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牟志京当然无法证实自己的逻辑而为自责找到确实的根据，谁也没有推翻牟志京的结论的根据。其实，谁都清楚，遇罗克之死不是某个人的责任，也不是那张报纸办与不办的问题。事实是，遇罗克在劫难逃，遇罗克必死无疑！这不是遇罗克一个人的命运，而是所有离经叛道者的命运，就如同林昭和张志新。况且，遇罗克正义的声音毕竟穿过黑暗，使我们蒙羞的历史有了一点儿炫耀的资本；遇罗克淋漓的鲜血已经使众多苟且者无地自容。但是，不管遇罗克多么英勇，不管时代怎样需要英雄，谁也不会把一个活生生的人推向枪口。我想，除了冷酷的政客、投机分子、阴谋家，即使是战场上最理智的将军，目睹士兵们在他的号令下冲锋、死亡，也不会无动于衷。而牟志京当年不过是一个和遇罗克一样充满了幻想的热血青年。他绝对没有想到，当万人大会批判了“资反路线”，当周恩来对于他因反对“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被迫害表示同情之后，《中学文革报》却因为发表了《出身论》，而出人意料地被宣布为反动报纸，遇罗克首当其冲地被推上了断头台，牟志京怎么能够推翻他的逻辑而放过自己呢。
读杨健的散文《怀念阿南》，曾使我潸然泪下。文章讲述了作者青年时代的挚友，“文革”时在军中因无法解脱精神的苦闷而自弃的思想历程。震动我的不止是阿南的死，还有作者无法弃绝的内疚之情。杨健的内疚正在于，阿南死后的结论中明白地写着：因受杨健成名成家思想的影响……
在这样的内疚和自责中，他们怎么能够保持内心的高傲和宁静？我怎样能够保持内心的高傲和宁静？
第三部分：幸存者的不幸幸存者的不幸 6
也许因为在“文革”中当过政治犯的人很多，十几岁就坐牢的人不少，因此，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听说坐牢绝不会大惊小怪。倒是如今的年轻人，不管是出于对历史的关注还是好奇，常常对此表现出很大兴趣。当有的人让我讲述狱中生活时，我会告诉他们，监狱里的伙食比知青插队时的伙食好，早餐可以吃到很多家庭都买不起的北京辣菜、朝鲜辣菜和熬得稠乎乎的玉米面粥；我会告诉他们，犯人如何利用每个月发一次针的机会，巧妙地在磨薄了的竹片上捻出一个针眼，然后偷偷地在号里缝制棉裤棉背心；我还会告诉他们，同案犯能够在队长的眼皮底下利用“放茅”传递纸条“串供”。这些故事又新奇又好玩儿，使本来颇有同情心的听众的同情心着实地落了空。有时也会讲到我戴上手铐时的恐惧，讲到我在只能走五步的空间里散步时的孤独，讲到看着预审员听我讲外国小说时津津有味的样子时一个犯人的优越感，以至讲到我决不承认自己是反革命时的所谓英勇。但是，我无法讲述我的负债和我的内疚。宽厚的人会为我解脱，他们原谅我，说那不是我的责任；洒脱的人会说我活得太累，有自虐倾向；说不定还会有刻薄的人觉得这是一种无病呻吟式的虚伪和做作。
这是一个解不开的情结。只有经历过这种内心折磨的人才知道，那就像是一种除不了根的慢性病，它不影响你吃，不影响你睡，也不影响你工作。你不会疼得呻吟，也不会弱得喘息，但是它存在着，若即若离地、时隐时现地存在着，让人不得安宁。
我的困惑在于：人，究竟能在怎样的意义和程度上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我，在这一事件中应该承担怎样的责任。
即使想明白了，我又能做什么呢？事实上，谁也无力偿付别人付出的代价，无法分担别人所承受的不幸。我惟一能做的是：不放弃内疚和自责，像牟志京，像杨健。
对给自己造成的后果负责任是一回事，对给别人造成的后果负责任是另一回事；对与错的判断是一回事，好与坏的判断是另一回事；在社会政治的层面上对别人有所交待是一回事，在情感和心理上对自己有所交待是另一回事。那么，我们选择的依据应该是前者还是后者呢？常常是，既不能放弃前者，又无法回避后者，为此我们只能处于两难。既然这不是是非问题，不是道德问题，不是尊卑问题，甚至不是素质或水平问题，那么如果谁肯于背负、能够背负的话，一定不会是荣辱与得失，剩下的仅仅只是一份心愿而已。
二十年过了，时至今日，我仍然没有为我的困惑寻找到答案，我仍然只能说，有这份心愿比没有这份心愿好。对于你所为之内疚为之自责为之追悔的人们，一份心愿固然没有特别的意义，但是对于当事者来说，其意义就要重要许多。至少，它可以叫你记住：一个人，并不能因为承受了足够多的苦难，就可以无视、藐视别人的苦难；至少，它还可以让你记住：你没有资格把你的所谓苦难经历当成个人的人生资本，因为付代价的决不只是你一个人，甚至不只是你的亲朋好友，还有许多完全与你无关的人。他们在这次劫难中受到的伤害有些被我了解，另一些可能我永远不会知道。但是，只要了解我们周围每一个人在其中受到的创伤，以及这创伤怎样使人在精神上一蹶不振，怎样使人在道德上自暴自弃就足够了。
我之所以坐牢，充其量只能说是受了正义的感召，因此我不可能事先想到后果。但是，我常常自问：如果再面临一次“文革”，我会不会有不同的表现？
遗憾或者幸运的是，历史不会一成不变地在同一个人身上重演。可以肯定地说，现在的我，不会再像二十年前的我那样单纯和幼稚，即使我仍没有学会圆通；但我可以肯定地说，仍然会有年轻的小姑娘、小伙子，像我当年一样单纯和幼稚，即使他们也许到了我这个年龄时会变得比我世故。总之，只要世上还存在强权、暴力、邪恶和野蛮，总会有人出于正义出于尊严站出来反抗，反抗者必然会受到迫害。不仅如此，它的复杂性在于，如同“文革”一样，不可能简单地一方是迫害者，另一方是被迫害者。当年有几个人不曾参与那场反文明的浩劫，如今又有几个人可以说自己是清白之人坦然之人呢？不要说那些落井下石者、投机钻营者，即使是像我这样被捕坐牢的被迫害者，又有几个人没有付出过违心屈从的代价，没有付出过连累亲朋好友的代价呢？那么，只要他有一双能够凝视自己内心的眼睛，有一颗能够感受良知的心灵，他就不可能保持内心的高傲和宁静。
用自己的血唤醒民众的人是英雄；试图用别人的血唤醒民众的人是伪君子；使无辜者付出血的代价的幸存者是不幸的人——我们承受着被侵害与侵害的双重不幸。这不是一个造就英雄的时代，对于我们这个民族来说，也许真正的英雄并不是敢于抛头颅洒热血的勇士，而是能够忏悔和敢于承担责任的罪人。
有时候我想，这也许不只是中国人的命运，人与人像链条一样连接着，上帝总是借他人之手将幸运或者厄运传播，我们每个人都无可逃避地既是施者又是受者，每个人的心灵都既是天堂又是地狱，如同耶稣基督，承受人间所有荣辱，再把所有荣辱投向人间。
也许这正是人类真正的悲哀所在。但是人并不因此就没了悔没了愧没了悲悯。尽管看透了这一切最终不过是无用的精神游戏，我们还是不厌其烦地花样翻新地重复着同一个游戏，并且把这看成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最后的证明。但愿这正是人类真正的希望所在。只有当我这样想的时候，才能感觉到尊严和骄傲又回到了我的身上，我才有勇气赴这二十年前的约会。
第三部分：幸存者的不幸幸存者的不幸 7
事情已经过去了很多年，我们相互很少联系。当年的通信从公安局的卷宗回到了我的书柜，只有在每次搬家的时候才翻捡一遍。写信在如今似乎已成为奢侈，通讯方式从电话、传真过渡到E…mail。我们生活在不同的城市，有不同的职业，每个人都面对着不同的生存境遇。况且，当天真的热情消退之后，似乎恍然明白了一个浅显的道理：人生哪有不散的筵席？我因此而原谅自己的粗疏，并在这种不断的原谅下变得麻木不仁。
但是，就在这个夏季，当列车载着我驶向陌生的城市，驶向久违了的朋友，驶向我内心深藏的黑暗，我才发现，有些情感是可以随时间的推移而淡出的，而有些情感将纠缠终生。对于那些擦肩而过的人，浮光掠影的事，尚且能唤起些许温情，面对曾经与你患难与共的朋友，一个再冷酷的人也不可能真正麻木。
火车到站已是夜晚。我在昏暗的灯光下找到来接站的郭海和朱长胜。我没想到，太原市有像长安街似的笔直而宽阔的马路，只是因为前两天的洪水，路边到处可见堆积的泥沙折断的树枝。长胜一路上给我讲述想穿过马路急于回家的市民被洪水淹死的惨状，讲述洪水如何从城外废弃的小煤窑涌进市中心又因为排水堵塞而造成灾害，讲述省里如何说服中央新闻单位记者站不做灾情报道……看得出来，他仍然活跃并且入世，难怪在八十年代，便把全国第一个“刊授大学”办得有声有色。而郭海则像当年一样沉默着微笑着，我知道他只有在特定的氛围里才能够很好发挥，每讲一句话都认真得让你不忍心错过。
孩子们的成长提示着岁月的无情，长胜的儿子到了几乎和我当年认识他的父亲时的年龄。但是他们依然叫我“小妹”。郭海的儿子好奇地审视着我：“原来你就是那个小妹呀！”我不知道，他的父亲和叔叔们，以怎样的方式使一个孩子熟悉了一个未曾谋面的阿姨；我不知道，他是否了解他的出生、现在这个不完整的家庭，以及两个同母异父的哥哥，与眼前这位“小妹阿姨”有着怎样的联系；我更不知道，等他长大成熟起来，是否还能像现在一样，给我一个友好而开朗的笑。
普光在机器隆隆的车间里接我的电话，他很遗憾不能很快赶过来见我，下班后他要赶到医院，老父亲成为植物人已经多年，他和哥哥轮流着隔天要到医院去守夜。他固执地不肯花钱请外人来护理，打定了主意要对曾经为了他的问题而从局长位置上下来的父亲尽全孝。因为同样的理由，二十年来，他坚持不离开原来的工厂，只是接替了车间老主任的位置，尽管那是一个常常发不出工资的国营大企业，他说能够同甘共苦、同舟共济的人际关系对他来说比什么都重要。
不可能再有二十年前的阵容。晓峰辞职到深圳当高级白领已经多年，偶尔打来长途聊聊，知道他在商海沉浮的艰难与孤独。回太原虽然是飞机来飞机去，却少有闲暇与老朋友相聚。当年，他是这伙人中哲学、马列的书读得最多、理论功底最深的，用现在的话来说，也是最能侃的。也许正因为如此，他能在深圳那样一个精英荟萃之地，成为一人之下众人之上的角色。这么多年来，没有见过面的只有建新，只知道他去海南挂职当过县长，后来又成为老板，有宽敞的房子住，有“蓝鸟”轿车开。记忆中的建新穿着浅灰色的海军军装，我当然没有理由独独要求哪怕仅仅希望如今西装革履的建新仍然是单纯的浪漫的，我非常非常想见到他的理由，不过是想知道他是不是仍然喜欢文学，但愿建新不会认为这是一个可笑的理由。
当郭海和长胜送我踏上归程时，我意外地被深深的遗憾所困扰，似乎想说的还没来得及说，该聊的还没尽兴地聊，没有期待中的彻夜长谈，没有想象中的无边畅想……
有不少人批评我的怀旧情绪太重，有人干脆直问我：你是不是希望人都应该像二十年前一样？我也干脆地回答说：不是！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人应该或能够割断精神与情感的历史。对于以往的经历，重要的是对于有价值的精神与情感的延续与占有。常听到不应活在过去的告诫，事实上没有人能够活在过去，就如同没有人能够重演历史一样。同样，也没有人能够哪怕一刻占有完全摒弃过去的现在。还有人和我讨论：理想主义是好还是不好？我认为，这是一个不成立的问题。人需要吃饭是好还是不好呢？饭吃得太多人会发胖，但不吃饭人会死。是的，人就是这样，在为追求理想所付出的代价而惋惜的同时，又为理想主义的失落而痛苦，这将是一个现代人永远的悖论。
我很想知道我们还能不能在一起讨论关于理想、怀旧和过去与现在，讨论英雄的忏悔与罪人的反思……我很想对他们说，如果能够，我一定重访太原，看望我的兄长，看望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