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1939年初，一二九师的主力部队改编为三八五旅（旅长陈锡联，政委谢富治）、三八六旅（旅长陈赓，政委王新亭）、青年纵队（司令员段海洲）、东进纵队（司令员陈再道，政委刘志坚）、先遣纵队（司令员兼政委李聚奎）等五个集团分区作战。在刘、邓首长的领导和指挥下，一二九师与日寇展开了声势浩大、残酷激烈的扫荡与反扫荡的游击战争，从年初到8月，进行大小战斗178次，歼敌5000余人，收复了许多重要县城，粉碎了日军的猖狂进攻。
邓小平从到一二九师任政治委员以来，军务繁忙，战事不断。然而，尽管戎马倥偬，他总是那样指挥若定，总是那样胆识过人！
1939年8月，邓小平同刘伯承一道，奉命去延安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邓小平是二到延安了。可是，这一次却非同寻常！
第三部分 共赴国难铁马情深第21节 邓小平在毛泽东的土窑前喜结良缘
在中央苏区，“左”倾路线棒打鸳鸯，弄得邓小平与妻子离婚。到了延安以后，在中央领导人和战友们的关怀下，邓小平迎来了新婚的幸福时刻。
据毛毛（邓榕）记述，邓小平抵达延安后，和他的老战友邓发住在一个窑洞里。邓发与小平私交甚笃，在工作开会之余，古道热肠，执意要帮小平找一个妻子。他们高高兴兴地到处转悠，活像两个游神一样！
功夫不负有心人。邓小平终于找到了自己的理想伴侣——卓琳。
卓琳是个大学生。她原名浦琼英，出身名门望族，曾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1936年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就读。卢沟桥事变后，北平陷入日寇铁蹄之下，浦琼英投奔革命圣地延安，进入陕北公学。
陕北公学是由中共中央创办的一所统一战线性质的培养干部的学校，由林伯渠、吴玉章、董必武、成仿吾等具体负责，艾思奇、何干之、何思敬等著名学者任教。学员来自五湖四海：有共产党员，也有国民党员；有工人农民，也有知识分子；有红军干部，也有国统区的干部；有十几岁的青年，也有年过半百的老者。毛泽东对陕北公学很关心，评价也很高，说：“中国不会亡，因为有陕公。”“陕公”是代表统一战线的，“陕公”是一幅进步的图画，“陕公”是全中国不屈的缩影！
宝塔山下，延水河畔，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一大批知识青年来到延安，带来了新的蓬勃朝气。这里环境虽苦，可是一切都充满了生机，一切都蕴含着真理！
浦琼英在陕北公学结业后，被分配在陕北公学图书馆工作，并于1938年初同姐姐浦石英双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浦琼英后来被组织上派往陕甘宁特区政府保安处的一个特别训练班学习，准备以后派到敌后从事抗日工作。这时，因工作需要，浦琼英改名为卓琳。
就在这个时候，卓琳经人介绍，认识了邓小平。
共同的革命理想，共同的生活追求，把他们联系在一起，把两颗炽热、挚爱的心拴在一起！邓、卓相识、相爱了……
时年，邓小平35岁，卓琳23岁。
1939年9月初的一个傍晚，秋风习习，明月高照。在延安杨家岭毛泽东的土窑前，毛泽东、张闻天、李富春等，以真诚淳朴的方式，为邓小平等操办了婚事。
参加婚礼聚餐的中央高层领导人有：毛泽东和夫人江青，张闻天和夫人刘英，李富春和夫人蔡畅，以及刘少奇、博古、邓发、王首道等等，都来了。周恩来因落马摔伤，已赴苏联治疗，未能喝上老同学、老战友的这杯喜酒。
在这次婚宴上，有两对夫妇新婚：一对是邓小平和卓琳，一对是孔原和许明。
说是婚宴，却没有什么排场，全按八路军的传统。吃的是延安的小米饭，喝的是当地的老白干，穿的是八路军的土布军装。大家简简朴朴，却是欢欢喜喜、亲亲热热地聚在一起，祝酒，祝福，逗趣，欢笑……
一代叱咤风云的伟人，一群亲如手足的战友，他们相处得多么融洽，多么和谐！
婚宴席上，孔原被灌醉了。邓小平有敬就喝，居然没醉，原来是老友邓发搞了小动作，在邓小平的酒瓶里放了白开水！
邓小平与卓琳结婚后不几天，就双双回到了太行山。
卓琳到太行山后，留在八路军总部工作，担任妇女训练班的队长。邓小平则马不停蹄，赶回一二九师师部驻地——辽县桐峪村。
一到师部，邓小平就同刘伯承一起，投入了紧张的工作，一面积极地传达和贯彻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精神，一面准备迎接日伪军的进犯和国民党顽固派的挑衅。
抗战进入1940年以后，形势变得更加险恶、复杂。在刘、邓指挥下，一二九师先后进行了邯长战役、冀西战役、冀南战役、卫东战役、磁武、涉林战役等，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取得了重大胜利。刘、邓领导下的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发展到拥有11万正规武装、71个县和近800万人口的广阔地域。
从1940年8月开始，一二九师参加了由彭德怀和八路军总部直接指挥的震惊中外的“百团大战”，取得了重大胜利。
是年9月，卓琳从八路军总部调至一二九师师部，在秘书科工作。于是，邓小平有个前线战地之家了。
12月初，一二九师师部移至山西境内太行山涉县赤岸村。从此，赤岸——这个位于太行山峰峦间名不见经传的小山村，在长达五年的时间里，成了晋冀鲁豫根据地的中心，成了刘、邓立马太行的统帅部驻地。
1941年5月以后，党中央开始组织高级干部学习，总结党的历史经验。
第三部分 共赴国难铁马情深第22节 “希望邓要为党争气”
总结历史经验，是为了党的事业更好地前进。
在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时候，毛泽东就开始关注和研究党的历史经验。他提出：对党的历史上处理干部问题中的错误决定，“应予平反”，包括邓小平等人被“无情打击”的问题。毛泽东在会上逐个、具体地说道：
对萧劲光（曾被诬为军队中“罗明路线”的代表——引者注）公审和开除党籍是“岂有此理”；
对邓小平等人的打击“亦应取消”；
对陈毅、曾山、张鼎丞等所受的批评、处罚“皆应取消”；
“罗明路线”除个别人外，被处罚者应“宣告无罪”；
对瞿秋白、何叔衡等人的处罚“皆不妥当”；
对周以栗、余泽鸿在政治上组织上的打击是不对的；
四方面军犯过错误的同志应与张国焘有区别；
博古、罗迈只要承认错误“则无问题”。
毛泽东的这番话，如阵阵春风、沁人心脾。邓小平、萧劲光等听了，欣然放下了包袱；博古、罗迈等听了，像吃了定心丸。
在1941年的“九月会议”（全党整风前的一次重要准备会议），毛泽东又着重谈了党的路线问题。他指出：“过去我们的党很长时期为主观主义所统治，立三路线和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倾机会主义都是主观主义。苏维埃后期的主观主义表现更严重，它的形态更完备，统治时间更长，结果更悲惨。”“遵义会议，实际上变更了一条政治路线。过去的路线在遵义会议后，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都不能起作用了，但在思想上主观主义的遗毒仍然存在。”
在这次会议上，一些同志以自我批评的精神，检讨了自己历史上所犯的错误。
张闻天说：“毛主席的报告，对党的路线的彻底转变有极大的意义。过去我们对苏维埃后期的错误没有清算，这是欠的老账，现在必须偿还。对中央苏区的工作，同意毛主席的估计，当时路线是错误的。”
博古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说：“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五年的错误，我是主要负责人。当时我们完全没有实际经验，在苏联学的是德波林主义的哲学教条，又搬运了一些苏联社会主义的教条和西欧党的经验到中国来。过去许多党的决议是照抄国际的。”
王稼祥认为，党内出现路线错误的根源在教条主义。他说：“学了一些理论而没有实际工作经验的人，易做教条主义者；从莫斯科共产国际回来没有实际工作经验的人，更易做教条主义者。”
王明在会上没有承认错误。他把错误推到了博古身上。
看来，要消除教条主义的影响，并非易事。
从1942年春天开始，毛泽东在领导抗日根据地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同时，在全党范围内发动了一场长达三年的整风运动。
整风的焦点，仍是总结历史经验，开展路线教育。1943年11月中旬，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集中批判王明在十年内战时期和抗战初期的错误。毛泽东在会上发言，系统地回顾了六届四中全会以来党内斗争的历史，着重批判了王明等人：“他们顶着国际和马列招牌，欺骗全党，全党要从这个骗局中解放出来。如果没有很好的步骤和方法是很危险的。”在谈到遵义会议时，毛泽东说：当时“只集中弄清军事路线，因为中央在长征中，军事领导是中心问题。当时军事领导的解决差不多等于政治路线的解决。组织上不久也取消了博古的中央书记而以洛甫代之，因为当时只有如此才能团结我们内部”。
这就是毛泽东的高明之处，高超之处！
在谈到中央苏区“左”倾路线开展反“邓、毛、谢、古”斗争时，毛泽东又颇动感情地说：
“反邓、毛、谢、古，是指鸡骂狗，邓、毛、谢、古死了三个，望邓要为党争气。”
此话表明，毛泽东对中央区反“邓、毛、谢、古”一事是感怀至深、念念不忘的。
无独有偶。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的林伯渠也感慨万千，作诗一首。诗云：
偶忆往事便心惊，
谢毛邓古剩小平。
割裁无情读八股，
江西路线有罗明。
此诗读来情真意切，风雅动人。
毛泽东的话，林伯渠的诗，想来邓小平是闻之读之的。然而，他从不形露于色。
第三部分 共赴国难铁马情深第23节 邓小平立马太行，治军有方
邓小平果然不负毛泽东的厚望，着实为党争了气：政绩卓著，战功赫赫！
有史为证：
邓小平立马太行，治军有方。
作为一二九师的政委，邓小平治军从来就是很严格的。从几件小事可见一斑：
有一次，邓政委的马夫在山西阳城县城纵马赶路，不慎撞倒了一位老大娘，满街百姓议论纷纷。邓小平知道后，大动肝火，严厉批评了自己的马夫，把他交给当地公安部门处理，并从自己身上掏出几元钱，让人送去给老大娘作医药费。
在辽县西河头时，有一个老战士奸污一个妇女，政治部军法处决定将这个战士予以处决。当地群众知悉后，就派出代表到部队向邓政委求情，邓政委表示说，一定要严肃处理这件事，决不能手软，非处决不可，而且一定要从这件事情中吸取教训，整顿全师的群众纪律。
在反“扫荡”时，部队出现断粮情况，邓政委就和战士们一道挖野菜、拔灰菜充饥，熬过了七个昼夜。一位新战士不忍心看到政委挨饿，设法弄来一个玉米，邓小平知道这是群众的玉米种子，立即叫这个战士送了回去。
在抗日烽火中，邓小平利用一切机会，亲自抓干部的培训，在赤岸的下温村等地创办了党校、轮训队、政工训练队、随营学校、抗大分校以及供给、卫生、通讯等各种训练班，而且还亲自讲课，纵论形势，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政治工作干部。
在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阶段时，邓小平领导太行军民，响应毛泽东“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一手拿枪，抗击日寇，一手开荒种地，纺纱织布，一面开展敌后斗争，一面开展经济建设，实行“生产自救”。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了“奖勤罚懒”的制度，对有突出贡献的给重奖。他说：“必须建立赏罚制度，在《命令》中规定：个人生产模范、劳动英雄，给予一百元到二百元奖金。有些同志说，这是否过高了？我说不高。这是由其劳动所得的，又不是贪污所得，是应该的。对于懒惰不积极的，要给予处分。懒惰，生产不好的单位必须自己吃苦。否则，赏罚不明，就不能将工作做好。”不久，《新华日报》（太行版）刊载了邓小平的讲话摘要，邓小平又将奖金数额提高为“二百元到三百元”。在抗战困难时期，太行山战士每月津贴费只有一元五角的情