们与国民党殊少不同,在习
性上,且尤其相近,他们的个人极少比国民党中拔尖的个人好。简单说来,他们只是在大方
向上胜过国民党而已,其他方面,跟国民党是半斤八两。但话说向来,要完成两党以至多党
政治,支持王八蛋打龟儿子就在所难免,否则全是龟儿子独大、龟儿子独裁,绝不是办法,
在龟儿子的暴政下,只有支持王八蛋来取得平衡。英国的保守党工党、美国的民主党共和
党,都是龟儿子党工人蛋党平衡的范例,引西证中,询可如是观。
  正因为真相不过如此,我对“‘搞民主’的中国知识分子”,无所谓失望、对党外人士
无所谓失望,他们不懂“信义”不足怪,不懂许多应有的道德品质也不足怪,只要他们在大
方向上不太迷失,就不必苛求。古话说“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我今下一歪
解,该说“不贤者识其大者”,惟有对不贤者能识其大、其他他们的小把戏,也就不足道
了。
  这篇文献,显示了我的基本心境,其实既清醒又苍凉。这些现实的政治人士,他们找
我,多是有求于我的时候。上海流氓头子杜月笙讲过一句话:“你以为我们是什么人?我们
这种人都是夜壶。”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别人内急了,要小便了,赶紧拿了去小便,小便完
了,见不得人了,赶快藏在床底下。
  我对党外来说,就是夜壶。其实支持他们活动,对我也是一种发泄,有内急时把尿尿出
之快,施尿对象且是国民党龟儿子之类,其快何如!有一次我在阳明山公墓看死人,内急
了,看到钱思亮的坟,就小便上去。——钱思亮当年馅媚胡秋原,以伪证信陷害我、以禁教
书逼殷海光,如此软骨台大校长,死后得以尿诛,实乃尿道所在,天道在焉。
  我带头办党外杂志兴风作浪,颠覆国民党,有一个绝活,谁也写不过我,就是我在文章
中的大量证据与丰富资料,我博闻强记,并精通各种反面教材,例如我精通蒋介石的所有狗
屁文字,这一点就令人咋舌,尤其令敌人咋舌。我在演说时常打趣说:“我刚坐牢时,特务
们说你李敖太坏了,什么书都不准你看。我闷得发慌,就向他们说:《三民主义》可不可以
看呀?他们一想,《三民主义》总可以给他看。我有了《三民主义》,又向他们说:《国父
全集》可不可以看呀?他们一想,《国父全集》也可以给他看。我有了《国父全集》,又向
他们说:《蒋总统集》可不可以看呀?他们一想,《蒋总统集》当然更可以给他看了,因此
我有了一大堆狗屁书,就坐在马桶上以臭对臭,看起来了。我想全世界的人谁都没全部看过
《蒋总统集》,包括‘蒋总统’自己,因为其中许多狗屁文字是别人替他捉刀的。可是我李
敖却全部看过,这下子可不得了,我成了国民党总理与总裁著作专家了,最妙的,我在这些
大量的狗屁文字里掏到不少妙论,诸如‘中华民国亡国论’、‘反攻无望论’、‘赞成西藏
独立论’等……都曾出自蒋介石的谈话,这些谈话本是机密的,可是后来秦孝仪等文学侍从
之臣,认为领袖的言论还有什么问题,因此照单全收,糊里糊涂编印出来,最后被我看到
了,大大泄了国民党的底,这是何等痛快!”
  以蒋介石的“中华民国亡国论”为例:在一九五0年三月十三日,蒋介石在“阳明山
庄”讲《复职的使命与目的》中,我自去年一月下野以后,到年底止,为时不满一年,大陆
各省已经全部沦陷。今天我们实已到了亡国的境地了!但是今天到台湾来的人,无论文武干
部,好像并无亡国之痛的感觉,无论心理上和态度上还是和过去在大陆一样,大多数人还是
只知个人的权利,不顾党国的前途。如果长此下去,连这最后的基地——台湾,亦都不能确
保了!所以我今天特别提醒大家,我们的中华民国到去年年终就随大陆沦陷而已经灭亡了!
  我们今天都已成了亡国之民……
  看到了吧!照蒋介石的说法,“中华民国”早在“去年(一九四九)年终”就“灭亡”
了,这不是“亡国”又是什么?可见说“中华民国”未亡者,自不符合“中华民国总统”的
“总裁言论”也!
  再以蒋介石的“反攻无望论”为例:一九五九年五月十五日,蒋介石在《掌握中兴复国
的机运》中,就有这么一段:
  如果再过十年,超过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期限,还不能反攻复国的话,那就任
何希望都要破灭了。
  照蒋介石的说法,如果在一九六九年以前回不去,以后也永远回不去了。假若如此,我
们在一九六九年以后是否也应查禁《蒋总统集》,以阻止“反攻无望论”的流传?换言之,
假使不查禁《蒋总统集》,我们就应予《自由中国》平反,昭雪雷震。因为雷震当初就是以
“反攻无望论”入罪坐牢的。
  再以蒋介石的“赞成西藏独立论”为例: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六日,蒋介石《告西藏同
胞书》中,就有这么一段:
  我中华民国政府,一向尊重西藏固有政治社会组织,保障西藏人民宗教信仰和传统生活
的自由。我现在更郑重声明:西藏未来的政治制度与政治地位,一俟摧毁匪伪政权之后,西
藏人民能自由表示其意志之时,我政府当本民族自决的原则,达成你们的愿望。
  请问,这怎么解释?不是公闻表示你允许“藏独”吗?换言之,一旦你回大陆以后允许
“藏独”,是否你回大陆以后也允许“台独”呢?假若如此,那台湾要想“台独”,只有先
帮国民党反攻大陆了。我举这个例子,只是要证明,何必搞内幕呢?我们只要精通公开的资
料,再赋予新的解释,就非常有趣了。
  我这种国民党总理与总裁著作专家的恶作剧,可真苦了为国民党搞宣传的那些大员们。
最灰头土脸的是秦孝仪,秦孝仪以外,其他国民党文宣大员也闻之胆寒。有一次在李涛“二
一00全民开讲”节目上,碰到国民党文工会头目廖风德,他私下告诉我:“你李先生提出
蒋总统‘中华民国亡国论’以后,我们中央党部文工会急了,赶忙去查,看你是不是造谣,
结果在总裁一九五0年三月十三日的秘密谈话中,果然找到了那段话,我们又气你又佩服
你!”我听了,哈哈大笑。此蒋介石关李敖之功也!结果关出个蒋介石专家来,把他搅得七
荤八素,真是活该啊!看你还敢关老子!
  从一九八二年我四十六岁到一九九二年我五十六岁十年间,我展开了颠覆国民党的“笔
伐”大业。这一大业,我做得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因为有史以来,从来没有一个人,
连续十年之久,做这样博学而艰苦的斗争。这一斗争,还有两个旁支,一个是我为人辨冤白
谤,从英雄张学良到名将孙立人、从死囚张国杰到老兵李师科……乃至奇冤异惨的种种大小
案件、翻案史实,我都介入其中,奋笔为文,大量出书,不遗余力;另一个是我不但带头批
评国民党,也在党外人士不争气的时候批评党外,我写过《党外与浑蛋》、《我们要有批评
党外的自由》等文字,并且对“台湾人的政治规格”,多所着墨。最后这批人当道了、当家
做主了,就轮流执政的意义来说,我已功德圆满,虽然我不免发生错误。例如我当年骂他们
是浑蛋,现在我承认我骂错了,实际上,公道他说,他们实在不是浑蛋——他们是大浑蛋!
  不论是支持王八蛋也好、谴责大混蛋也罢,我的“阶段性使命”业已达成,这些杂碎之
人之事,对我都是泡沫,我懒得再多写了。——“‘猪’事不宜”,不亦宜乎?


16 闹衙纪

一代大侠,放刁司衙 民国不见,只见中华
  我从三十六年前(一九六二)被胡秋原告到法院后,自此讼性大发,打官司变成家常便
饭,前后出庭几百次,或原告、或被告、或告发人、或代理人,进出法院,自己几无宁日,
而敌人与法官更无宁日。三十六年来打的官司之多,已难毕数,但有一批官司,最有施教作
用,那就是我跟台湾伪政府的官司,也就是以老百姓身份跟官衙的官司。自来衙门欺负老百
姓,本是常态。但这一常态得以形成,老百姓的消极配合,也有以致之。换句话说,一方面
衙门欺负你,作威作福;一方面你忍耐它的欺负,逆来顺受,这样子搭配,才完整构成这一
欺负的作业,而令大官人私心窃喜、获得快感。
  如果被欺负的一方,挺身而斗、据理力争,不甘被欺负,而要跟衙门斤斤计较、纠缠不
休,则衙门未必胜算,而大官人未必得可偿失。斗争到最后,衙门之头可灰、大官人之脸可
土,而吾济“刁民”之一口鸟气,亦可稍吐于万一矣!我生平是深信这种斗争哲学的,我以
做“刁民,为荣。每遇到衙门找麻烦,只要是于法有亏、于手续欠妥的,我一定把麻烦找回
去。问题是一定得找到机会才好动手,好在国民党坏事做得多,机会是不愁没有的。
  我生平著作上百册,可是国民党查禁了九十六册,查禁法令,种类滋彰,或根据“台湾
省戒严期间新闻纸杂志图书管制办法”、或根据“出版法”、或根据“戒严法”、或根据
“台湾地区戒严时期出版物管制办法”……不但弄得我们眼花镣乱,连他们自己也眼花镣
乱,尤其在下级执行人员执行时,更是眼花镣乱。就在这种眼花缭乱中,在几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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