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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在“文革”以前，革命意识形态在起作用，有革命信仰。“文革”结束以后，政治道德和行政道德都出现了一些问题，而这正是问责制的基础。任何制度都是可以被毁灭的，制度的严密程度永远没有人心计深而且细，所以提升官员的基本道德和伦理意识，是非常重要的。
第三部分：中国市场经济官员问责制渐进而行
第二个在行为主体方面，要建立行为主体的权力基础，实现一种权责利益的均衡机制。问责被滥用不是最危险的，最怕的是责权不均衡，问责制失去实施的合理性基础。 第三个是在国家层面上，主要解决政治关系问题，解决机构和主要政治官员权责平衡保障机制问题，在现阶段是由人大这样的机构来确定的，通过人大的权力来保障一些最基本的权责平衡关系。 再从操作层面上来讲，实现问责，除了要有法律根据、有制度的保障，还需要政务公开和新闻自由。在政务公开，新闻自由的情况下，官员的隐私权的界限在哪里？我觉得，官员的隐私权在他获得公权以后已经极大的让渡出去了，应该说他已经没有了隐私权了。 《21世纪》：从具体实施层面看，问责需要哪些机制的保证？ 杨凤春：第一个环节就是述职，要建立常规的述职机制，利用经常性的述职转变他们日常的工作状态。 第二个就是质询，质询一定要成为未来中国党政部门监督和被监督关系确立的一个主要的形态。应当提倡有关代表机构组成成员树立合理怀疑的基本从业素质，实现代表机构的真正作用和效率，而不是一种摆设。 第三个就是辞职，辞职不能成为撤职的代名词，辞职是一种官员必备的行政和道德伦理的表现。为什么官员会辞职呢？是因为他实在不好意思，在这个位置上再也待不下去了，而不是领导命令他辞职他才辞职。 还有就是罢免，目前最主要的就是要尊重这种法定罢免权机构的罢免权。 官员问责制渐进而行 《21世纪》：刚才甄老师讲到引咎辞职和责令辞职的标准，从这些条款当中可以看出都是一些应对事故和责任的消极条款，如果一个官员没有犯什么错误，但是在他的任职期间，经济、社会也没有什么大的发展，这是不是也是一种责任？目前的条令是否会客观上带来官员的不作为？ 李永忠：问责制从最显性的方面开始，比较好启动，也好推行。但是，要实现对工作的全面推动、深入推动、持续推动，却不能仅仅停留在这种显性的层面。 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领导的责任主要有两项，一是出主意，二是用干部。用干部方面，关键是不拘一格、大胆选拔和使用优秀人才。分管干部的领导，特别是主要领导，必须要多一些萧何月下追韩信，刘备三顾茅庐的态度和襟怀。出主意方面，领导不仅要会自己出主意，更要会调动大家出主意，会用别人的主意，这样你才会把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治理好。而我们现在不少领导干部不会、不愿、不敢用优秀人才，自己出不了，也用不了别人的好主意，这种治理就很差。而问责制，首先就要问领导干部出主意、用干部之责。 现在，我们只是在执行层面上问责，原来是对领导干部直接犯的错误问责，后来是对大范围出现的问题问责。由于对乱作为和不作为这两方面的判断标准还不是很清楚，这方面的问责也就做得还很不够。问责应该是一个全方位的，对决策、执行、监督这三个环节，都要实行问责，才能真正收到实效。 杨凤春：问责制实践到什么样的程度才会有效果？我个人认为，要到那些官员尤其是“一把手”，整天战战兢兢、食不甘味、夜不能寐的时候，问责制才算到位了。 甄小英：前苏维埃部长会议主席雷日可夫在总结苏共下台的教训时，讲了一句很有哲理的话：“权力应当成为一种负担，当它是负担时，就会稳如泰山，而当权力成为一种乐趣时，那么一切也就完了。”实行官员问责制，特别是追究领导责任，就是从制度上使权力真正变成为人民服务的“负担”。各级领导干部都感到肩上的担子很沉重，都感到当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党的执政地位才会“稳如泰山”。
第三部分：中国市场经济中国经济第五极猜想
《21世纪》：说到底，问责制毕竟还是一种控制手段，要真正实现执政效率的大幅度提高，还在于整体官员文化的彻底改变，那么，我们需要怎样的官员文化呢？ 李永忠：我觉得首先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这个是必须要明确的。以前我们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石是两块，一块是剩余价值理论，一块是唯物史观。由革命党到执政党的地位和任务转化本身，要求我们的指导思想也必须同时进步。 另一方面，科学合理的文化，还必须以科学合理的权力架构作为载体和支撑。因为只有科学合理的权力架构，才能产生良性的执政文化。 甄小英：“文化大革命”前，咱们官员文化主流还是为人民服务，但是，平均主义压抑了个人利益，阻碍了个人价值实现，在这种情况下有时候就表现为双重人格，公开会议上说为人民服务，私下谈个人利益，没有把个人利益和为人民服务统一起来。问责制应该起到积极的导向作用，能够引导官员，真正对人民负责。 杨凤春：开始构建新的干部文化中，我觉得应该包括个人的内在要素。一个是羞耻感，人不当其位，事不尽责，就要辞职，这是一种基本的职业道德；第二个要素是同情心，为什么一些官员与公众关系比较僵呢？就是官员考虑问题的方法不一样，他可以为了一个莫名其妙的原因，把人家的房子拆了，导致妻离子散，却仍然觉得很正常；第三个要素是道德—伦理意识，腐败的高发，与基本道德伦理意识崩溃有直接关系；第四个要素就是敬业，所谓忠于职守。 七年前，重庆因为确立西部惟一的直辖地位而为人瞩目。 直辖之初重庆就面临三座大山：100万的库区移民搬迁、300万贫困人口脱贫和国有企业的改制问题。当时吴邦国视察重庆曾经形象地指出，重庆是“西部现象”和“东北现象”的叠加。 面对三座大山，重庆试图启动两大战略，在西部大开发的同时振兴老工业基地。中央给重庆提出的目标是，成为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为了这个目标的尽快实现，中央大量干部被派往重庆——重庆的官员少有的富于创新精神，取消所有的公路关卡、首试官员问责制…… 七年后，重庆的城市布局基本完成，基础设施建设被400多亿夯实，汽车、摩托车、化工医药、食品、建筑建材等支柱产业持续发展，GDP年平均增长率迈上9％的台阶。但是，与下游相比，重庆的发展依然缓慢，它甚至正面临边缘化的危机。 当富于创新的重庆官员们提出要与“老大哥”同时振兴的口号时，却发现振兴政策中并没有自己的名字，尽管重庆属于全国六大老工业基地之一，尽管它的企业负债、就业和社保负担沉重。 区域经济的整合是振兴重庆可以利用的不多的方式之一，成渝一体化构想如能实现，西南极有可能成为中国经济的第五极力量，条件是，对于龙头的争夺或者结束或者定格。重庆有希望成为西南的物流中心、管理控制中心、研发中心，成都并不甘败下风，无论是单头龙还是双头龙，二者首先需要整体架构，届时，重庆直辖优越性才能充分显现。 2004年6月9日，就重庆的发展与西南地区的城市竞合等问题，国家发改委宏观院副院长王一鸣、中国社会科学院西部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魏后凯、中国区域经济协会副秘书长陈耀共聚“21世纪北京圆桌”第13期，展开激烈交锋。
第三部分：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快”与“慢”（1）
《21世纪》：七年前，重庆直辖以后，一度为全国瞩目，但是它后来的发展速度似乎并没有达到预期目标，请诸位分析一下制约重庆发展的因素。 王一鸣：重庆直辖以后，我去过很多次，感觉这个城市发展很快。首先，重庆的城市建设格局基本成型，824万平方公里的中心城市格局已经初步完成。 第二，它的中心城市和区县域中心城镇的功能明显增强。经济中心、商贸中心、金融中心、物流中心、交通中心、通信中心等六大中心的功能都已经显现。重庆港码头原来就是西南地区的商品集散地，黔贵北、川南地区的货物集散主要还是通过重庆港，现在随着铁路、高速公路、航空港的建设，与之相应的商贸和功能、物流中心功能进一步增强。 第三，从产业上来说，重庆原来是老工业基地，在国防、军工、机械制造、金属材料等方面有较好的基础。目前，重庆是全国最大的摩托车生产基地，重庆汽车产量已是全国第四位。 陈 耀：重庆直辖以来，发展速度是很快的，但是与大家的期待相比，重庆还没有达到令人满意的期望值。衡量一个地区发展水平的关键指标还是人均GDP。2003年重庆的人均GDP达到8075元，也就是972美元，而同年我们全国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重庆还是在全国平均水平之下，尽管它在西部是最高的。 其次，重庆的就业结构也略微比全国滞后一些，515％的就业是在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的就业是173％，第三产业是312％。而全国第一产业的就业比重平均在50％，可见，重庆的结构水平还是比较低的。 另外，从工业内部结构看，它还是属于重型工业结构，去年重庆重工业的比重是646％，轻工业是354％，在新一轮重化工增长的时期，这是一个好的机遇，2003年它的重工业增长速度非常快，轻工业方面反倒没有怎么增长。 魏后凯：1999年重庆GDP增长速度是76％，2000年是85％，2001年是90％，2002年是103％，2003年是114％，是1999年以来最快的一年。从这些数据看，我觉得重庆设直辖市以后的增长速度在不断的加快，但是，这个增长速度还是不能令人满意。我觉得它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重庆成为直辖市以后，基本处于“小马拉大车”的状态，它的经济规模远远不如上海、北京；在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中，它的人均GDP排在34位，是倒数第二位。经济总量不够大，发展水平不够高。 第二，重庆和全国其他的地区相比，差距在不断的拉大，这种状况从1978年至2002年，尤其和沿海地区比，其发展速度不够快，这与重庆经济基础差有关。 第三，我觉得重庆是一个典型的内向型经济。2001年重庆的经济外向度指数在所评价的248个地级以上城市中排在211位，其中，外资依存度是32％，外贸依存度只有48％，外资对出口的贡献度仅有72％。而且重庆民营经济增长虽然比较快，但是外资占全国比重却有下降的趋势。 陈 耀：2003年重庆实际利用外资是567亿美元，低于它吸收的境内的资金——57亿人民币，也就是说重庆实际上利用内资比外资多，尤其是东部发达地区的资金，比如浙江的著名制鞋企业——奥康集团投资10亿元打造“西部鞋都”。 王一鸣：重庆面临的比较迫切的问题有三个：第一，随着积极财政政策的淡出，重庆这几年高增长的发展态势有可能受到影响，投资增幅会有所回落，因为它的民间投资、社会投资还远远没有达到沿海地区的水平。重庆市政府也做了一些研究，发现消费也不够活跃，增幅一直比较低。投资回落了，消费又没有跟进，那么GDP会不会受到影响？
第三部分：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快”与“慢”（2）
第二，从总体格局上看，其产业竞争力不强。制造业中最突出的就是运输设备制造业，除了汽车、摩托车具有一定的竞争优势外，很难找到其他特别有竞争优势的产品。 第三，就是国际化问题。近年来，重庆市提出打造国际化城市的目标，也积极参与了一些国际性活动，如举办亚洲议员大会，甚至包括世行的年会曾经一度也策划在重庆举办。一些国外银行、商社也在重庆设立了分支机构，但总体上开放度不高，2003年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仅26亿美元。实际上，第一个问题是要解决发展的动力问题，第二个问题是要解决传统产业的振兴，第三个问题是要积极地参与全球化进程，融入到全球化的分工体系当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