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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感冒在世界上每个角落里肆虐，夺去了数百万人的生命。饥荒在人类历史上的战争年代也是经常发生的事情，但在这次战争中曾经一度被遏制。然而，1918年初，欧洲的大部分地区还是不可避免地陷入了饥荒之中，虽然这次饥荒的程度不是非常严重。饥荒产生的原因是农民被征召到前线打仗，所以全世界的粮食生产大为减少；而生产出来的食品，又因为潜艇的大肆活动、国界的封锁而造成运输的堵塞，从而无法正常供应。各国政府开始管理日渐减少的食品供给，给人们定期限量分配食物。到了战争的第四年，不但是粮食，连衣服、住房和大部分日用品都变得非常缺乏。商业和经济极度混乱，多数人过着饥寒交迫、颠沛流离的生活。
战争真正结束是在1918年11月。但是在这一年春季德军强攻巴黎，并几乎占领这座城市之后，中欧诸国即告崩溃，战争已经耗尽了它们的财力和资源。败而未被允许参加和会，他们只能接受和会的决定。然而，这次和会所选择的会议地点是极其糟糕的。1871年，新德意志帝国的成立宣言也是在凡尔赛公之于众的；而如今，却要在这里发表内容完全相反的宣言，实在是令人无法忍受的事情。
欧洲列强新的地区争夺战厌战的人们寻求和平
大战初期曾经有过的宽宏与忍让已荡然无存。战胜国的人们，完全不顾战败国的国民也同样遭受了痛苦，而只是一味地强调他们自己所遭受的损失与痛苦。大战之所以爆发，是由于欧洲各国的国家主义盛行，各国间存在着激烈的对抗，同时却没有有效的协调活动。若干独立国家在一个狭小的地区内共存，而每个国家都拥有强有力的军备，因而发生摩擦并导致战争实在是不可避免的结果。因此之故，即便世界大战没有以这种方式发生，也必定会以某种类似的形式爆发。同样地，若不以政治的统一作为防范措施，则在二三十年之后发生更悲惨的战争也属必然。为战争而组织的国家引发战争，就像鸡下蛋一样，是必然的事情。而因战争疲惫已极的战胜国国民，竟然忽视了这个事实，认为应该由战败国的全体国民来赔偿他们的一切损失。然而，假如战争的结果不同，战胜国的国民无疑必将受到同样的待遇。法国人与英国人同声谴责德国人，德国人则认定罪在俄罗斯人与英国人。只有极少数的有识之士认识到错误在于欧洲支离破碎的政治结构。《凡尔赛和约》在惩罚与复仇的基础下签订，对战败国处以严厉的惩罚，迫使已破产的国家背负了巨额的战争债务。同时，《凡尔赛和约》还企图创设反对战争的国际联盟，以调整国际关系，这种行为明显缺乏诚意，而且也很不妥当。
就有关欧洲国家而言，它们是否有过为永久和平而调整国际关系的想法，这颇值得怀疑。国际联盟的提议，由美国的威尔逊总统带到了现实政治之中，其主要支持者是美国。在此以前，这个新的近代国家，除了保护新世界的门罗主义之外，从未发表过有关国际关系的明确理念。而如今美国突然被要求对当代的重大政治问题提供精神上的帮助，这是从未有过的事情。美国国民虽然本来就倾向于建立永久的世界和平，却也因此而对旧世界的政策有着传统性的猜疑，并养成了置身于旧世界的纷扰之外的孤立习惯。正当美国人开始考虑以美国的方式解决世界问题之际，德军的潜艇把美国人也拖进战争之中，美国不得已加入了反抗德军的联军阵容。威尔逊总统所提议的国际联盟组织，是一个创建由美国主宰世界的临时计划，考虑很不周全，而且相当危险。而欧洲方面却误以为这是美国政府经过深思熟虑之后的提案。1918年到1919年之间，人们都因战争而疲惫已极，几乎愿意付出一切牺牲以防止战争的再次爆发。然而在旧世界，没有一个政府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而愿意放弃一小部分主权。倡议国际联盟的威尔逊的公开演说，似乎在一时间越过了欧洲各国政府而直接引发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共鸣。各国人民都以为这是美国精心设计的良策，因此反应之热烈前所未有。不幸的是，威尔逊总统必须以各国政府为交涉对象，而无法直接与各国人民达成共识。威尔逊是个想象力丰富的人，但是一旦付诸行动，却又是个自以为是的人物。因此，这股由他所引起的热浪不久也就烟消云散了。
迪龙博士在其所著的《和会》一书里曾经指出：总统（指威尔逊）抵达时的欧洲，欧洲就像是为一个有创造性的陶匠准备好的一把黏土。各国国民从来也没有这么渴望过，跟在表示愿意领导他们前往没有战争、没有封锁的应许之地的摩西身后，并随他而去。在欧洲人民眼里，威尔逊正是这样一位伟大的领导人。法国人民对他充满了敬畏与挚爱。巴黎的工人领袖们告诉我，他们在威尔逊面前流下了欣喜的热泪，他们的同志也表示过，为了实现威尔逊的崇高计划，虽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对于意大利的劳动人民来说，威尔逊的名字，恰似预报新世界即将来临的天使之音。德国人民则以为威尔逊和他所提倡的主义，正是和平的最后期望所在。大胆的缪伦先生说：“即使威尔逊总统对德国人做出了严厉的判决，他们也会心悦诚服，并马上开始工作。”在德国和奥地利，威尔逊有如救世主，只要说出他的名字，苦恼的人便可得到安慰，痛苦的人可以马上得到解脱……
威尔逊所引起的期待大致如此。我们此处不打算再叙述威尔逊如何使人们失望，他所创设的国际联盟又如何的脆弱无能。威尔逊的悲剧，就是我们人类的悲剧：梦想固然美好，却无法实现。美国人民反对总统的行动，不同意加入欧洲人期待的国际联盟。美国国民渐渐明白他们正在轻率地闯入他们没有任何准备的事物当中；而与此相对应，欧洲方面也渐渐发觉到美国并没有能力来解决欧洲的混乱局面。国际联盟在没有成熟的时候就诞生了，所以生就了无法挽救的缺陷。国际联盟的组织结构细密但却不切实际，其权力也明显地被限制在某一范围内，这使得国际联盟根本不可能有效地改善国际关系。如果没有国际联盟的存在，也许有些问题还更简单一些。尽管如此，最初欢迎这个计划的那股世界性的热情，标志着全世界的民众——不是政府而是民众——都加入到了反战行列中来，这是任何历史都必须特书一笔的事。从此，在目光短浅的政府背后，一股寻求世界性的和平与世界性的秩序的力量，正在萌芽、成长。
然而，这股力量尚未被有效地发挥出来。凡尔赛的媾和是纯粹的政治性媾和，国际联盟则是政治性组织。它承认现存的各政府与现有的国家观念，并想在此基础上尝试将人类的诸多问题用修修补补的方式来解决。事实上，这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关于这一点，人类已经是越来越清楚了。政府与国家只是一时的，可视人类需要的变化而予以变更，并且也应当被变更。而最根本的是经济上的各种问题。它们是关乎财产与行动的问题。
从1918年到1932年，世界进入会议时代——人们试图通过和平的会议来解决各国之间的争端。从这一连串的会议中，我们可以看出，人类正在致力于重建这个世界，人们已经摆脱了纯粹的国家主义与政治的框架，开始关心人类的财政和经济方面的统一，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自然，这期间也有过经济生活的混乱，人们不得不面对失业与贫困；政治生活也显现出了罕见的不安定。
但是，在发生像世界大战那样的动乱与杀戮之前，人类必须致力于世界的重建工作。像国际联盟那种临时的行动，像各国之间举行的看似可解决一切问题，却永远也不会产生实际效果的会议制度，实在无法满足我们所面临的新时代的复杂政治要求。关于人际关系的各种科学，个人与大众心理学、金融学、经济学、教育学，都需要尽快进入应用阶段。因顽冥、落伍而已告死灭或已濒临死灭的道德和政治观念，必需由更明确、更单纯的观念——即人类有着共通的起源与共同的命运——来取代。
科学的发展给人类带来了空前的力量，但同时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危险与混乱。人类还处于青春期，人类所遭受的种种苦难并不是由于衰老和疲劳而引起的，而是由于人类日益增长却没有得到有效管理的旺盛精力所造成的。
一如笔者在本书里所做的尝试，当我们把整个历史当做一个过程来观察时，当我们看到生命朝着希望和胜利进行顽强的抗争时，我们就会明白：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里希望与危险并存。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仅仅是人类伟大前途的一缕曙光。在花朵或落日的美丽当中，在幼小动物的嬉戏之中，在诸多风景之中，我们将感悟到生命所能给予我们的某种暗示；另外，在雕刻与绘画作品之中，在伟大的音乐篇章之中，在某些了不起的建筑和庭园之中，我们也可以感悟到人类的意志所具有的伟大力量。我们拥有梦想，我们也拥有不断增加的力量。人类终将迎来永久的和平与统一，我们的子孙将生活在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中。
回忆韦尔斯韦尔斯罗素简介
附录：回忆韦尔斯罗素（BRusell 1872…1970）H·G·韦尔斯在中国被视为是一位历史学家，这是因为在他所有的著作中，现在仅《世界史纲》一书有中译本。事实上他在文学上的成就远超过他在历史学上的成就。韦尔斯的巨著《世界史纲》之所以能畅销全球，销量超过二百万册，主要也是靠他作为文学家的才华。将文学与历史最完美的结合在一起的，韦尔斯可能是西方有史以来最成功的学者。文学的想象与历史的真实原本是无法相容的东西，但是在中国司马迁的手里及英国韦尔斯的手里，二者却获得了天衣无缝的完美结合。然而很可惜的是，韦尔斯的史学著作，仅有《世界史纲》一部而已。但是他在幻想小说方面的著述，却远远超过柏拉图、托玛斯·摩尔、陶渊明及几年前逝世的阿道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从而创下文学史上“乌托邦著作”的最高记录。诚如罗素所言，韦尔斯的现代乌托邦有些令人向往，有些却平淡无奇，有乐观的丰富想象，也有几分悲观的色彩。但是，他有一贯的创作动机：那就是希望人类的社会能逐渐的向理想的境界迈进，他的一生因为这个信念的鼓舞，才写出了大量的幻想小说（值得注意的是他是以科学家的态度，社会学家的热诚在写这些著作）。直到他生命快结束时，他才领悟到，要改造人类社会并不是单靠思想与文学就可奏效的，一缕失望的感觉也在此刻顿时产生，要是韦尔斯先生在年轻的时代就领悟这一道理，很可能他不会成为英国文学史上的不朽人物，所以孔子“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往往是“人尽其材”最有力的驱策力。
韦尔斯在20世纪英国文坛的地位，很像他的好友阿道斯·赫胥黎，他们二人都是当代的博学之士，都是20世纪科学昌明时代的典型产物。所以，未来的文学史家，一定会把他们相提并论，在文学作品中注入科学的因素，是他们二人最大的共同特色。在近代文学家中没有人会比罗曼·罗兰及汤姆斯·曼更了解音乐，同样在近代杰出的文学家中没有人会比赫胥黎及韦尔斯更了解科学，在他们二人身上，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变成了可以融会贯通的综合艺术。作为一位近代文明的批评家，他也可以与汤因比和罗素相提并论；作为一位社会主义者，他与萧伯纳及韦伯夫妇都是费边社的发起人及领导人物。但是过分的注重外在的虚名，使他只能成为文学家、史学家及文明的批评家，而无法进一步的进入古今圣哲之林，这是罗素最为他这位老友惋惜的一点。
韦尔斯在1866年的9月21日出生于英国肯特郡的布罗姆莱（Bromley），比罗素大六岁，他的父亲是一位没有远见的小商人和职业的板球选手，母亲是一位女仆兼管家，所以很小的时候他就必须独立谋生。韦尔斯做过布商学徒，也当过化学助手，之后他进入中学就读。1884年，韦尔斯进入伦敦大学的皇家科学院就读，主修生物学，他的老师便是胡适先生最崇拜的托玛斯·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也就是阿道斯·赫胥黎的祖父（严复所译《天演论》的作者）。1888年，韦尔斯获得科学学位，毕业后从事教职工作并开始写作《生物学教科书》，但不久因得肺病而被迫放弃教书。1891年，他的健康状况有所好转，在《双周评论》发表他的处女作后便开始投身于漫长而活跃的写作生涯。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