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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问题是要解决传统产业的振兴，第三个问题是要积极地参与全球化进程，融入到全球化的分工体系当中去。 陈 耀：重庆直辖以后，可以说是面临“三座大山”：100万的库区移民搬迁、300万的贫困人口脱贫和国有企业的改造。现在移民解决了80多万，贫困县的帽子虽然基本上脱了，但这种脱贫的基础是非常脆弱的，重庆西南和贵州接壤的地方，灾害频仍，而且几乎没有工业基础。另外，国有老企业的问题特别突出，主城区工业“退二进三”的改造还很不彻底。 老工业基地需要政策大力扶持？ 《21世纪》：在重庆直辖初期，吴邦国到重庆考察时曾经指出，重庆是“西部现象”和“东北现象”的叠加。2003年8月启动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之时，重庆一度提出要与东北“老大哥”共同振兴，但后来国务院下发的文件中，还是将老工业基地界定在了东北三省，重庆国有企业负债、下岗职工的就业和社保由此成为问题。 魏后凯：重庆现有的工业基础还是不错的，问题主要在于机制和体制。要改变这个状况，需要从两个方面考虑：首先要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和外向型经济。现在西部地区包括重庆的国有企业比重大，主要是因为外商投资和民营企业发展太慢。 其次，就是要分类、分批搞好国有企业改革，该破产的就破产，该拍卖的就拍卖，该转制的就转制。国有企业的退出需要付出成本，可能需要中央给予一定的支持。 王一鸣：1985年国家确定上海、武汉、重庆、沈阳、天津、哈尔滨为六大老工业基地。对于老工业的改造和调整，从军转民这个角度来看，重庆是最成功的。 当然，重庆要完成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还有许多事要做：首先，要实现产业振兴，现有的工业就要按照供应链的关系进行整合，优先培育和发展利润状况比较好的核心企业，外围其他企业的产业要围绕核心企业进行整合，也就是所谓产业集群的概念。还要让这些企业和产业充分参与国际分工，成为国际化供应链当中的一个环节。 第二，要解决体制转化问题，进一步调整国有企业的产权结构。2001年重庆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还是61％，相比沿海地区，这个比重还是相当大的，而重庆的国有企业又是以大型企业为主，在这种情况下，更有必要搞产权多元化，实现混合所有制。 第三，要解决就业和社会保障问题。就业压力来自何方呢？一是老工业基地的调整过程中，退出市场的企业遗留下的工人，另一个就是库区移民的安置带来的就业压力，再一个是库区800多家企业就地关闭带来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当然需要靠重庆经济的良性循环，但是也需要国家的支持。 陈 耀：解决老工业基地问题，主要靠自力更生。现在来看，重庆在中心城区的规划做得相当不错，主要有三大块：都市发达经济圈、渝西经济走廊和三峡经济生态区，按照这三大经济区，统筹经济发展，打造城乡共同繁荣的格局。这是重庆应当努力的方向，而不是主要依靠国家进一步的支持，成立直辖市已经是一个很大的支持了。
第三部分：中国市场经济成渝联合打造中国经济第五极
《21世纪》：在西部大开发战略中，重庆的战略地位至关重要，如何利用这个政策契机更好的达成区域经济整合呢？ 王一鸣：西部大开发重点在“两带一区”——西陇海兰新线经济带、长江上游经济带、南（宁）贵（阳）昆（明）经济区。重庆是属于长江上游经济带的中心城市。在西部大开发的西北、西南两大板块中，重庆在西南处于门户地位，应该强化重庆作为西南地区窗口的功能。三峡大坝建成后，万吨级船队可直达重庆，重庆的物流中心地位将得到强化，使成都、川西成为重庆港口的腹地范围会有进一步拓展，还可以吸引四川的一些制造业企业向重庆转移，五粮液酒厂就准备在重庆搞一个大型配送中心。 第二个走向，就是重庆和成都的整合。成都的城市发展是向东、向南，基本走向就是沿着原来老的成渝高速公路，实际上是往重庆方面靠。重庆是向北发展，包括向江北、渝北发展。最近重庆正在修建到成都遂（宁）渝铁路和高速公路，这样会使两地形成第二条通道，重庆的物流量将迅速增加，使得两个城市整合的基础设施更加扎实。 魏后凯：实际上对重庆和成都的整合问题仍有很大争议，其一是“谁为中心”的问题，这与经济实力有关。其二，从门户地位来看，在过去重庆是西南的一个重要门户，但随着南昆线的修建西南有了新的出海通道，假如沿着珠江将西南三省和珠三角地区打通的话，重庆的门户地位将大大下降，而成都将更加接近新的通道。 我个人觉得重庆在四个方面有希望成为中心。第一就是航运中心，我不同意物流中心的说法。根据我的判断和研究，现在重庆物流不如成都搞得好，成都的物流和商贸相对发展很快，重庆与之相比有很大的差距。但航运这一块，重庆搞得好。 第二，就是管理控制中心，现在跨国公司和大企业在西南地区肯定要选一个点建立总部或区域总部，要不就是重庆，要不就是成都。在这一点上重庆还是有优势的，但是也面临成都的竞争。 第三，就是研发中心，我考察了一下，重庆和成都两地的条件差不多，两家都有希望成为西南地区的研发中心。 再一个就是制造业中心，我们最近研究表明，在工业化推进阶段，大城市包括国际大都市一般都是制造业中心，重庆有这方面的优势。 王一鸣：重庆和成都的影响范围基本不重叠，而且它们有一个相对稳定的边界。成都的传统辐射范围，包括川西、川北和西藏，重庆的传统辐射覆盖范围包括宜宾、内江等川南地区，还有万县、涪陵等川东地区，以及贵州的北部。所以这两大城市的发展不会有太大的矛盾。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迅猛发展的情况下，重庆和成都不是相互比较的问题，而是怎样整合的问题，就是要参与到长江经济带的分工中，参与到长江经济带的供应链中去。 陈 耀：现在人们都期待成渝地区形成一个比较大的中心，甚至提出，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唐、东北、西南应该各为一级。但是，我感觉现在的“双头龙”现象即成渝之间的竞争，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还会存在。 魏后凯：现在整个重庆和四川作为长江上游地区，和下游地区的差距在不断拉大。上游地区如果不加快发展，有可能被边缘化。从这个角度说，二者合作的范围还应该更广一些，可以是川渝黔的合作，最终可能形成一个双核心的大的经济区。当然，从区域合作的角度看，我觉得有四个方面很重要：基础设施的一体化、要素市场的成熟发育、资源的联合开发、一个相对独立的协调机构。原来是六省七方，现在叫“六省七方经济协调会”，六省包括西藏、云南、贵州、四川、重庆、广西，再加上成都就是七方。
第三部分：中国市场经济建设长江上游经济中心的突破口
《21世纪》：重庆提出，到2020年分“三步走”实现中央提出的“建成长江上游经济中心”目标，实现经济总量比2000年翻两番，西部大开发全面见到实效，那么，重庆发展的突破口在哪里？ 魏后凯：关键一点就是要提升产业竞争力。一个地区的经济要发展，规模要做大，产业没有竞争力，就是一句空话。有几点可以考虑：第一，应该和成都合作，联合沿线和周边城市，共同打造一个从重庆到成都的成渝制造业带；第二，要立足现有的产业优势，按照产业集群化的思路，把产业链做长，构造一批优势产业的产业链；第三，以重庆为中心，构筑1～2小时的产业协作配套圈，完善地方产业配套体系。现在投资除了硬环境和软环境的要求之外，产业配套能力应该是第三投资环境，它是一个地区招商引资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王一鸣：重庆要巩固中心城市地位，需从五个方面着手，第一要培育一批盈利性企业。这是重庆发展的核心和关键。 第二，要改善它进入主体市场的条件。我国的主体市场在沿海地区，而且主要通过沿海地区才进入国际市场。改善重庆与主体市场的通达性是个关键问题。三峡大水坝完成以后航运条件会有改善，但还要加快铁路和高速公路等工程建设，重庆的投资环境才会有大的变化。 第三，打造产业竞争力。不要求全方位发展，有些该退出的就要及时退出，整合资源，把有竞争力的产业链做大做强。 第四，创新能力的建设。凡是有生命力的产业，都是由科技创新能力做支撑的。创新能力的关键在于人力资本，怎样吸纳和留住人才的问题，非常重要。 第五，政府的合理定位。政府要有为有位，一方面要合理定位，另一方面要大胆创新和探索，有所作为的同时又不要越位错位。重庆是个勇于创新的城市，从它是第一个综合改革的试点城市、首试官员问责制、撤销所有的汽车过桥收费关卡等都可以看出重庆的创新勇气。 陈 耀：重庆能源丰富，它现在的优势就是汽车、摩托车产业、装备制造业、能源和物流。重庆的服务业比重不可能像其他几个直辖市那么高，将来在西部地区，制造业可能还是会作为产业上最突出的一个方面继续加强，并可能发展成为中国西部最大的现代制造业基地。 遏制“台独”的经济筹码（1） 作者 ： 王海明 民进党“执政”以来，中国台湾地区经济持续低迷不振，甚至陷入战后罕见的经济负增长窘境。对此，台湾岛内有舆论认为，这是内地“磁吸效应”造成两岸经贸关系过密的后果。 我国“和平统一”的方针确立以后，两岸经贸快速增长，内地最终超过美国、日本，成为我国台湾地区最大的贸易伙伴。与此同时，台商在内地的投资与日俱增，内地的宽松政策和市场的巨大潜力甚至吸引台商举家北迁，昆山、东莞、厦门都成为著名的台商聚居地，从这些根据地开始，台商的触角迅速延伸到西部、北部和东部的广大地区…… “外温内冷”的经济格局之下，外销订单与出口的迅速增长，成为带动台湾地区经济恢复性增长的主要原因，也使得台湾地区得以完成一条完美的产业链条，将其地域分工优势最大化。 但是，两岸的经贸关系受两岸政治气候影响甚大，在当前“台独”势力猖獗、台湾政治走势微妙的情况下，这种走向就更值得关注。2004年5月24日国台办发言人张铭清就曾在新闻发布会上明确表示：推动两岸的经贸及各方面的交流是我们一贯的立场，不会有台商投资受影响，但要说明的是，对于在内地赚钱又回到台湾支持“台独”的人，我们是不欢迎的。 我国台湾地区经济是否被边缘化？如何处理两岸经贸关系？如何对待日益壮大的台商经济？又如何打开两岸经济整合的突破口？ 6月12日，以一篇短文引起台湾股市大地震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副研究员王建民、刚刚访台归来的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副研究员牛新春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高尚全，共聚“21世纪北京圆桌”第14期，就两岸经济一体化和台商经济扩张等问题展开讨论。
第三部分：中国市场经济重新检讨两岸经贸
《21世纪》：1980年代以来，两岸经贸关系发展相当迅速，我们首先梳理一下内地和台湾经贸关系的发展脉络。 王建民：历史上，中国台湾地区一直是中国经济体系的一部分。日本占领我国台湾后，台湾地区逐渐被纳入日本经济体系。二战后长达40多年的时间里，台湾地区则融入美国经济体系，在1980年代初期，台湾地区对美国的出口依赖度甚至达到了48％。改革开放以后，两岸经贸迅速发展，台湾地区经济也逐步回归到了中国经济体系。按照我国海关统计，2003年两岸贸易总额突破500亿美元，达到5836亿美元，取代美国和日本成为台湾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台湾地区对香港地区和内地的出口依赖度达到345％，内地对台湾地区增长的贡献率超过70％，如果没有到内地的出口，台湾地区经济增长将下调2个百分点。 《21世纪》：面对两岸经贸关系的迅速发展，在两岸关系不稳定的前提下，我国应该采取怎样的政策来处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