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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1年，他的健康状况有所好转，在《双周评论》发表他的处女作后便开始投身于漫长而活跃的写作生涯。其间除了一度做过新闻记者外，直至1946年在伦敦逝世为止，他都在专心著述。他的第一部著作《与叔叔谈话选录》是在1895年出版的，他的初期作品常被与Jules Verne的著作相提并论。1903年，韦尔斯加入费边社，他的政治“乌托邦”是柏拉图理想国的现代版。和狄更斯一样，他对伦敦中下层人民的生活，也有深厚的同情与了解，从1905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为止，他可以说是一位现实主义的小说家，以社会学的眼光而非以政治的观念从事创作，他的作品虽然是基于科学的写实，但却充满了高度的人性。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韦尔斯才开始写历史著作，1920年出版了《世界史纲》，由于此书太长，有一千多页，所以在1922年他又写了一本大众化的《文明的故事》。本书出版后，一时洛阳纸贵，成为有史以来最畅销的史学著作，此后他就没有再写过这方面的著作。1934年他写了一本自传。1938年他的《世界战争》被改编为广播剧，曾经轰动全美，人们把这段播出时间命名为“恐怖的时刻”。虽然他是当代有数的博学家之一，但直到逝世前三年，才以一篇《论人格》的论文，获得伦敦大学的科学博士学位。
回忆韦尔斯韦尔斯的观点
他认为小说是社会的媒介者、理想的传达者、法律制度的评论者，同时也是社会的独断和观念的批判之所，因此小说不过是他所怀抱的社会思想的表达之所。综观他一生所写的小说可分为通俗科学小说、写实小说和社会小说三大类，每一类都有其传诸后世的不朽之作。
我第一次与韦尔斯邂逅是在1920年举行的一次小型讨论会上，这个曾被命名为“共效会”（Coeffients）的组织是由西特尼·韦伯和韦尔斯二人发起创立的，旨在希望我们大家以后能联合起来发挥更大的功效，会友大约有一打左右，其中有些我已经记不得了。在我所记得的人中，最出色的是爱德华·葛雷爵士（Sir Edward Grey），其次是麦钦德（HJMackinder）（后来他也被封为爵士），当时他是牛津大学的地理学讲师，也是正在德国兴起的地缘政治学的权威。关于他的事我最感兴趣的是他曾与一位土著向导攀越过基利曼耶罗峰（Kilimani alo），这位土著几乎完全是赤足走路，而他本人则穿了一双舞鞋。除此之外，还有亚莫莱（Amory）及官拜海军中校的倍莱尔思（Bellairs），他是一位说话风趣的海军军官，曾为了争夺京林区的议席而与那位名闻遐迩的陆军代表汤尼·鲍尔斯（Tommy Bowels）进行一场永远无法分出胜负的竞争。倍莱尔思中校是自由党人士，鲍尔斯则属于保守党，但是过了不久，培莱尔思变成了保守党，而鲍尔斯也变成了自由党员，因此他们二人才有机会在京林区继续争执下去。除了以上五位，我还记得的一位是赫恩斯（W．A．S．Hewins），他是当时伦敦经济学校的主持人，有一次他告诉我说，他是在罗马天主教的传统中被养大的，但自从来到英国后，他改信了英国国教，他是一个强烈反对自由贸易的人，他极力支持张伯伦首相采行关税改革政策，他曾经把改革前与张伯伦的通信拿给我看，因此我知道这项改革，他出力最大。
直到韦伯谈起邀请他做“共效会”的会员之前，我从未听说过有韦尔斯其人。在某次集会中，我很快地发现，我对大部分与会人士所发表的高见，实在无法苟同，也无法贡献一点有用的意见给他们，因为所有的会员除了韦尔斯与我之外，差不多都是帝国主义者。他们对于即将来临的对德战争，也大都认识不清。由于我们对帝国主义抱有共同的反感，我和韦尔斯开始接近起来。他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当时他认为掀起大战是一件愚蠢的行为，虽然后来他的态度改变了。当葛雷爵士站在反对党的立场，为对法及对俄订约的政策竭力鼓吹时，风波又起。两年后他这个政策为保守党政府所采纳，后来葛雷爵士本人出任英国的外相时，更是全力在推行此政策。我曾大声疾呼反对此项政策，因为我觉得它已直接导致世界大战，当时除了韦尔斯以外无人赞同我的看法。
由于我们在政治观点上彼此很接近，我就邀请韦尔斯夫妇到牛津附近的巴格莱林庄舍间来玩。这次会面有愉快的一面，但也有不愉快的插曲，例如韦尔斯会当着我们的面说他的太太伦敦腔太重，其实在我看来，这项指责用于他本人似乎更为适合。更严重的事是由他最近完成的一本书《慧星来到的日子》引起的。在此书中，他描写了地球经过一个充满气体的慧星尾部时人们的感觉。当时理性的胜利在两件事上显示出来：一方面是正在酝酿中的英德之战，由于双方意见的接近而中止了；另一方面是自由恋爱风气开始兴起。韦尔斯之所以被当时的舆论界所攻击，主要并非由于他鼓吹和平主义，而是由于他提倡自由恋爱。他当时曾极力声明他并没有鼓吹自由恋爱，只是预言，这种风气一旦形成之后，所可能发生的各种结果而已，甚至连结果的好坏他也不敢置评。我觉得他这些声明是言不由衷的话，因此我就问他说：“为什么你开始时提倡自由恋爱，而后来你却说没有？”他回答说，由于他尚未储蓄足够的版税，可以使他靠利息渡日，所以他还不敢公开地鼓吹自由恋爱。也许是那时候我对人格的要求过分严厉，因此他这个回答使我颇感不快。
自此以后，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我都很少见到他。到了1914年对德之战时，他却一反过去的态度，开始变得好战起来，他喊出“以战止战”的口号，他说他特别热中于此次对德军国主义之战。在开战那一天，他就宣称整个普军政权将在利泽（Liége）防御战之前被瘫痪——事实上利泽不到一两天便陷落了。西特尼·韦伯虽然也同意韦尔斯对战争的看法，但此后也不敢苟同了。一方面是由于道德上的不满；另一方面是韦尔斯竭尽心力想夺取韦伯的费边社领导权，韦尔斯对韦伯夫妇的敌意在他以后的几本小说中均有影射。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我与韦尔斯又恢复了友善的关系，我很欣赏他的大作《世界史纲》，特别是前面的部分，并且我发现在许多问题上，我们都有相同的看法。他有无限的精力，并且有善于组织素材的天才，另一方面他还是一位生动有趣的健谈者，他的双眼目光炯炯，在辩论的时候，令人觉得他是站在超个人的立场对事物发生兴趣，而不是为了个人的利益对人发生兴趣。我时常在周末时，到他座落于伊塞克斯（Essex）的寓所去找他，每逢星期日下午，便到他的邻居华威克夫人（Lady Warwick）处举行茶会。华威克夫人是工党活跃有力的支持者，在她家诺大的花园中，有一个湖，湖的周围有爱德华七世所赠的巨大的黛绿色磁器青蛙，所以在她身上有新旧二种不同的性格，要找同时适合于这两方面个性的话题，似乎颇有点困难。
回忆韦尔斯韦尔斯的影响
纵使此后我不时遇见他，但是直到多年以后，当我卜居在里维耶拉（Rivi era，地中海滨的风景区，位于法国之西南，为疗养与游乐之胜地），而韦尔斯也在那里购置了一幢房子的时候，我们那泛泛的交谊慢慢成熟而成为友情。再后，当他和他同居的那个女伴（雕刻在他的起居室火炉上的是这一短句：“这幢房子是由两个情人建筑的”）分了手，而把房子送给她以后，他就搬来跟我同住。他是极好的同伴，他并不是一个像玛喀斯·庇尔邦或雷琪·忒涅那样的隽智之才，但他却有充沛的幽默感，会讽刺自己，也会取笑别人。有一次，他邀我共进午餐以便与巴比塞（Barbusse，法国著名小说家，生于1875年，死于1935年）相晤。巴氏是一部名叫《火》的长篇小说的作者，这部小说曾轰动一时。这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只记得巴比塞是个修长、瘦削、多毛的人，穿着破旧的黑色服装，宛如法国送殡队中雇佣的执线人。他有一对精光四射的黑色眼珠以及一副浮躁的神情。他是一个热心、激进的社会主义者，他的谈吐口若悬河。虽然韦尔斯极娴法语，但他却故意说得迟缓，以使巴比塞的谈话可以多多涉及到他自己。巴比塞像对付一群听众那样对付我们。在他走后，韦尔斯便带着一种尴尬的微笑，转脸向我说道：“当我们听到自己的意见出自他人之口时，这意见就显得多么愚蠢乏味呀。”韦尔斯敏感机智，而且，纵然惯于把那些不赞同他意见的人看作愚蠢（也就是讽刺的目标），但他对于他们所加的诙谐却是没有恶意的。
韦尔斯具有强烈的性本能，他曾不只一次地对我说：满足这些本能的需要是与爱情无关的，它纯然是一件生理学上的事情。如果幽默，犹如有些人所说，跟爱情互不相容，那么，韦尔斯就从来不曾经历过爱情，因为他对那变幻不定的爱情目标极为敏感。他不能把冀求的人理想化，这是我们大多数人在恋爱时所体验到的。如果他的女伴并不聪明，他不久就会对她感到厌倦，要是她聪明，她的智慧迟早也会使他感到扫兴。他不喜欢他的糕饼没有甜味，但是假如它有甜味，它却也使他倒胃口。他爱他的自由，当他发觉一个女人想法对他加以限制时，他就会勃然大怒，无情地斩断这种关系。有时，这可没有这么容易做到，于是他就不得不去忍受那些连他自己都觉得难以对付的吵闹和互相指责。当然，他像大多数具有创造力的人物一样以自我为中心。切断一种业已继续多年的关系可能使对方感到痛苦和羞辱，这在他看来只是傻话了吧。我很密切地注意过他一生当中的某一次经历，在谈论到她所带给他的烦恼时，他说：“你知道，女人老是把占有欲误认作恋情，而当她们离开时，使她们感到难受的，倒不是她们的心碎，而是她们对于财产的要求权被拒绝了。”他对女人极有吸引力，这使我感到诧异，因为他的仪表并不特别使人悦目，他生得肥胖丑陋。我有一次曾问他的一位情妇是什么东西使她特别爱他。我想象她会说因为他的才气和他的幽默感。结果压根儿不是，她说他身上有种甜蜜的气息。
尽管韦尔斯具有很高的声望，并对同时代的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他却并不自以为了不起。他没有一点儿Stuffed Shirt（意即外表神气活现的人）的气息。他从不装腔作势。他天生有着良好的教养；他会带着殷勤动人的态度去对待那些无名作家、图书馆助理员，宛如他们跟他自己同样重要。只有事后在他一次微笑以及一句警语里才能发现他是把他们当做如何愚蠢的笨蛋。我还记得我参加过PNE（国际笔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Poets，Plaawrirhts，Fditors；Edssayists and Novelists的缩写）的一次宴会，那时韦尔斯是协会主席。到会的许多人，在韦尔斯读完了一篇报告以后，都站起来发问。这些问题大都是愚蠢的，可是韦尔斯却非常有礼貌地一一回答他们。有一个胡须浓密的人，一再站起来就作些荒谬绝伦的演说，很明显地表示出他只不过是想引起别人对他的注意。韦尔斯完全可以制止他，但他仍然很留心倾听他，然后再跟他理喻，仿佛他一直说着的都是有理性的话似的。在会议终了之后，我告诉韦尔斯说，我是多么敬佩他应付那个傻瓜的那种令人惊异的耐性。他咯咯地笑了起来，说到：“我在费边社当社员时，学得了许多对付笨蛋的策略。”
他从来不妄想自己会成为一个作家，他也总是坚持他不足以被称为一个艺术家。那是他所憎恶的事情。当他谈起他的老友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 1843…1916，1843年生于纽约，1876年以后却常居英国，有名的小说作家）——亨利·詹姆斯常自称是个艺术家了时，他总要兴冲冲地调侃他。“我不是一个作家，”韦尔斯会这么说：“我是一个政论家。我的作品只是高级的新闻文学。”在他和我同住一个时期以后，他送给我一部他的全集，当他下次再来时，他瞧见它们被堂皇的排列在我的书架上。这些书用的是精美的上等纸张，而且装着漂亮的红色封面。他用手指顺着它们抚摸了一遍，然后露出愉快的微笑，说道：“你知道，它们全已死了。它们都是讨论当时具有意义的事件。而现在，这些事件已不再具有当时的意义，所以它们不值得阅读了。”他所说的话语包含有好些真理。他文笔流畅，不过往往失之草率。我从不曾见过他的任何原稿，但我揣测他写作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